爱华网学者撑起国之脊梁
为了TD，他曾多次上书国家最高领导人；为了TD，十年来他笔耕不辍，摇旗呐喊；为了TD，他誓言“前路漫漫，我还将继续走下去”。为了TD，80岁老学者李进良还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成为一个“执着型”的TD捍卫者，被誉为“TD铁人”。
1952年，在李进良从清华大学毕业前，体育老师，著名的马约翰教授告诉他，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应当为社会健康工作50年。时至今日，当年的那个意气风发的小伙子并没有辜负马教授的期望，一头扎进了对移动通信的开发与生产中，已经为社会超额工作了56年。
“TD铁人”李进良
李进良刚毕业便参与了抗美援朝第一代移动电台的生产试制工作。影片“英雄儿女”中王成背着个像十字架一样的天线的通信机并豪迈地喊出：向我开炮！那个通信机就是李进良走进工厂参加开发生产的第一代产品。前半辈子，他主持或参与研制了我国第一代机载电台、第一代舰载电台及参与研制八一型、小八一型、单边带等三代师团电台，硕果累累。近20年来，李进良对移动通信领域的民族产业崛起又寄予极大的关注，“傻、大、黑、粗的笫一代移动通信民用产品(俗称大哥大)全是舶来品，而后来流行的笫二代移动通信产品市场也并未改观，仍由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西门子、三星等著名的国外公司所占据，上千亿美元流入国外厂商的腰包，自主创新迫在眉睫。”他对笔者说。
在痛感丢失了第一代、错过了第二代的同时，1998年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移动通信TD-SCDMA标准终于诞生了，已经年过古稀的李进良本该到了颐养天年、享受闲云野鹤生活的时候，却不甘寂寞，老骥伏枥，为推动我国通信领域的自主创新奔走呼吁，将自己的命运与TD紧密联系在一起，一干又是十年。时刻为TD的前景忧思，为TD的命运呐喊，并始终坚信，TD产业的发展对于振兴中华民族由通信大国走向通信强国将起到关键性作用。
拯救孕育中的TD
80岁高龄的李进良精神矍铄，目光锐利，应对采访时，反应迅速、吐词缓慢且思路清晰，与他对话，常常使人不自觉地忘记他的年龄。
这种智慧更体现在他看待TD的角度上。“TD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TD的发展对于我国通信产业来说意义重大。”李进良说，早在2000年他就与国际移动通信权威爱国华人李建业博士和周炯磐、保诤、童志鹏、陈太一等院士一起讨论认为：在我国移动通信丢失了第一代，错过了第二代之际，1998年我国提出的TD-SCDMA方案被ITU-R接受作为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建议的五种制式之一，这表明我国已搭上第三代移动通信这班车。
2000年对于TD而言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一方面，2000年5月，TD-SCDMA技术被ITU批准成为3G国际标准，成为中国电信史上的突破；另一方面，我国国产基站、手机及移动交换机分别仅占全年新增量的2%、3%及4%，无法形成市场规模。一直关注TD发展的李进良亲往欧美等地考察国际3G的进展，将考察得到的信息一一记录，并在2000年3月27日上书当时的副总理吴邦国，建议集中全国力量狠抓TD-SCDMA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的开发。在这份建议书中，这位老者感慨道：“我已年过古稀，作为信息产业部电子科技委委员，痛感我国移动通信市场大部丢失，希望在第三代能另辟蹊径，迎头赶上，虽是愚者千虑，但时不我待，机会难再，故不揣冒昧直达阁下。”收到李进良的建议书，吴邦国副总理批示给了原信息产业部，部按批示精神召开了邮电、电子两个科技委联席会议，决定给予TD几千万元的开发经费。
2001年，李进良又给朱镕基总理上书，建议我国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应高举TD-SCDMA的旗帜前进。这两次上书为TD标准的开发带来一丝曙光。
2002年，大唐移动挂牌，拉开了TD-SCDMA的大幕，紧接着在当年的10月，TD-SCDMA获得155MHz的频率资源，随后，TD-SCDMA产业联盟成立。2004年2月，国家发改委批准TD产业化，启动21.7亿元的专项开发资金计划。2005年4月，TD-SCDMA试验网建成，当年底，中国政府向奥组委承诺将在北京奥运会前开通3G服务。
当时，电信界有人论证中国GSM网只能满足8000万用户的容量，因此，中国上3G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2001年我国即有知名人士上书中央举出了增加国民生产总值、扩大就业等几大理由要求立即发放3G牌照。为健康地发展第三代移动通信，我国制定了“积极跟进、先行试验、培育市场、支持发展”的十六字方针。据此，2004年我国政府针对分别由欧洲、美国和我国提出的三大国际标准WCDMA、CDMA2000、TD-SCDMA组织了8个官方试验网，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对比试验。
随着中国3GMTNet第二阶段试验接近尾声，国际通信巨头高层活动频繁，3G舆论众说纷纭，3G牌照是否应该尽快发放也成为业界和媒体争论的焦点。2005年初知名学者胡鞍钢发表文章认为，当时国际上3G技术早巳成熟，市场也早已成熟，要尽快启动3G运营，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世界最大的电信市场。并在文中特别指出，“在经济转轨期间，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国家被俘获(governmentcapture)，它是指国家的某些部门或者公共政策被少数利益集团所影响、所俘获(指国家当了这些利益集团的俘虏)，使其公共政策、公共投资、公共资源分配明显有利于这些利益集团，而以牺牲全社会利益和整体福利为代价。”
对此，李进良发表了《与胡鞍钢教授商榷“国家被俘获下的3G”》一文，针对胡鞍钢教授的观点一一进行反驳，在李进良来看，当时并不是3G牌照发放的最佳时机。当时还引发了一场社会上的“3G大辩论”，参加者有通信技术专家、有经济学家、有教育学家、政策专家、媒体专家，还包括广大的网民等等。
2006年3月由搜狐IT和科技日报联合策划了“3G超级PK台”以李进良为擂主，并邀请他的好友，南开大学信息学院丁守谦教授作为同盟军并肩战斗，他俩还受到各大网站的邀请，不知疲倦地阐述“一统华夏，三分天下”的主张。有位笔者将这些不同主张的辩论者分成8类，将他们二人归之为“执着型”的TD支持者。当年，3G牌照并未发放。
但在那几年当中，TD发展的产业环境并不成熟，各大电信运营商希望能获得更多的3G频率资源和升级空间，倾向采用成熟的国际3G标准，而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阿尔卡特和朗讯等国际巨头也希望借此打开中国市场，对电信运营商示以优厚的设备赠送意向，双方一拍即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在全国各大城市秘密建设WCDMA网，“当时规模很大，全国有30多个城市建了80多个网，有上千个基站，北京大概四环以内都已经布置好了。”谈到这次危机，李进良仍然心有余悸。为了应对这次危机，李进良上书温总理，恳请国家立刻制止这种违规行为。
“我是从一位相熟的新华社笔者那里得到这个消息的，特别震惊，那时只要一发3G牌照就可能立即投放市场，TD就会胎死腹中。”温总理的批复很快下来了，要求发改委和当时的信息产业部联合牵头调查此事，电信运营商违规建设的WCDMA网络被很快拆除了。
李进良身上有一股“温和的力量”，蕴含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强劲力道和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