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权力与繁荣：市场经济的秘密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思考着权力如何与繁荣相关的问题。其实，早在1340年左右，意大利的城市国家斯伊纳（Siena）共和国的领导人就委托艺术家创造了两幅壁画，壁画的主题就直接涉及这个问题。由安布鲁吉奥·劳伦扎蒂（Ambrogio Lorenzetti）创造的这两幅壁画，占据了整个斯伊纳九人统治委员会的议事厅，壁画的题目分别是《坏政府的寓言》和《好政府的寓言》。壁画为奥尔森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所要探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早期的而又简化的看法。
在劳伦扎蒂的壁画中，坏政府是由一位暴君的肖像所代表的，他坐在断壁残垣前，主持邪恶堕落的政务：残暴、背信、欺骗、狂躁、分裂、好战、贪婪、骄傲以及虚荣如此等等。围绕着暴君形象的是各种各样的掠夺行为，例如战争、犯罪和对正义的践踏，它们均以中世纪公共艺术特有的戏剧和服饰表达手法表现出来。相反，在墙的右边，有个共同的善的形象，主持着诸如以智慧、和平、正义、信念、仁慈、高尚以及和谐为代表的好政府的事务。《好政府的寓言》里面的人物形象分成值得注意的两组。一组是士兵与囚犯，而他们的左边则是一群政务官员。这两个次要场景涉及的主题在奥尔森的书中得到特别的注意，其核心问题就是权力的运用及在这一运用过程中市民的作用。
与好政府的壁画相联的是两个画面，即好的城市和好的国家。这两幅画面展示了在成功的治理安排下出现的繁荣景象。在好国家的壁画中，农民在富足的土地上忙碌着，毛驴载着谷物在小山上悠闲地走着，它们的目的地则是好城市壁画中繁忙的市场。好城市周围则是载歌载舞的人们，街上热闹非凡，建筑物富丽堂皇。这些壁画对展示当时斯伊纳共和国内部的治理状态很有意义，但是委托做这些壁画的政权在1355年由于瘟疫和查理四世的外部威胁以及其内部的利益纷争而崩溃了。斯伊纳的发展立刻停顿了，但是它为我们保存了一个很丰富的中世纪生活的博物馆，同时向我们揭示了善治的脆弱性。
在这些壁画之后的636年，一位新闻记者的问题促使奥尔森去追问为什么在坏政府崩溃以后不会出现经济繁荣呢？劳伦扎蒂用壁画回答了这个问题，而奥尔森则以经济学学科的训练与理论创新，用一生的时间在追问公共与私人繁荣的根源。本书就是奥尔森对这些问题的一个回答。
奥尔森认为经济成功要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要有对所有人都稳定的且界定清晰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另外一个必要条件是没有掠夺行为。他注意到，这些条件以及由之而来的最好的经济效果，在那些制度能够使权威性的决策服从全局而不是狭隘利益，以及权利得到完全尊重的民主国家中，出现的可靠性最大。奥尔森指出，这些制度安排揭示了政府经济增长的类型。在小集团或者孤立的市场中，可能有契约的强制执行以及财产体制，而需要增长的复杂市场的发展则不能没有政府。没有民主政治制度的约束，就很难发展可信的财产或者契约执行体制。
奥尔森在对这个结论的研究中，予以苏联及其后继国家特别的关注。但是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许多还没有达到经济繁荣的地方。就如劳伦扎蒂的壁画所清晰表达的，奥尔森看到了壁画背后的东西，因而去问为什么有些政府能够提供支持市场成长的公共物品而有些政府则抑制了繁荣的出现。
劳伦扎蒂壁画中内容的反差涉及的其实是治理的结果问题，但是关于后共产主义的辩论常常把国家与市场看作是不能比较而不是互相补充的两个东西。这种观点对历史上反市场的苏联来说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奥尔森指出，它对我们理解那些国家在促进繁荣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地方却是没有帮助的。
后共产主义国家经济崩溃程度的差异，以及经济恢复速度的不同，与国家的强度以及国家如何运用权力有很大的关系。外部投资和国内投资的水平，新兴私有公司的增长以及其他转轨措施的运用，取决于国家提供基础制度以及克制自己掠夺行为这些因素。如果法院不能可靠地执行合约，或者法官不能强制执行合约，或者国家及其官员与私人投资纠缠在一起，那么国家就是短命的。虽然这个普遍的结论很容易就能做出来，但是奥尔森对政权的类型以及治理与影响增长的制度之间互动的特殊性还是给予了非常缜密的分析。
在写完本书的草稿之后，奥尔森创造了一个概括何种政府可以获得繁荣的词语。他认为，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私有产权并去强制执行合约，而且受到约束不去剥夺这些个人权利，那么这样的政府就是“强化市场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如何提供强化市场型的制度安排确实是个包罗万象的问题，例如，从适当的法院和合约执行，到政府财政活动的管制或者教育的开放，等等。奥尔森的强化市场型政府所强调的这些问题确实是现在许多国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在经济活动中能够说明强化市场型政府重要性的一个特殊例子是资本和信用市场，这些市场对制度的敏感性引起了奥尔森的注意。奥尔森问道：为什么在许多国家，技术和制度允许成万亿美元的资金跨国界流动而在国家之内金融资本的流动量则非常小？当然，银行和银行管制的信息，以及资本市场运行的信息是完全公开的，而且实际上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也能够得到这些信息（大量的美元被捐助于专家和地方官员的培训，以帮助他们掌握更充分的资本和信用市场方面的知识）。就如奥尔森对其同事所指出的：在最繁荣的国家，资本市场、保险以及衍生产品和期货贸易量是如此之大和重要，以及资本的密集性和大规模的公司生产是如此广泛，以致这些国家的政府必须创造更多的市场而不是压制或者取代市场。这些政府的全部影响显然在于增加从市场以及贸易中获益的范围。为什么一定要是政府呢？……有自由至上主义倾向的学者们有时认为合约可以在私人意义上得到强制执行。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通过引入竞争性的机构，通过私人手段来强制执行财产权利这样的办法会引起冲突。其实，依靠私人强制机构履行合约的经济甚至可能会失去使空间场所市场（spot market）赖以存在的和平秩序……繁荣的经济需要强化市场型政府的存在。奥尔森在生命最后的几周时间将观察集中到1997年印度尼西亚、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的金融危机问题上。当然，已经有很多的文献描述了引起这次金融崩溃事件的原因，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我们确实可以在奥尔森所强调的强化市场型政府中发现其在金融崩溃深度上的差异以及这些经济体恢复步伐上的不同。
|!---page split---|
得出政府可以在扩大或者强化市场上发挥关键作用这样的结论，使我们面临更进一步的挑战。即使我们可以清楚地思考到底什么是强化市场型政府，但是你又该如何对此了解更多呢？从某些方面看，奥尔森所认为的尊重权利的民主国家不会去采取掠夺性的政策，并且能够提供稳定的个人权利，这可以使我们首先不必去争论到底怎样才能获得一个尊重权利的民主国家这样的问题。当今成功的国家所采用的各种方法并没有向今天的改革家们提供很多我们本来希望的特殊指导方法。同时，奥尔森常常指出，各种各样成功增长的范例说明，你可以从中发现很多错误的方法，或者不完全正确的方法，但是这类增长仍在继续着。不过，所有长时间持续增长的地方都拥有奥尔森所强调的基本的东西。因此，理解改革可以发生的方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当然，解释制度变迁的一个方法来自于对那些当权者激励动机的考虑。奥尔森在本书中的大部分努力都与各种政权何以能够在财政激励上提供更好的增长制度有关。他还解释了与专制者有关的老化与继承问题对激励水平的影响。尽管存在这样的先决条件，但是政府的自利因素只对制度是如何产生出来的问题提供了部分的解释。为了说明自利的因素，奥尔森在很多地方都指出，导致变迁的一个必然机制就是增加对来自政府内外的精英分子的了解。关于制度与集体行动逻辑的研究、互动、训练以及观念的传播就是非常必要的。
有很多机会可以使我们把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运作因素结合起来考虑问题。在苏联模式的崩溃或者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在印度尼西亚的后续危机）这样的动荡过程中，有很多可以不在常理途径上解决问题的办法。那种以近似民主的方式来合并权威的努力最主要的是需要有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s）。波兰的改革家莱茨克·鲍斯若威茨（Leszek Balcerowicz）把出现这些机会的时期称为“非常政治运动的时刻”（moments of extraordinary politics）[5]。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思考着权力如何与繁荣相关的问题。其实，早在1340年左右，意大利的城市国家斯伊纳（Siena）共和国的领导人就委托艺术家创造了两幅壁画，壁画的主题就直接涉及这个问题。由安布鲁吉奥·劳伦扎蒂（Ambrogio Lorenzetti）创造的这两幅壁画，占据了整个斯伊纳九人统治委员会的议事厅，壁画的题目分别是《坏政府的寓言》和《好政府的寓言》。壁画为奥尔森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所要探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早期的而又简化的看法。
在劳伦扎蒂的壁画中，坏政府是由一位暴君的肖像所代表的，他坐在断壁残垣前，主持邪恶堕落的政务：残暴、背信、欺骗、狂躁、分裂、好战、贪婪、骄傲以及虚荣如此等等。围绕着暴君形象的是各种各样的掠夺行为，例如战争、犯罪和对正义的践踏，它们均以中世纪公共艺术特有的戏剧和服饰表达手法表现出来。相反，在墙的右边，有个共同的善的形象，主持着诸如以智慧、和平、正义、信念、仁慈、高尚以及和谐为代表的好政府的事务。[1]《好政府的寓言》里面的人物形象分成值得注意的两组。一组是士兵与囚犯，而他们的左边则是一群政务官员。这两个次要场景涉及的主题在奥尔森的书中得到特别的注意，其核心问题就是权力的运用及在这一运用过程中市民的作用。
与好政府的壁画相联的是两个画面，即好的城市和好的国家。这两幅画面展示了在成功的治理安排下出现的繁荣景象。在好国家的壁画中，农民在富足的土地上忙碌着，毛驴载着谷物在小山上悠闲地走着，它们的目的地则是好城市壁画中繁忙的市场。好城市周围则是载歌载舞的人们，街上热闹非凡，建筑物富丽堂皇。这些壁画对展示当时斯伊纳共和国内部的治理状态很有意义，但是委托做这些壁画的政权在1355年由于瘟疫和查理四世的外部威胁以及其内部的利益纷争而崩溃了。斯伊纳的发展立刻停顿了，但是它为我们保存了一个很丰富的中世纪生活的博物馆，同时向我们揭示了善治的脆弱性。
在这些壁画之后的636年，一位新闻记者的问题促使奥尔森去追问为什么在坏政府崩溃以后不会出现经济繁荣呢？劳伦扎蒂用壁画回答了这个问题，而奥尔森则以经济学学科的训练与理论创新，用一生的时间在追问公共与私人繁荣的根源。本书就是奥尔森对这些问题的一个回答。
奥尔森认为经济成功要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要有对所有人都稳定的且界定清晰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另外一个必要条件是没有掠夺行为。他注意到，这些条件以及由之而来的最好的经济效果，在那些制度能够使权威性的决策服从全局而不是狭隘利益，以及权利得到完全尊重的民主国家中，出现的可靠性最大。奥尔森指出，这些制度安排揭示了政府经济增长的类型。在小集团或者孤立的市场中，可能有契约的强制执行以及财产体制，而需要增长的复杂市场的发展则不能没有政府。没有民主政治制度的约束，就很难发展可信的财产或者契约执行体制。
奥尔森在对这个结论的研究中，予以苏联及其后继国家特别的关注。但是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许多还没有达到经济繁荣的地方。就如劳伦扎蒂的壁画所清晰表达的，奥尔森看到了壁画背后的东西，因而去问为什么有些政府能够提供支持市场成长的公共物品而有些政府则抑制了繁荣的出现。
劳伦扎蒂壁画中内容的反差涉及的其实是治理的结果问题，但是关于后共产主义的辩论常常把国家与市场看作是不能比较而不是互相补充的两个东西。这种观点对历史上反市场的苏联来说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奥尔森指出，它对我们理解那些国家在促进繁荣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地方却是没有帮助的。
后共产主义国家经济崩溃程度的差异，以及经济恢复速度的不同，与国家的强度以及国家如何运用权力有很大的关系。外部投资和国内投资的水平，新兴私有公司的增长以及其他转轨措施的运用，取决于国家提供基础制度以及克制自己掠夺行为这些因素。如果法院不能可靠地执行合约，或者法官不能强制执行合约，或者国家及其官员与私人投资纠缠在一起，那么国家就是短命的。虽然这个普遍的结论很容易就能做出来，但是奥尔森对政权的类型以及治理与影响增长的制度之间互动的特殊性还是给予了非常缜密的分析。
个人权利得到最有效保护的国家同时也是拥有最高人均收入的国家，或者说，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人居收入水平低下是因为它们缺乏可靠的个人权利，构成了奥尔森在本书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当今世界的现实应该讲与这种判断相当吻合。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读者，我们很自然地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损害aihuau.com个人权利的掠夺行径，不仅来自封建专制政府或君主的无端没收和无政府状态下随处可见的侵权，也来自国家间的野蛮掠夺，其中也包括那些源自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的“文明”盘剥。昔日残暴的殖民者今天摇身一变都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这和它们现在都是最为“尊重权利”的国家一样，恐怕也并非出于历史的巧合。对这个近似于“鸡”与“蛋”的、同时也是事关重大的问题，奥尔森在书中予以回避了。他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如此，我们已无从知晓了。
对奥尔森的主要批评之一是针对他那简化和一以贯之的分析模型。有些人称他为“理论单一”的思想家，即总是用一种简单模型回答所有重大且复杂的问题。其实，这恰恰是奥尔森之所以是奥尔森而非其他经济学家的根本所在，也是他毕生所追求的学术目标。奥尔森终身恪守如下的学术研究信条：-爱华网-“正如伟大的斗士总是力求刺中敌手的颈动脉那样，伟大的科学家总在寻找能够取得突破和具有强烈诉求的问题。故我以为，探求那些重大和高度简化的命题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战略。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自认为一直是这样做的。当然这也是我惟一想做的事。”对此肯尼斯·阿罗评价说，奥尔森凭借简单模型对重大命题所做的解释，大都很能说明问题；奥尔森去世之所以是经济学界的一大损失，就在于他与众不同，而其他经济学家大都相去不远。虽说他的思想形成有许多不同的来源，但我感觉奥尔森心目中的精神英雄是达尔文。他在多种场合都表达过对达尔文的敬意，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简洁、解释力强、而且覆盖面广阔。
奥尔森于1998年2月18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两周后《经济学家》杂志便发表了讣告，并在其遗像下配了一行说明词，把他称为“利益集团的鞭挞者”。该文在结尾处还做了一个合理的猜测：如果奥尔森仍然健在，那么他的集体行动理论，尽管不是完全没有争议，却很可能把他送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领奖台。在奥尔森去世两周年之际，《经济学家》杂志又发表专文，评介他的遗著《权力与繁荣》。该文的结束语是这样写的：“奥尔森是不可替代的，但有这样一部杰作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