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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凯：财富新观念，创造新财富，大家好，我是王凯。我们都知道，中关村被誉为中国的硅谷，它曾创造过一系列的辉煌：每4.8分钟诞生一家企业，每3.6天就有一家企业跻身年销售收入超亿元的行列。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也是缔造这传奇的一员。也许是太传奇了，引起了国际软件巨头微软公司的兴趣。
2007年11月6日，美国微软公司CEO鲍尔默乘坐自己的私人飞机抵达北京，一下飞机便直奔北京昆仑饭店，在这里等候他的是中国用友软件公司董事长王文京，双方进行了一次中国本土最大的管理软件公司与全球最大的软件公司之间的最具分量的对话。
王文京：我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的话应该是在05年左右，也就是说两三年前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包括微软，包括其他一些欧美国际公司也曾经给我们抛过这种信息，甚至探讨过，你愿不愿意出售你的股权，愿不愿意把你的公司卖给他们，他们来整体收购。
记者：当时自己什么想法？
王文京：当然这个我们自己决定当然不会卖么，就是完全并购这个方式我们从来没有展开去谈过，因为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意愿。
2005年微软有意整体收购用友时，业界传言当时的出价是10亿美元，但这并没有打动王文京的心。随后2007年初，微软又有意对用友进行战略性投资，但最终仍然遭到王文京的委婉拒绝。一直参与谈判的用友公司副总裁郑雨林其实很清楚，在资本合作层面，用友公司，或者说王文京本人，都有着一个无法逾越的底线。
郑雨林：根本的分歧不是说在价钱，用友公司实际上一直在资本层面，相对来说，可以说保守，就是说我们从来不会在公司的主导权上有任何的谈判余地。
虽然收购的意向没有达成，战略性投资的谈判也破裂，尽管用友在资本层面两次回绝了微软，但微软却仍然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一方似乎是穷追不舍，另一方似乎是欲拒还迎，直到两年后用友和微软的手终于真正的握在了一起。用友成为了微软在全球第12家、同时也是亚洲的唯一一家全球独立软件开发商合作伙伴。
王文京：因为微软也希望进入企业软件领域，另外在拓展中国市场、亚洲市场，那么它也需要一些在这个领域里边做的很成功的公司，如果说能够成为并购对象当然最好，如果不行成为伙伴也很好。
记者：和微软形成伙伴关系之后，至于用友意味着什么？
王文京：这个合作就是从原来区域级到了总部级合作。也就是微软最新的一些基于.net平台的技术包括开发的工具，我们可以在我们新产品开发上可以最早的引用，而且在开发过程之中能够得到它总部的一些相应专家直接的支持。
王凯：规模2亿美元的用友对规模500亿美元的微软两次说“NO”，却仍然成为谈判桌上的赢家，这与用友作为中国本土最大的管理软件公司的地位不无关系。而能拥有这一切，在王文京看来，得从1988年北京展览馆举办的一次会议说起。
王文京：我是偷偷跑去听的。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在机关，还没有正式离开，因为我离开是10月15号，那个会是8月15号，所以我是偷偷跑去的。
记者：那一年你是24岁，24岁的时候创业的。
王文京：我是大学毕业的比较早，19岁大学就毕业了，毕业了就分到一个中央国家机关，在机关工作了五年。就像你说的也被评选过新长征突击手
记者：那应该是个很高的荣誉了。
王文京：被破格涨过一级工资。但是工作了三四年之后自己感觉呢，那时候考虑是不是应该做实业，办一个企业更符合自己的志向。
记者：是哪一年突然有这个想法？
王文京：应该是到了86年左右，因为那时候我们国家很多方面我觉得还是很开放的，包括新的思想、思潮。
王文京：那么到了88年，88年的时候国家国务院正式批准在北京成立一个叫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实验区，就是今天中关村科技园区前身。
王文京：我印象很深的就是88年8月15号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实验区在那边开过一次会，像是一次政策发布会，就在这个会上宣布了十八条政策，国务院批复的，鼓励各种专业人员，特别是有技术的人员到这个地方来创办新型体制的高科技企业。这个会听完以后回去我就最后决定，给我们领导写了一个辞职报告。
在那个年代放弃铁饭碗，已经让人很吃惊了，而王文京的辞职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王文京出生在江西上饶一个贫困的小山村。1977年当听说恢复高考时，他才上初中三年级，却隐约把成为一名大学生作为了自己的第一个梦想。两年后，年仅15岁的王文京考上了江西财经大学，4年苦读后，19岁进入国务院做公务员，到他22岁时，已经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司的年轻干部。学而优则仕，贫苦孩子王文京让很多人羡慕，从小山村进入国务院当国家干部，在那个年代无疑是跃过了龙门。
王文京：在我们老家那个乡里边，我们那年是唯一一个，然后大学毕业以后最后说要分到北京工作，而且是国务院直属机关，在当地来讲觉得这个都是太难得的一个发展趋向，所以在上北京这一天，当时乡里的领导还专门找了一辆大客车把家里一些亲戚朋友用大客车一块拉到上饶，送我上火车。
记者：一辆大客车就为了送你一个人？
王文京：对。
记者：当听说你要辞职，不吃皇粮的，要当一个个体户，老家人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有没有什么反馈？
王文京：那段时间正好我父亲也在北京，他也是感到特别吃惊，国务院直属机关多好啊，很多人想进都进不来，这么好的工作单位为什么要离开辞职，而且辞职以后，当时我的关系到了街道，就成了待业青年，要去做个体户，很多人都理解不了。
记者：你是怎么劝父亲同意你这个决定或者理解你这个决定？
王文京：我就带我父亲，有一个周末就带他到中关村这边看，看了一些新发展起来的企业，跟他讲，这边这样一些企业，现在发的前景，他们发展的方式啊，那么看了之后呢，应该说我父亲对这个方面，原来一些顾虑，也打消了蛮多的顾虑。
记者：我听说你到现在为止还保存着二十来本毕业的时候看的一些企业家的传记。
王文京：对，我记得是二十本，就介绍美国和日本在19世纪下半页和20世纪初一批美国和日本的创业家故事，他们基本上都是白手起家的，然后把一个产业把它创办发展的很成功，这个故事对自己来讲很受感染，因为感觉中国改革开放，我们很多情形跟19世纪的美国，20世纪初的日本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就是这个社会大的创业环境和氛围，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也能够有机会成长出各行各业的很成功的创业家。
王凯：此时，王文京的内心激荡着一个新的梦想——像那些世界级的企业家一样，从无到有创办一个自己的企业。其实在当时，很多人下海的人都挂靠一家国有企业，可是王文京却注册了一个在当时看来身份低级的个体户？他这又是为什么呢？
王凯：话说王文京扔掉了铁饭碗，踌躇满志要做一个世界级的企业家，不过他没有想到，扔掉了国务院的铁饭碗，自己并没有成为想象中的企业老板，而是变成了在当时看来身份低级的个体户。
王文京：我们88年的时候正式公司注册在海淀区，我们叫服务社，不能叫公司，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用友财务软件服务社，那个时候工商部门经常召集我们这些个体工商户开会，我们一大屋子人，什么行业都有，除了卖服装的、卖电子表、电器的，那就是修鞋的、修自行车的，但是我们在一块开会我感觉特别好。
记者：为什么？
王文京：就是说，当时我结识一些，比如是像大中电器，当时它是卖音箱的，像科源飞机他开始是做饭馆的，在中关村，做的很好，生意非常红火，后面做飞机去了。我觉得这些人都很有能耐啊，而且大家都很好，就是凭自己的知识、能力劳动去生存去发展，我感觉特别好。
在当时的中关村，既有联想那样“戴红帽子”的，也有四通那样的集体企业，这样的公司形态使得这些企业能够共享到国有、或者集体单位的资源，顺利度过创办初期时的艰难。而在王文京眼中产权最明晰的个体户其实得不到更多的政策优惠。不过，这个个体户还偏偏被一家国营单位相中了，当年财政部会计司的科级干部许建钢就做了月老想撮合双方。
许建钢：大概在(用友)公司成立了一两年以后，这时候用友已经显示出比较好的发展前景，有些机构就看到这个，就托我跟王总讲，能不能在他这上面挂靠，他回答我不挂靠了，但是表示对人家感谢。
此时的中关村已经颇有点风云际会的味道。四通、信通、京海、科海等一大批民营科技公司已经成立，闻名中外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步形成，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成立也像是打了一针强心剂，这里的科技企业已经近两百家。而就在这一派热火朝天中，如果说大部分公司都将目光投向电脑硬件，王文京却踏足了另外一片少人问津的领域——财务软件！
王文京：我们没有选择做硬件，而是选择了当时很艰难的做软件，为什么呢？因为从事财务软件我们就看到中国很多的企业单位、事业单位他们的财会工作，那个时候的方式还很原始，就是手工和算盘，但是我们感觉到他们要变，有这个需求，因为电脑出来了。84年、85年的时候PC开始出现，就是给这个行业的改变带来一个机会，就是可以电脑化，所以我们当时觉得应该产生出专业的公司提供会计软件、财务软件。另外因素，我们也很清楚，到中关村的话，我们是第二拨，倒电脑，买卖电脑已经有大批公司要做了，我们到这边做没有什么优势。
然而，软件这条路王文京走得并不轻松，当时很多时候软件都是随硬件被免费搭出去，有的人甚至还没有听说过软件这个词。不过很快，王文京对市场的判断就得到了印证。在这本讲述用友二十年商业历程的书里，专门提到了1989年12月9日财政部下发《会计核算软件管理的几项规定》，这项试行规定允许不同所有制的公司提供商品化的财务软件，这种推进市场化的做法给当时的用友提供了破壳的机会。
王文京：后面我记得到了89年还是90年，当时我们跟国旅总社，就是国际旅行社总社，他们的财务我们卖了一套软件给他，七千块钱，我们营销副总把七千块钱拿回来的时候大家很高兴，因为七千块对我们来讲就是很大的单子，就跟我们今天拿一个七百万的单子概念是一样的。
记者：那个时候有没有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王文京：定过，那时候其实我们公司没有几个人，后面到89年的话也就十多个人，那个时候我们定了一个目标就是，我记得就是，那时候做了一个十年规划，十年后要达到三千万。
记者：就是1999年
王文京：对，到1999年要达到三千万的规模，那时候一千万的规模在我们心目中是一个天文数字，要达到三千万是很高的目标。
在那间只有9平米的小房间里，王文京不仅定了这个当时看起来似乎是遥不可及的数字目标，甚至他还为用友定了一个叫得更响更大的使命目标——发展民族软件产业，推进中国管理现代化。那个1999年达到三千万销售额的数字目标实际上到了1995年就提前实现了，到1997年时用友的营业额已经超过了1亿元，2007年用友的年销售额更是超过了13亿，当年那个使命目标王文京也一步一步地实现了。
王凯：如今回顾这段发展历程，王文京的一位员工告诉我们，他们公司的档案室里保存着一份珍贵的文件，用他们内部人的话说，如果没有这份文件，或许就没有用友软件的今天，这是一份什么样的文件？又怎么能决定一个公司的发展命运呢？
王凯：上节我们说到一份对王文京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文件，这就要回顾到1996年，当时王文京的用友软件形势一片大好，但他却突然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公司转型。而这个重大的决定，仅仅是因为一句偶然听到的话。
王文京：那一年夏天走到东莞，东莞我们当地合作伙伴的老总跟我讲，他说现在在东莞我们的财务软件已经越来越不好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确实很震惊。因为东莞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走的比较前的。
记者：比较前沿的
王文京：对。很多当地的公司它的选择，它的趋向代表了未来其它很多地区的选择和趋向。所以当时一听我确实感觉这个问题很大。
此时，距离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还有3年时间，但是欧美的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将生产制造环节向珠江三角洲转移，同时来自于台湾、香港的外资企业也不断向这里迁移。尤其在东莞、深圳这样的城市，生产制造行业已经形成产业集群。而这次东莞之行，这里市场发生的悄然变化，都令王文京似乎感觉到了一次来自于地壳深处的震动。尽管此时用友在市场份额上依然遥遥领先，但他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断。
郑雨林：我们公司的成长性也非常好，社会舆论都非常好。就在财务软件市场还在成长的时期，王总就有这样一个论断，就说独立的财务软件公司未来将不复存在。
王文京：那次之后就安排公司相关人员做了专项调研，在这个调研基础上当时我们就做一个决定，从财务软件向ERP、新企业管理软件转型。
也许任何一种变革都势必要承受各种压力，不过王文京没有想到，这种压力会持续十年。用友自主研发的一款企业管理软件，历时三年，耗资上亿，其间还经历了几次员工的集体跳槽，上市后却持续七年亏损。当周围的人多次建议放弃这款产品时，王文京却始终没有动摇。而正是这次转型，使得用友从全国财务软件市场的老大，又一跃成为了中国管理软件行业的领跑者。
记者：你是不是这次转变之后甩掉了很多平时的竞争对手？
王文京：你说的这个情况大致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就发生了，那么一批只有财务软件、没有别的管理软件公司最后成活不下去了，有的是倒闭了，有的是转行了，有的被我们收购了。我们是02年，成为中国ERP管理软件市场的第一。
如果说王文京对于市场的判断让人称道，那么他与创业伙伴苏启强的分手更令人称奇。两个人既是同事，又一同辞职合伙创业。当苏启强有意离开时，他在用友占有的股份几乎与王文京不相上下。在见惯了分分合合、吵吵闹闹的中关村，这样的分手就意味着一场激烈的纷争。
王文京：那个时候就是说苏总自己也在思考，做了五年软件之后他发现做软件开发企业压力比较大，但是社会上缺做软件销售的企业，所以我们也比较自然，我就用友在这边继续做，苏总去创办一个新的企业，原来在用友这边的，我们共同合作的股份，大家以一个合适的价值做一个处置。
王凯：王文京和苏启强的分手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充满纷争，王文京只是支付了一笔规模不小的现金买回了苏启强的股份，但这个举动却让他在当时几乎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尽管如此，直到现在，他们俩一起创业的照片还一直挂在公司最醒目的位置。该是谁的就是谁的，包括荣誉，这种分手在王文京看来似乎就是这么简单。
在这简单的背后，其实是两个人在经营思路上的分歧。大凡分手总难免要带上几许纷争，而他们看起来却分得如此轻松。很多人将此归功于用友在产权上的清晰。而事实上，分家，带走了现金，却留下了品牌和发展基础。人们不禁要问，同样面临国内外强劲的竞争、面临创业伙伴的离去和纷繁复杂的市场环境，用友为何能成为例外？
王超，《IT经理世界》杂志创始人之一，曾经跟踪采访王文京多年，对于这个被媒体普遍称之为枯燥的采访对象，他有着自己的体会。
王超：你看用友发展的历程，他每一步都踩在点上。这里面也是有一个他性格的特点，就是专注度非常高，注意力非常集中。一个人如果注意力不够集中，他对机会的把握，对事情的判断就会大打折扣，无论多聪明，但王文京专心致志就做好自己的企业，这种专注度保证他能够捕捉住机会，把握住节奏。
多年以来，用友似乎一直只是专注于做好自己，在软件行业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里，王文京很少提及竞争对手。然而，2007年起，王文京似乎变得一反常态，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国际管理软件厂商的商业模式，这背后，很多人都在揣测王文京的真正意图究竟何在。
王文京：这是因为我们确确实实看到国际厂商，在中国的一些国际厂商，他们的产品解决方案和他们的服务模式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的背后，就是我们作为本土厂商的机会所在。
记者：这是不是说明你们看到了一片新的领域？
王文京：我觉得今天形成这样一个格局和要求。比如说在高端市场，我们全国的客户已经超过三千家，那么国际的厂商在中国它绝对没这个数量，我们在数量上已经超过它。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提出客户经营的战略，也就是我们第二次转型。就是要从原来的传统经营，解决方案经营，往以客户为中心的，基于全面企业应用服务的客户经营模式转型。那么通过这样一种商业模式，建立起我们更大的一个差异化的竞争优势。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转型的成功实现，把用友发展成一个世界前三的管理软件提供商。
2007年3月22日，用友软件园正式开园，这里是亚洲乃至亚太地区最大的管理软件产业基地——用友软件园，规划总面积达到了40万平方米，能容纳1.2万人同时办公。如今，在这个软件园里，王文京正编织着他的世界级软件企业的梦想。
王文京：企业它也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它是需要梦想驱动的，当年我们的梦想是要发展民族软件产业，推进中国管理现代化；今天我们的梦想就是要用信息技术推动商业和社会进步，在此基础上把用友发展成一个世界级的软件公司。
王凯：从发现市场而投身商海，到从单纯财务软件转型为群面的管理软件公司，再到如今的世界级软件公司的梦想，在一次次市场搏杀的前夜，王文京内心的暗流激荡可想而知。有人说王文京过得很累，我不敢妄自揣测，但对一个怀抱伟大梦想的企业家，什么又叫轻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