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与美国截然相反，巴西已然成为全球的一个缩影：“5%最穷的巴西人，在全世界最穷的人之中；而5%最富的巴西人也在全球最富的人当中。”7
巴西人已经习惯了富豪与穷人之间惊人的财富鸿沟。这一现象部分地反映了巴西自然资源的禀赋特点：开发本地资源需要大量资本投资。巴西的“低枝果实”资源非常少。巴西早期发展历史所涉及的大种植园必须依靠大量的农场劳动力。与美国的情形不同，美国的自耕农民依靠相对较少的土地就可挣得生计，而巴西早期则由从葡萄牙王室获得土地的受赠者主导这些大种植园，他们以监管者的身份经营比欧洲国家还大的广袤土地。尽管后来这些人控制的土地面积有所减小，但开发这些土地资源所需的投资仍然十分巨大。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斯基德莫尔（Thomas Skidmore）总结道：“成功需要一定的投资量，而（开发）风险之巨大、回报之不确定使得这些土地受赠者不愿意进行足够的投资。”8
富豪统治土地的传统说明，巴西从一开始就处在一种不投巨资就不能发展的环境之中。而且这一情况愈演愈烈。
随着巴西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也曾在民主进程中实行收入再分配，但是其贫富差距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究其原因，至少一部分应归咎于巴西政府此前没有足够的信用支撑信贷自由，而信贷自由正是主导发达民主国家政治的实验性政策。在实行信贷自由的国家，大家都错误地认为通过政府贷款可以解决补贴、救济、福利等社会问题。况且，只要有3A级信用就可以向经合组织的政府贷款，因此长期以来世界各国对此欲罢不能，这反而使那些国库亏空的国家耗费了大量的资金。例如，美国政府就是通过长年累月的贷款来掩盖其日益缩减的个人收入的。不幸的是，新贷款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越来越小，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潜力日益下降，这一点在美国、英国、日本、希腊、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都得到了印证，而且很快也在其他国家得到了印证。
巴西最有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形：随着贫困人群收入的增加，收入再分配的压力将会减弱。显而易见，激增的能源投入推动了巴西经济的飞速发展。在2011年5月之前的8年间，美国人的收入出现了下滑，而巴西却有4000万人的收入水平由贫困线提高到中产阶层的水平。
虽然美国在科技研究方面的投资造就了新的产品和新型盈利公司，但是再也无力复制50年前优于任何人的生产力比较优势，也就不能再次制造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收入鸿沟了。形象点说，就是没有人知道去哪里找个梯子才能帮助普通美国人够到高枝果实。
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前75年，美国尽享唾手可得的低廉能源，而巴西却在石油和其他高能燃料稀缺、昂贵的时机蜕变为一个能源大国。随着全球石油产量的逐渐减少，能源变得越来越贵，巴西就更有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自身的繁荣，本书下文还将论述。
在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干旱土地上，“生产一磅小麦需要耗费半吨水，或者125加仑水”。9不过，巴西就像有了充足水源的沙特阿拉伯。虽然巴西只占世界5.7%的陆地面积，可是仅流经亚马逊盆地的淡水就占到世界的20%。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淡水资源能与巴西相提并论。用水资源专家斯蒂芬·所罗门（Steven Solomon）的话来说：“巴西比世界上任何富水国家的水资源都要丰富……远远超过其人口的用水量。”10
水本身是很重的，要通过廉价的长距离运输来出口显然不可能。因此，在缺水时期，以实物的形式出口“虚拟水”变得越来越重要。谈到巴西的生物燃料优势，亨利·曼斯（Henry Mance）在《金融时报》中写道：“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像巴西一样如此轻而易举地提高生产力，因为巴西既有水资源、土地资源，又有转化生物燃料的技术。”11
巴西作为一个资源禀赋优异的国家，当资源价格低位运行时，其地理位置不利于资源的开发；然而，随着资源价格的不断高涨，地理位置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其实，这只是“巴西故事”的冰山一角而已。
1501年，神勇的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作为抵达巴西的第一人，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假如地球上存在天堂的话，那么一定跟这片土地近在咫尺。”12巴西资源之丰盛无与伦比。从某种意义上说，进入巴西之艰难及其资源开发的难度使巴西成为了人类未来的储备库。
因为有着世界最著名的植物、淡水鱼和哺乳动物等种群，巴西成为世界公认的物种最为丰富的国家。除此之外，巴西还拥有数量庞大的两栖动物、蝴蝶、鸟类和爬行类动物；其多达1000万～1500万种的昆虫更是令巴西稳居世界昆虫种类之首。13
几个世纪以来，巴西的经济发展备受其地理和政治原因所累（详见第3章）。与美国相比，巴西缺少有效的“单位海岸线”，这一概念是由尼古拉斯·拉谢甫斯基（Nicolas Rashevsky）在其著作《通过数学看历史》（Looking at History through Mathematics）中提出的。在拉谢甫斯基看来，欧洲之所以能引领经济发展的潮流，就是因为其“单位海岸线”，即海岸线与国土面积之比，几乎比中国高出10倍有余。14这为其提供了低廉的运输成本和高额的贸易利润。历史数字说明，货物的陆运成本更是要比水运成本高出30倍。从这个角度来看，地形结构本身便决定了其丰富资源得以开发的困难和所需资本的密集性，而这也阐明了巴西大部分地区人口稀少且未曾开发的原因。比如，巴西的陆地面积几乎3倍于印度，然而其人口却仅为印度人口的1/6。
对于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和其他早期探险家而言，尽管他们意识到巴西可能是“人间天堂”，但是对这一天堂的高成本性显然认识不足，因其发展需要巨量资本。表面看来，巴西拥有4650英里的海岸线，似乎展现出有利的“单位海岸线”，而且世界第一大河——亚马逊河绝大部分流经巴西。可是，除了流经热带雨林的亚马逊河外，大多数河流流向西北，这些河流的河道穿山越谷，因此更适合开发水电而不是水运。
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国家，而大部分历史说明热带雨林环境一直是其发展的障碍。经济活动很难适应热带雨林环境，单就地面清理而言，热带雨林就比温带森林需要更多工作量。另外，热带雨林的土壤贫瘠，气候太湿不利于谷物成熟，而那些可以成活的庄稼可能因为病菌感染而收成大减。
即便是在亚马逊平原这样的雨林地区种植庄稼，也得遭受各种危害的侵扰：从毛毛虫杀手、锥状石色的致命蜗牛（其一滴毒液足以毒死20个人）到微小而绚丽的黑色毒蛙。雨林及河流中遍布着成千上万的有毒动物，凶恶的锯脂鲤、毒蛇、蜘蛛和各类昆虫都期待着品尝一下人类的血液。除此之外，令人提心吊胆的还有携带疟疾和登革热的蚊子、大量的毒蜘蛛和狼蛛。在所有蛛类中还包括世界上最危险的蜘蛛：巨型巴西游蛛，腿长5英寸，2012年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列为世界上最毒的蜘蛛，其毒性之大已是老生常谈，只需0.006毫克毒液便可以毒杀一只老鼠。
热带雨林环境，加上其地理特征和不宜航行的河道使得巴西丰富的资源无法实现低成本开发，这反而令这些资源得到保护。巴西的地形和气候使其发展受到阻碍，除非开发收益足以抵消开发成本，从这个意义讲，其实这些不利因素只是推迟了巴西的发展。
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那个时期，美国的自然资源几乎完美地促成了美国的繁盛，而今“风水”已经转到巴西。随着低廉能源时代的终结，美国逐渐丧失了自然优势，而巴西的优势却得以相对增长。巴西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利用国之一，大约82%的电力来自清洁可再生能源，而美国则只有11%。基于其广阔的增长空间，巴西的能源需求增速要高出美国10倍。如果按人均计算，美国仅住房取暖的能耗就已经超过了巴西的能耗总和。
随着全球逐渐变冷（本书作者关于全球气候的论断），巴西的相对优势会进一步增强。基于此判断，暖热的气候使巴西经济较之高纬度地区经济更有优势。
巴西还具有另一个独特优势，便是在世界破产浪潮中，其政府并不在列。在美国，为了重新推动消费，政府慷慨地实施了几万亿美元的救市和刺激消费计划，然而在这样一个经济滞缓的时代，政府其实根本无力承担这些费用。随着美国偿付危机不断加大，削减赤字开支已是必然趋势。因此，巴西的相对优势又得以加强。
基于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在未来几十年里，巴西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具经济发展机会和发展活力的国度。正如美国女演员卡伦·艾伦（Karen Allen）所言：“生在巴西即是美国人。”虽然，这一观点由来已久，但是代表了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有关“美国梦”这一概念的重要观点。亚当斯写道：
美国梦倡导所有人，不论阶层，都应该过上更好、更富有、更幸福的生活，这是美国人对世界思想和人民幸福做出的最大贡献。这一梦想或希望从美国独立之日起便得以展现。也是从那时起，美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每一代人都见证了草根民众是如何从那些销蚀这一梦想的阻力中成功崛起的。
在艰难的大萧条时期，他继续写道：
最严酷的斗争可能就在我们眼前——这不是要革现有秩序的命，而是作为普通人对“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这一精神的坚守，因为这正是历史视域和圣贤智慧赋予我们的精神。15
现在，美国梦俨然是当代美国人形象不可或缺的部分。其实，是亚当斯最初明确了这一说法，并在其1931年出版的《美国史诗》（The Epic of America）一书中大行推广。“追求幸福”听起来可能多了一些杰斐逊风格，但并不意味着它始于费城的独立宣言。它的起源至少能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写道：“幸福是生命的意义和目的，也是人类存在的终极目标和归宿。”
由此看来，美国梦的进取精神展示了人类普遍的生命诉求。无论是北京背井离乡的农民工，还是莫斯科街头的售货女郎，抑或是印度德里的三角饺摊贩，无论是住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里，还是生活在美洲的一个小镇上，人们都对幸福充满了渴求。幸福跟美国人如此接近，多半是因为美国有着充足的低廉能源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当然，美国尽享能源优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幸福的追求确实鼓励美国人不断奋斗并取得成功，而最初的美国人却认为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正如《投资者商报》（Investor‘s Business Daily）网站所显示的：“在过去的十年里，私营部门的实际工资收入增长率已经跌到了4%，比1929～1939年的5%还要低。”16
换言之，21世纪前十年的工资实际增长率比经济大萧条时期还要低。
对美国梦的分析中，有一个未提及的问题，那就是对物质消费欲望的不断提升，以至于把一些相关物品视为社会地位的象征。1936年，霍勒斯·卡伦（Horace Kallen）观察发现：“美国梦把人视为消费者；实际上，美国故事也是美国人为了在美国生活中体现上述内容而做出的不断努力而已。”17
对未来一代美国人来说，问题是这种进取精神的式微是否意味着美国梦的终结。这种具有广泛吸引力的理念会不会保持或者在别处得以体现？当然，随着移民的不断继续，美国梦不但应该保证进取精神的实现，而且必须发生在有理由打造出“美国梦”的地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确保了进取精神的发展，可是假如用“美国梦”来描述中国经济，就有些乱点鸳鸯谱的感觉。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印度和俄罗斯。但是，作为金砖四国的第四个经济体，巴西具备了其他金砖四国所欠缺的特质：唯有巴西这个经济快速增长的新经济体，才完全符合美国人的“美国梦”。的确如此，如果从历史渊源来讲，巴西比美国更有资格代表“美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