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周作民(1884-1955)的一生几乎都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中度过的。金城银行是旧中国最大的私立银行，作为掌舵人能够引领它驶过惊涛骇浪，没有沉没，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北洋政府时期，他与段祺瑞、冯玉祥、安徽督军倪嗣冲、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财长梁士诒、国务总理熊希龄一见如故；北洋政府垮台后，他又与蒋介石、张群、黄郛、戴笠等关系极好；日伪时期，他与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清水董三等酬酢甚欢；解放后，周恩来称之为同宗兄长。
1884年(光绪十年)2月，周作民生于江苏淮安，其父周佩香是清末举人，因对政府失望，无心仕途，以开馆授徒为生。周作民原名周维新，取《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意，后因戊戌变法失败，其父担心触犯时忌，为其改名周作民(《尚书·康诰》曰：作新民)。从这个换汤不换药的文字游戏中，可以看出周父对时局的看法和对儿子的期许。
在周父的调教下，周作民从小就打下了不错的旧学基础，16岁时，他转入无锡东文学堂读书，师从国学大师罗振玉，深得罗振玉喜爱。后来能以外省学生占得广州官费名额留学日本，与罗振玉的大力奔走不无关系。罗振玉学贯中西，堪称一代宗师，但其私德颇为人指摘，不知对周作民的人生观是否有影响。
1906年，周作民考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京都帝国大学前身)，在日期间，留学生大多热衷排满革命，而周作民并未参与，好像革命离他的生活很远，他的心思都在学习上。周作民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他后来一生都在和政治人物打交道，但对政治似乎总保持一定距离，也许这样做是最安全的。两年半后，广州官费停发，周作民辍学回国。1908年，周作民在南京政法学堂担任翻译，业余时间学习财经知识，辛亥革命后，进入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担任库藏司科长，不久，南北和解，周作民随临时政府迁往北京，1913年任库藏司科长。1915年，时任财长的熊希龄下台，与周作民素有嫌隙的周学熙第二次就任财长。时任司长的周作民官场梦碎，愤而辞职。
周作民辞职后，便去拜会中国交通银行行长梁士诒，说明来意后，梁士诒一口答应聘请他担任中国交通银行总行稽核课科长，并兼任国库课主任。毫无疑问，周作民很有才干，在银行界口碑不错，同时梁士诒也很看重他在财政部做司长的背景，他多少有一定的人脉。想到周学熙和梁士诒，周作民很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在中国要做成事，最重要的就是人际关系，自己既是别人关系网中的一个点，自己也需要一张关系网。
交通银行想在芜湖设立分行，发展皖南的茶叶贷款与押汇业务，尽管花了不少钱打点关系，但受到安徽督军倪嗣冲的阻挠一直未能实现。军阀的蛮横让梁士诒一筹莫展。周作民主动请缨前往安徽，梁士诒许诺一旦成功便让周作民兼任芜湖分行行长。周作民想起与倪嗣冲关系甚为密切的大商人王郅隆，王郅隆是那种举止让人望而生厌的人物，他与周作民数年前有过一面之缘，尽管王郅隆有意结交，但周作民一直不愿与之交往。现在想起王郅隆，觉得非见此人不可，王郅隆与皖系渊源甚深，与徐树铮关系也甚恰。徐树铮是皖系大头领段祺瑞的心腹军师，是皖系的核心人物，搞掂徐树铮，也就搞掂了倪嗣冲。
王郅隆对周作民的主动结交大喜过望，并将其殷勤引见给徐树铮。徐树铮文武全才，一时人杰，与周作民一见如故。一方面周作民曾是清介干吏，经济长才，颇有声誉，徐树铮本就有意将其吸纳为皖系所用，另一方面，见徐树铮之前，周作民也做好了充分准备，言谈举止均投其所好。
周作民拿到徐树铮的手信，带上梁士诒给予的两万元活动经费与王郅隆同赴安徽。到达倪嗣冲所在的蚌埠之后，周作民并不急着见他，而是先交结其左右心腹。得到倪嗣冲困于军费的消息后，周作民找到了突破倪嗣冲的切入口。徐树铮的手信加上左右美言，倪嗣冲对周作民的拜访非常重视，饮茶之时，周作民对茶叶故作不知，请倪嗣冲介绍安徽茶叶。周作民见倪嗣冲说到兴起，就势说：“这是绝好的生财之道。”为扩军养军用钱所困的倪嗣冲大感兴趣，要求周作民指点。
周作民告诉他，发展皖南茶叶种植，大为有利可图，皖省的财政收入也就可解决了。倪嗣冲既要赚钱，又不愿投钱，周作民告诉他，如果督军乐意，交通银行愿意为皖南发放茶叶专项贷款作为支持。晚上倪嗣冲设宴款待，宴后陪倪嗣冲玩麻将，周作民先赢大牌，后便大输，共输了1万元(按米肉价，民国初年的一元约折合2009年的100元人民币)，并当场开具银行支票。倪嗣冲见周作民举止豪迈，有对金融、财政、实业甚为了解，深为心折，并起留之为我所用之意。
周作民在蚌埠与倪嗣冲交往二十多日，始终不提开设交通银行芜湖分行的事，直到临行之前，见倪嗣冲有不舍之意，才说出在芜湖开办银行，可就近办理茶叶贷款和汇押业务，自己也可常驻安徽，随时聆听督军教诲。倪嗣冲说：“好，我欢迎你，转告梁老总，别人来可不行。”很快中国交通银行芜湖分行成立，接着蚌埠分行成立，周作民身兼四职—中国交通银行总行稽核课主任、国库课主任、芜湖分行经理、蚌埠分行经理，1915年秋，安徽全省财政收入便由交通银行打理，交通银行成了倪嗣冲集团的金库。1915年冬，爱财也罢，爱周也罢，倪嗣冲集团中的将领大多成了周作民的朋友，为周作民做事竭尽全力。1916年，安徽全省财政收入激增，交行在安徽的两个分行盈利也直线上升。凡是周作民在蚌埠逗留，几乎日日有倪嗣冲集团的头面人物设大宴款待。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态下，办企业如果要借助权力，那么让掌权者觉得，你在为他赚钱，他得大头，你得小头，则无往不利。
借酒意，周作民劝倪嗣冲拿出一些钱来，自己办一个大银行，而看到交通银行业务蒸蒸日上的倪嗣冲早有此意。1917年5月15日金城银行在天津成立，注册资本定为200万元，实收50万元，其中倪嗣冲投资17万元，王郅隆投资10万元，其他军阀投资16万元，其中有徐树铮5万元、交行北京分行经理胡笔江2万元、交行新任总经理曹汝霖5千元。成立之初，由王郅隆任董事长，周作民任总经理，与其他银行不同，金城银行成立初期带有强烈的军阀色彩，其储蓄大户也多为军阀和前清贵族。后来安福系(段祺瑞指使其亲信徐树铮组织的政客集团)失败，王郅隆遭通缉，由梁士诒代理董事长，直到1937年，周作民才做上了董事长，实现了对金城银行的完全控制。
周作民为了摆脱军阀色彩，金城多次增资扩股，并回购股份，但直到1927年，军阀官僚所占股份依然高达50.5%。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经著名画家陈半丁介绍，曾存入金城500万元巨款；盛宣怀之子盛恩颐，经宋之瑗介绍，曾在金城北京分行和大连分行存款约100万元。
金城银行的放款遍及各行业，汇款大量通过铁路交通，但其最大的利润来源是投机政府公债、库券和进行财政性投放等方式，这样既获得了巨额利润，又为北洋政府解决财政困难提供了支持。由于经营主要依赖权力，周作民似乎对管理不太重视，尽管他对基层行员的服务礼貌要求甚严，盛夏季节，行员们上班接待顾客都必须穿上整洁的长衫。金城银行的人事风格却非常野，当时有人分析“周作民手下有吃、喝、嫖、赌、玩古董五种人才，针对要敷衍逢迎的人物的爱好，他就用擅长那一方面的人才投其所好，以拉拢关系。”对于某些大权在握、路子多的高级人员，周作民往往迁就放纵，有的人生活腐化，挥霍公款，甚至拖欠行里很多钱，最后经过他批准，就可以作为呆账一笔勾销。由于没有制度的约束，抗战期间重庆分行经理戴自牧就曾经犯上作乱，企图与其分庭抗礼，甚至要取而代之，最后周作民不得不通过盟兄张群运用政治手腕，将戴自牧调为总经理处协理才算摆平此事。
1926年，周作民被奉军张学良部绑架，舆论大哗，尽管有熊希龄、赵尔巽等大人物前往周旋，周作民还是付出40万现洋的代价才获得自由，周作民说：“我从刺刀上读到银行家也要遵循的原则—利润必须分拨部分打磨刺刀。”1926年，北伐胜利前夕，周作民看好蒋介石，叫人送去40万元劳军，蒋介石说：“周作民不错，我会记住他的。”北洋政府刚刚垮台，他就设法到庐山面见蒋介石，呈上改革金融的具体方案，多次给宋子文献计擘划，在帮助国民政府克服财政困难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全面抗战爆发后，周作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金城银行的主要业务都在沦陷区，如果退往大后方，金城银行一定会被日寇侵吞，如果留下，作为社会名人，定是日伪拉拢胁迫的重要目标。成了“汉奸”，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周作民婉拒了重庆方面要其撤退的暗示，决定留在沦陷区与日伪周旋，一方面他成了日伪重要人物的座上宾，一方面为重庆做一些情报工作，同时，也是日本人和重庆国民政府之间传递消息的一个渠道。他以患有严重心脏病为由，坚决不受伪职。
抗战胜利后，金城银行成为各路接收大员觊觎的对象，单行政院院长孙科就以借款为由敲去2万元，更有甚者要将金城银行作为逆产没收。不堪其扰的周作民通过张群的斡旋，再次见到蒋介石。蒋介石肯定了他在抗战中的敌后工作，这为金城银行提供了一道护身符。这道护身符没有管用太久，先是法币狂跌，后是币制改革，以金圆券代替法币，金城银行饱受冲击。蒋经国很快打上门来，要周作民交出私人外汇，并规定非经他允许周作民不准离开上海。鉴于上海已有数名老板因拒绝合作被借故处死，周作民觉得随时可能遭遇不测，在美国人陈纳德的庇护下，周作民搭乘其航空公司飞机逃亡香港。
新中国建立后，周作民带着兴奋的心情，于1951年6月从香港回到北京，并受到周恩来款待。1951年周作民组织由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及四行储蓄会改组成立的联合信托银行实行五行联营、联管，并出任董事长。在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他响应新中国的号召，接受企业改造，并带动其他同业，促成联营、联管。周作民把他的全部银行股票九十多万元人民币和私人藏书捐献给公私合营银行董事会，作为新民图书馆基金，并捐出大量古玩字画。1955年，周作民赴上海视察行务，心脏病突发，3月8日去世，享年72岁。
周作民不单与政客往来，像范旭东和卢作孚等方正严谨的企业家与周作民也相处甚得。周作民曾经给予永利和民生巨大的支持，在永利前景还非常不明朗的时候就决定投资，甚至在1921年后，永利和金城订立透支了10万元的合同，透支数额逐年增加。担任了一辈子永利的董事长，周作民对永利的事却从不过问。
金城银行也曾经试行招考制度，但其宣传作用大于选聘人才，一个经过考试录用的人回忆道：“当我进入金城银行的第一天，周作民找我谈话。他了解我是东北籍时，突然问我，你认识张学良吗？我答以‘九·一八’事变前，我曾在东北大学读书，张学良是我们的校长。他又问东北军政界和金融界的要人中，你同哪些人熟悉？我说，我因东北遭到侵略，流亡到京，一向在校读书，没有熟悉的人。他听了我的回答，显然有些失望，没有兴致再谈下去。”
从行迹论，周作民任庙不认神，只要某个政要对其有利，便着力与之交往，难免“奸猾”之讥，但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周作民心中的无奈和愤懑，很少有人注意。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他是当时中国罕有的金融专家，对如何构建健康的国家金融体系有具体的实施方案。北洋政府军阀更迭不休，南京政府非孔既宋，让他灰心不已。非我不爱国，国不爱我，身负济世之才，一生与狼共舞，某些地方扯平了，心里多少是不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