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北京初冬的午后，阳光依旧灿烂，对郭田勇教授的专访，就在这个午后进行。
获得“五道口”(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博士学位的他，不仅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的主任，同时还是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亚洲开发银行高级顾问、民建中央财政金融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而他所研究的领域也不仅仅只局限在银行业，从宏观经济到资本市场，从货币政策到财政政策，他都有所研究，并且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这些，可以从郭田勇教授所发表的论文中得到验证：《资产价格、通货膨胀与中国货币政策体系的完善》、《关于我国<证券法>修改的若干思考》、《短期融资券融资主体期待多元化》、《加息的政策效应与货币政策体系完善》、《积极发展货币市场，提高货币政策运作效率》……一篇篇具有影响力的论文，记载着郭田勇教授所取得的成就。
或许正是这一点，所以每次只要有政策出台，总能听到他的声音。
毕业报道“摸错门”
这样一位在业界颇有影响的专家，却在毕业报道时“摸错了门”。
郭田勇教授本科毕业于山东大学数学系，更精确的说法是数学系控制论专业。
虽然是数学系的学生，但在学校的时候郭田勇教授就对金融方面的课程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只是苦于那时候国内还没有金融学，所以他自己看了好多经济学和管理学方面的书，因为他一心想在毕业之后去一个搞经济的公司或是企业。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
那一年，中国人民银行烟台分行需要一批人，就到山东大学招毕业生，郭田勇教授有幸被“相中”。
时间定格在1990年。
“当时我去烟台报道的时候，不知道具体地点在哪儿，就问了不少人，由于当时人们对中国人民银行烟台分行也不是很了解，到最后给我指到了靠近海边的一栋大楼：中国银行。而我当时也没有细分，觉得应该是同一个银行，兴冲冲地跑进去之后，中国银行人事处的同志告诉我‘摸错门’了，说我要去的是中国人民银行烟台分行，而不是中国银行。”回忆起这段往事，郭田勇教授笑了。
好不容易根据中国银行人事处同志的指点找到了中国人民银行烟台分行，郭田勇教授就作为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我们当时去的目的，是因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搞一个全国电子联行系统，在烟台分行设立了一个资金清算中心。”郭田勇教授对于自己大学毕业后从事的第一份工作向记者娓娓道来，而正是这份工作，为他以后学习金融方面的知识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人民银行烟台分行期间，郭田勇教授写了一篇论文，《对人民银行电子联行系统功能扩展的若干思考》，凭借这篇论文，郭田勇教授获得了山东省人民银行授予的“优秀论文奖”。
对于写这篇论文，郭田勇教授也进行了说明：“因为当初做计算机清算和电子联行工作，所涉及的系统主要是用来汇划银行间的资金，而当初中国外汇管理体制尚未进行改革，每天需要大量的外汇调剂、指标调汇，我就想是否也能把调剂放入我们的系统。我们的这套资金清算系统，在银行汇钱的时候，或者说是和人民银行进行票据交换的时候，能够实现无缝对接，只要它一交换完毕，通过他们的计算机就能达到我们的地方，然后直接把钱给划走，这样就使得两头的效率得到了提高。”
在实践的基础上，郭田勇教授的这篇论文终于完成，并且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
“当初写论文的时候，有很多想法现在看起来真的很幼稚，因为当时对宏观经济情况不是很清楚，但包含着自己很朴素的想法。”郭田勇教授谦虚地表示，“不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写这些东西再加上读了不少相关方面的书，这对自己当时学术水平的提高起了很积极的作用。”
两个“空前”与“绝后”在中国人民银行烟台分行工作三年之后，郭田勇教授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研究生。与一般的考研究生相比，郭国勇教授付出更多的努力。
“你想，我在山东大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学过金融学、货币营销学方面的知识，考到‘人大’，肯定需要付出一些努力的。”而这个付出，就是郭田勇教授每天晚上在“守金库”期间抓紧时间看书。
“我们到烟台人民银行工作半年到一年之后，大学生要下基层锻炼，而我学的是数学系控制论专业，当初学这种专业的人非常少，就没有让我去基层，而是守金库。”
“我们的工作是三班倒，我喜欢值夜班。”郭田勇教授说，“值夜班是两组，规定一个人能够睡觉，但一个人要保持清醒，所以我就不睡觉，抓住这个机会看书，这个时间看书的效率特别高。”
凭借着自己的努力，郭田勇教授顺利进入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而后他又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了“五道口”的博士。
说起考取“五道口”的博士，郭田勇教授用了一个“空前”来形容。因为当初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的，考取别的学校的博士并不少，但是考取到“五道口”是非常少的，“这当时在‘人大’看来是‘空前’的，但不知道现在是否是‘绝后’了。”
当然，想要创造这个“空前绝后”也并非易事。
回忆起这段往事，郭田勇教授依旧感慨万千。
“‘五道口’博士考试是7月份，9月份录取，这时间确实是太短了。我当时为了考博士，就在那年过完春节之后，在北京大学边上租了一个小平房，每天到北京大学去自学，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四五个月吧。”至于原因，郭田勇教授解释，当初研究生毕业之前，大家差不多都已经找到了工作，因此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玩，而自己为了考“五道口”，没办法，只能暂时远离大家。
三年“五道口”的博士生涯，郭田勇教授在宏观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毕竟‘五道口’这个地方平台要高一点。”
1999年，郭田勇教授博士毕业，进入了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任职，在担任班主任的同时还搞一些科研方面的研究。“当时我们学校的王广谦副校长，对我们都非常重视，因为当初中央财经大学的博士还非常少，他说，‘你们不能光搞教学，同时也要搞一些科研。’于是，我就接着在‘五道口’学的那些理论，整理出一些观点，发了篇论文《积极发展货币市场，提高货币市场的运作效率》，后来获得了中国金融学会评选的‘全国优秀论文奖’。”
这一年是2001年。
在中央财经大学，郭田勇教授又创造了一个当时是“空前”目前看来还是“绝后”的事情。
“我有这么个感觉，在‘五道口’比较重视搞一些宏观的研究，到中央财经大学之后我就一直想搞一些相对微观的研究。到了2002年，搞了个关于专门针对中小企业融资研究方面的课题并申请到霍英东教育基金。”郭田勇教授说，“在我们中央财经大学，有得过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全国优秀青年教师基金奖的，但凭借课题得奖的，到目前为止也就只有我一个。”
就是凭借着这个课题，郭田勇教授在2003年获得了“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全国优秀青年教师基金奖”，并获得1.8万美元的资金资助。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熟知郭田勇教授的记者都知道，只要有问题想要采访他，只要没特殊情况，他都能满足记者提出的要求。
记得与郭田勇教授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央财经大学举办的一个活动上。活动间隙记者向郭田勇教授递上自己的名片，郭田勇教授在为自己未带名片深表歉意的同时，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这让记者在感到惊诧的同时，更多的是惊喜！因为很少有知名专家愿意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媒体。
将近两年之后跟郭田勇教授提起这件事，他说：“我觉得你们做媒体的，本身也不容易，要将心比心啊！”
“将心比心”，短短的一句话，让记者的心里顿时感到暖洋洋的，或许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媒体朋友喜欢采访郭田勇教授的原因所在吧，不仅仅是因为他在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都有研究，还因为他的友善与理解。
“记者给你打电话，如果你非常冷淡，或者直接把电话给挂了，记者心里也会非常难受。”郭田勇教授说道，“当然，说实话，有时候接受的采访多了也是非常累。”
很多媒体朋友愿意采访郭田勇教授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愿意与大家分享他的看法、他的观点。
“我觉得通过媒体把你的这些看法或是观点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无论是对还是错，起码能够给人一些参考或是启示，这是非常有必要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或许可以这么说吧！”
“我希望我的这些观点，通过媒体报道之后，让管理层看到，哪怕是给他们一些建议，我也是很高兴了。”
郭田勇教授同时还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我们谈农行改革，国务院最后定了十六字方针，‘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但我们在2006年初的时候开始讨论农行改革问题，那时候争论非常厉害，我是属于分拆论者，就是把农行按省分拆，但最后农行还是没有按省来分拆，但是我们的讨论，对农行的改制还是影响非常大的。”
郭田勇教授解释，在2005年之前，农业银行多次上报改革方案，那时候媒体很多都报道过，农行给定的方案里面没有提出过未来改革要面向三农，它是想和工行、中行、建行一样，因为当时在2006年之前，农行也是把经营网点在不断往回撤的。“但是当时为什么能提出农行分拆论呢，我们一个基本前提是农业银行改革还是要以服务三农为主，跟其它银行相比，农行的经营管理链条就非常长，经营管理效率就非常低，同时各个省市的经营差异非常大。差异这么大，由总行来统一做这个工作，那么工作效率就会非常低，所以在服务三农的前提下，我们认为要进行商业运作，所以抛出分拆论。”
“如果没有我们提出的分拆论，农业银行当时的改革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和另外三家就一样了。所以，你说我们做的工作没有用，不能这么说吧？”郭田勇教授笑了，“当时我们觉得是一个很质朴的想法。”
“后来农行就说，你搞农行分拆论，不就是想出名嘛！我就说从严格意义上说，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来说，想不想出名，就像你作为一个银行人士来讲想不想升官，做生意的想不想挣钱一样，你不要说是想成名。”
“我们只是讲我们的观点是否正确，如果从动机上考虑意义就不大了。”
银行业应走多元化盈利渠道
作为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教授对金融风暴下的中国银行业如何发展提出了自己的一点看法。
“我觉得金融风暴下，整体来看对中国银行业不会有太大的冲击，”郭田勇教授很干脆地说，不过，从未来来看，像前几年盈利增长速度这么快，是“幸福时光可能会成为往事”。因为确实前几年，银行改制之后释放出制度效应非常强，另外一方面前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块，银行的效益非常好，但目前在金融风暴下，中国的银行经济效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未来银行的盈利再想保持那种达到百分之百的盈利增速，应该说是非常难的。
“我想，首先作为一个银行业，在未来的发展空间盈利增速可能会变缓的前提下，银行业发展无非就是两方面：第一是怎样去寻找更多的盈利点，第二就是借鉴美国金融风暴的经验，在寻找盈利点的同时怎样做好风险的管理和控制。”郭田勇教授说。
他解释，从寻找新的盈利点方面，我们要看到中国在未来比较长的时间内，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中的主导性地位是难以发生改变的，或者说银行贷款成为银行一个重要的盈利点。“虽然我们要发展资本市场，但是要达到和银行并驾齐驱的地步，还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所以说作为中国的银行业，与中国的这种融资格局相适应，一定要巩固好传统业务，巩固好存贷款业务。”
郭田勇教授进一步解释，我国的银行业在社会中还是唱主角，因此在巩固同时还要未雨绸缪。因为从发展来看，无论是随着银行业竞争不断加剧，还是随着利率不断市场化，银行业传统的盈利可能会变小，所以要发展中间业务，进行混业经营和金融创新，去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包括去海外扩张，但关键还是要开拓中间业务，开展混业经营，有一些方面未来的确会给银行形成越来越大的盈利贡献率，但是我们要吸取美国的教训，防止在一些区域形成比较大的风险。”
“有人说金融风暴的原因是这些人过于自私和贪婪，但我觉得自私和贪婪这件事本身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去批判的。现在无论是国内的炒股者还是投资者，哪个人不自私、不贪婪呢？”郭田勇教授反问道，“所以不要把自私和贪婪作为分析金融风暴的原因。包括西方国家通过压低工资的方式控制风险，我觉得这就招不来最好的人才。它出现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外部的控制和内部的监管没有做好。”
当然，对于中国来讲，首先商业银行在未来的发展中，具体怎样去搞创收，使所取得的盈利最大化，或者说是更多的盈利。此外就是在创新所获得的短期利益非常大，但没有意识到未来所形成的风险，或是忽视这个问题，或者是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但没有防范，“从短期来看是获得了盈利，但长期来看是隐患，那么最后出问题以后，倒霉的还是自己。”
“总体来讲，可能中国银行业很有幸处在中国发展潜力非常大，发展速度比较快的，未来保持盈利增长应该是问题不大。我们确实在发展中，银行业不断地进行转型，要看到依靠传统的存贷款来获得盈利的模式在目前不能丢，而且要巩固好。从长远来看，随着市场化经济的成型，银行要不断转型，既要做中间业务和零售业务，也要做混业经营，同时还要往外走，这样才能形成一种多元化的盈利渠道。”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郭田勇教授最后这样表示。
郭田勇教授简历
汉族，山东烟台人。现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并担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分别于山东大学数学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并曾在中国人民银行烟台分行从事金融实务工作。
郭田勇教授在金融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尤其对中国银行业改革发展、经营管理、业务创新等方面有较深造诣。2001年获中国金融学会全国优秀论文奖，2003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全国优秀青年教师基金奖，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郭田勇教授同时还是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亚洲开发银行高级顾问、民建中央财政金融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