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来到天津，位于中心市区南部的“五大道”，素有“万国建筑博物馆”的美誉，这里至今还保留着300多座风格各异的小洋楼。在其中的“成都道”上，有一座并不起眼的四层英式洋房，是袁氏家族目前在中国大陆唯一的房产。洋房上挂着“苏易士西餐厅”的牌子，其经营者是袁世凯的孙女，已84岁高龄的袁家倜女士。
袁家倜是袁世凯目前在世的孙辈中，年龄最大的。她精力旺盛，69岁开始下海经商，如今还在商海“打拼”。老人家皮肤细腻，看上去十分年轻，举手投足间，还留有旧时大家闺秀的味道。
“袁家的封建残余我没有继承，唯一可能保留了点的，就是生活上的考究。”袁家倜的着装讲求特色，涂的指甲油是香港的，抹的化妆品是倩碧等大牌，戴的首饰工艺精细，连洗发水、沐浴露也很讲究。她说自己琴棋书画没有天分，唯一的爱好就是购物。
袁家倜底气很足:“我现在很独立，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这在以前老袁家的女人里，是没有的。现在的生活让我很快乐。”袁家倜在天津做了24年的政协委员，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扶贫救灾，她总是冲在最前面，为天津的经济发展做了不少贡献。
谈起过往，袁家倜反而庆幸自己经历了非同寻常的大起大落。“这对我是极大的改造和历练。半个世纪的巨变反而救了我，刺激了我的求生欲，让我学会自力更生。否则我早像袁家大多数子孙一样，养尊处优，靠遗产寄生，然后抽大烟，找乐子，穷困潦倒而亡”
祖母是朝鲜人
袁家倜是袁世凯四子袁克端之女。袁世凯一生正式娶进门的有一妻九妾，共有17个儿子、15个女儿、22个孙子、25个孙女，袁家儿孙共计79人。
袁家倜的父亲袁克端，是袁世凯的四姨太吴氏所生。吴氏是袁世凯三位朝鲜姨太太中的一个。当年，她本是作为丫鬟，随朝鲜王妃的妹妹金氏陪嫁到袁家的。哪曾想，本以为来做“正室”的金氏，却和她的两个丫头，同被袁世凯收为妾。她们三人都是朝鲜族，嫁到一个陌生的封建家庭，语言不通，又不懂得中国的封建礼数，在袁家受尽了凌辱和折磨。
袁世凯喜欢缠足的女人，他所娶的太太和姨太太，除了这三位是“天足”，其余都是裹足的。三位女子来时都已成年，无法裹足，无奈只得仿照从前京剧中的花旦、武旦“踩寸子”的办法，做出缠足的样子，来取悦袁世凯。吴氏还算幸运，死在袁世凯直隶总督任上，少受了一些罪。其他两位直到袁世凯去世，才离开“寸子”，最后连路都不会走了。不仅如此，满怀醋意的大太太还经常趁袁世凯不在家，对她们非打即骂，甚至进行虐待。
袁世凯去世后，他的现金被分为17股，给了他的每个儿子。每人一股，计12万银元。15个女儿，每人分到嫁妆费8000银元。姨太太随各自儿女生活，不分现金。但袁世凯生前的金银细软、玛瑙玉器、绸缎裘皮，各房太太均分了一些。
在天津胜利路大营门，原有一个大院，六座大楼。解放前，袁世凯的大部分姨太太及其子孙们，都聚居在此。1924年袁家倜便出生在这里。当时，祖父袁世凯已去世8年。
袁家倜没有见过祖父，但她多少也有所耳闻:“父亲很害怕祖父，他们以前每天要给祖父请安，每天几乎都是公式一样的问答，有时惹恼祖父，甚至会被用皮鞭和木棍抽打。”袁世凯偶尔会在儿子请安时，让他们陪同吃饭。据说一次，二儿子袁克文吃得很饱，袁世凯递给他一个热馒头，他不敢说不吃，偷偷将馒头塞进袖筒，竟烫掉了一层皮。
袁家倜说，袁世凯虽然对儿子们很严厉，但对女儿们却比较“娇纵”。“祖父有着‘女儿为重’的思想，家里的男孩都有小名，但女儿他都不允许起。他认为女儿是别人的人，同时也是他攀亲家的工具。袁家的子女都是包办婚姻，几乎全都与当时的满清王爷和军阀后代结了亲。比如曹锟的儿子是我十四姑父，黎元洪的女儿是我九婶，这都是祖父促成的，包括我的父母也是如此。”
与世隔绝的大小姐
袁家倜的母亲是天津最有名望的大盐商何仲瑾的女儿，“母亲家里在天津光出租的瓦房就有好几千间，当时两家联姻，让很多人羡慕不已。
然而谈起自己的父母姐妹，袁家倜不堪回首。她的父亲毕业于天津新华书院，字写得相当有水平，古硬质朴，自成风格。然而作为大总统的儿子，袁克端从小养成了吃喝挥霍的习性。他当过张作霖大元帅府的参议，但连班都不会上，之后又在开滦矿务局当挂名董事，每月分300元银元。袁世凯搞洪宪帝制时，他还刻了“皇四子”之印，自比雍正。可惜好景不长，1916年袁世凯去世时，这个儿子，一夜间由“皇四子”变成了寻常百姓，他难以接受，大受刺激，从此精神失常。
袁克端的后半生，主要靠典当遗产和股票为生。他们夫妻两人都是烟鬼，有大烟瘾。由于挥霍无度，后来家境很窘迫。1951年袁克端去世。
袁家倜两个姐姐命运也很悲惨。“很多书上都写袁克端有两子一女，其实我还有两个姐姐，她们也是封建礼教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婚后受虐待而死，很凄惨。所以我对旧社会，没有任何怀念。”
袁家倜童年时期，曾有过13年优越的生活。在她4岁时，被无子女的二姑妈过继到门下，来到了江南水乡无锡。“二姑妈家是一个新式家庭，二姑父曾留学美国，是中国较早接受实业救国思潮的民族工业家。他在无锡办有丝绸厂，是当地的首富。”袁家倜在二姑妈的教育下，开始学习英文，了解经营，并考取了上海中西女子高中。
“我们当时住的房子，现在是无锡的博物馆。房子共3层，每层8间，只有姑父、姑妈和我3个人住，可佣人就有37个。司机、管家、保姆、清洁工，屋外还有网球场和游泳池。”
袁家倜上的是教会学校，她说自己当时最怕的，就是上历史课。“只要一提到袁世凯，我简直就无地自容。”
“那时我进学校，汽车的窗帘都拉着。8点上课，我7点50分进校，汽车要一直开到学校里面。他们怕我被绑架，给我带一个保姆，一个男保镖，一个司机，3个人送我上学。等我上课的时候，保镖要在外面守着，司机回去，到点再来接我们。”
袁家倜后来回想，“你说这样的生活叫什么？叫幸福？我觉得不是。就好像是没有自由的行尸走肉，你和社会根本没有联系。”袁家倜直到上初中都不会买东西。“那时我买东西都是姑妈领着，带着保姆、保镖，到百货公司看好，车就运回来了，他们会去账房拿钱。究竟东西什么价格，我一概不知。我们出门身上从来不带钱。”
但不能否认，在无锡的日子，是袁家倜最快乐的时光，她可以上街，可以和邻居家的男孩一起玩。然而，袁家倜17岁时，因二姑妈出国，她又被送回天津的家。
回到死气沉沉的袁家，袁家倜开始被进行“早晚请安、吃饭不得‘过河’”等封建礼数的管教，“家里人不让我上学，因为大学男女同校，他们在家里给我请了汉文先生。我念了4年古文，现在诗词歌赋，都还会一些。”
虽然袁家当时已走向没落，但她说，“讲实话，那时候即便很难，随便卖点家里的东西，生活还是过得比普通人好，家里依旧连厨子、仆人、老妈子一共几十号人。”袁家倜的父母都不工作，她的叔叔伯父们也如此，一起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一个个面黄肌瘦，吃得再好也不行。”
在姑妈家接受了西式教育的袁家倜，压抑得喘不过气来，“袁家封建残余到了后期，青年人有点正义感的，都接受不了。”不久，袁家倜成家了，嫁给了当时天津民族工商界颇有名望的“元丰五金行”的老板丁先生。
“我爱人也是个资本家，他当时自己创办了3个企业，我们还有个贸易行，年底收钱都是我亲自过目，”但不久，随着政策形势的变化，她的命运发生了逆转。
1956年开始公私合营，袁家的特权被取消了，他们再也不能不带钱就随意买东西了。这些细微的转变，对袁家倜来说，“也是个适应和改造的过程”。“我还记得第一次数钱的时候，非常困难，觉得那么脏，总不想数。我从坐四轮汽车改坐三轮人力车，又从三轮车变为挤公共汽车。最初，我丢了两回手镯，两回戒指，都是金的，皮包也丢过，让人扒走了??”
接踵而来的“文革”，更让她感到了“真正的末路”。袁家倜接到最后通牒，全家到农村去接受改造。她当时已有三儿一女，大女儿已经在甘肃祁连山插队。她和丈夫带着三个儿子，一床铺盖，告别生活了几十年的小洋楼，来到天津西郊大寺王庄子。
袁家倜走时，头都没回，她当时想，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农村对袁家倜和她的全家来说，遥远而陌生。荒凉的土地，坎坷的土路，低矮的土屋和呼叫的北风，让一家人不知所措。“为了驱蚊虫、赶毒蚂蚁，我学会了抽烟；没有吃的，只能把捏不拢的散窝窝头和着野菜吃；经过锻炼，后来40斤的土豆，我背起来就走??”袁家倜突然发现，她的意志力竟如此坚强。
在农村时间久了，袁家倜开始动起脑筋:“那里生活非常贫穷，一天劳动下来，只有一个工分，而一个工分才1毛5分钱。我想到丈夫曾担任过天津市工商联五金工会主委，又是干生意出身，大胆向村里提出了开办五金小工厂的建议。”在农民们的支持下，袁家倜办起了当地第一个镀锌厂，她当工厂会计，丈夫当厂长。在他们的努力下，小工厂越来越红火，给农民们带来不少实惠。工厂开张的第一年，村里的工分就提高到8毛5分钱。“这大概是来到农村的第3年，从此我们最苦的日子过去了。”
袁家倜一家在农村干了整整8年。1973年，堂哥袁家骝受周恩来总理邀请回国。根据周总理的批示，袁世凯第三代后人逐渐恢复自由。1978年，袁家倜回到天津，住进了位于天津成都道40号的小洋楼。她百感交集，“8年的改造，我认识到什么？并不是钱的重要，而是一个人生存的本领，你要在什么状态下都能活，这是一种能力。”
用炒股赚的钱开西餐厅
在袁世凯的第三代中，有一人改变了整个家族的面貌，让袁家后代扬眉吐气。他便是世界著名高能物理学家、美籍华人袁家骝，袁世凯二儿子袁克文之子。袁家骝曾获全美华人协会杰出成就奖，他的妻子吴健雄博士，是世界上首颗原子弹研制人员中唯一的女性，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这位堂哥对袁家倜的人生也有很大影响。“堂哥的父亲袁克文，是民国时期的四大公子之一，天性风流，才华横溢。可惜晚年败光了家产。堂哥出国的路费和铁皮箱子，还是我和二姑妈送去的。”袁家倜还记得堂哥在船上站得笔直，一动不动如雕像般的身影，她当时也立志“要像哥哥一样”。
1987年初，袁家倜来到了深圳。已经63岁的她，被这个地方深深吸引，在深圳一干就是6年。“我参与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度假村建设项目，成为深圳第一批创业者。”6年后，袁家倜在深圳买了一些原始股票，赚了70多万元。袁家倜印象很深:“当时深圳不让汇款，我就用大皮包把钱装着，带回了天津。”
一个老人，有70万元的养老金，晚年可以尽享天伦了。但袁家倜却决心要在天津再干一番事业。在袁家骝和吴健雄的建议下，她开了一家西餐厅。
“人家都说大餐厅火5年，小餐厅火3年，我的餐厅一下开了15年。”如今已年过八旬的袁家倜，还是老板，还在拼搏。“现在竞争很激烈，要想常盛不衰，大要关注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形势变化，研究西餐的发展，及时更新菜肴，小要管理各项账目和各类人员，检查厨房食品、卫生……”她分析了“苏易士”不垮的秘密，“特殊之处是没有外债。房产是我的，资金是我和儿子凑的，就我一个独号，不开分号。有多少大企业想和我合作，我都不。为什么，一变味就完了，开分店多是好，但只要一家出事了，说倒全部倒”。
越老越要争取经济独立
2003年，袁家骝去世后，将他和妻子的毕生积蓄，全部捐赠中国，这让袁家倜非常受触动。“我有时甚至说他抠门，请他吃个烤鸭，他会批评我三天。他和吴健雄在美国，中午就吃方便面，钱放到口袋都不知道花。哥哥在我这里住了7年，楼下是餐厅，这让他特别高兴，说这是他最奢侈的生活。”
“我照顾堂哥7年，他没给我一分钱遗产。他说，那样就把我害了。袁家活生生的例子太多了，花花公子都穷困潦倒，只会花钱不会挣钱，挥金如土。”
谈起自己的儿女，袁家倜说，“我不养闲人，因为我还在工作呢，从依靠家族到后期自己置办一草一木，我完全是自己拼出来的。儿女们也要自己奋斗，现在他们都有车有房，自食其力。”
袁家倜在天津蓟县先后共资助了20多个孩子，每批培养到小学毕业。现在，第二批已经培养到五年级了，每个孩子一年5000元。
采访时，袁家倜的小孙女跑来告诉奶奶，她大学毕业正准备出国深造，今天接到了中央团委和中组部消息，被选中去陕西做赈灾志愿者。袁家倜肯定地告诉孙女，“不出国，也要先去灾区！”
袁家倜把邓颖超在一次妇联会上的话，作为座右铭:“女同志越老越要争取经济独立，越老越要争取政治地位。我现在体会很深，女人老了，要是没有地位，那就是被人遗忘的角落；要是没有经济基础，问儿女要钱，不是很可怜？女人半边天，我既有政治上的荣誉又有经济上的独立，我是双赢户了。”
《环球人物》
【创业历程】
袁家倜：花甲之年勇闯商海
在天津市五大道之一的成都道上,有一个规模不大却声名远扬的“苏易士”餐厅，这个餐厅的老板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太太———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孙女、天津市政协委员袁家倜女士.从1992年至今,袁家倜女士晚年成功创业和爱心资助天津市蓟县优秀特困小学生的事迹,始终受到天津市社会各界的关注和人们的赞誉。
大雨过后的成都道,空气格外清新.马路两边树木的枝叶翠绿翠绿的,呈现出让人心情愉悦的生机.
按照约定的时间,我来到位于40号的苏易士西餐厅.这是一座独具特色的英式小洋楼,虽然外观朴素,略显陈旧,但富有一种典雅气质.楼内一层、二层是环境整洁的西餐厅,三层是这家餐厅的老板、现年79岁的袁家倜女士及家人的住所.
还没出生,祖父就已经去世了,此后家道中落,所以,她不但没能沾到祖上什么光,还因为这出身而吃过不少苦头.
“我可以吸烟吗?”袁家倜女士取出一支“555”香烟,而后轻轻在桌上叩几下,才点燃它.在似有若无的烟雾中,气度雍容的袁家倜女士用轻柔的语调讲述着她的家族、她的兄嫂、她的故事———“我是袁公袁世凯的孙女,是他第4个儿子袁克端的女儿,1924年出生,我叫袁家倜.”袁家倜女士告诉我,袁氏家族的家谱,是按照“保世克家,企文绍武”这样的顺序来排列的.“保”字辈是袁世凯的父辈,“世”字辈是袁世凯这一辈,“克”字辈是袁世凯的子侄辈,如袁克定、袁克文,“家”字辈就是袁家倜女士这一辈的人了.袁世凯共有17个儿子,15个女儿;有22个孙子,25个孙女.据说,袁世凯的后人在天津的现在大约有一百多人.袁家倜女士的举手投足间具有一种从容、平和的大家风范,而且毫无造作之感,让我不由得在心里感慨,这真是“大家之后”与生俱来的魅力.
而实际上,袁家倜女士还没出生,她的祖父就已经去世了,此后家道中落.所以,她不但没能沾到祖上什么光,还因为这出身而吃过不少苦头.她从小就曾被别的孩子辱骂,上学最怕的就是历史课本上清末那几个章节.“文革”期间,她全家人包括4个孩子下放到农村.8年农村生活,使她熟悉了养猪、剖苇子等农活,还学会了用野菜做饭.8年农村生活,更使她切身感受到农民的勤劳、善良与坚韧.
“我们在文革当中受到些冲击,可是政府和周总理给我们落实政策比较早,我1973年就落实政策了.到1978年邓小平同志执政以后,又给重新落实一下,所以我重新回到天津市来,从郊区搬回来了.现在我在市政协已经当了6届委员了,是21年的老委员了.尤其是这届政协,像我这样的高龄是极少极少了.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天津市的领导和天津市政府对我的关怀.”
袁家倜女士说,她之所以在晚年还能下海经商,成功创建苏易士西餐厅,这跟她的哥嫂———著名美籍华人科学家袁家骝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吴健雄博士的支持密不可分.“因为当年我在农村的时候,生活很困难,我的孩子都没能上大学,没正式上什么特别好的学校.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个心愿,一旦我的经济比较富足以后,我一定要帮助穷困的孩子上学,尤其是小学的孩子.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心愿.回来以后,可巧有个机会,就是深圳市从前的市长吴小楠跟李浩书记请袁先生跟吴健雄去深圳,就是想让吴健雄跟袁先生当深圳的高级顾问,那么在这时候我就跟过去了,我就在深圳工作了6年.”
1987年,袁家倜女士前往深圳,应邀担任深圳市经济发展顾问,直到1992年回到天津.作为最早的一批开拓者,袁家倜女士在深圳前后辛勤工作了6年时间,见证了深圳从“未开垦的土地”到现代繁华都市的巨变,也开阔了眼界,学到了生意经.回到天津后,她接受袁家骝先生和吴健雄博士的建议,利用自己家的住房,创办了苏易士西餐厅.
“我回到天津,开始的时候,我跟吴健雄、袁家骝研究,我想搞一个房地产公司,跟几个朋友合作.那时,吴健雄就不同意,她说你不要搞公司.后来,袁先生就讲最好你搞餐厅,餐厅比较稳当,而且还有持久力.他说你要真搞餐厅,我就给你题名,一定要搞好.我一看他们两位老人对我抱那么大的希望,我说行,我听你们俩的.”
天津是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天津人做西餐、吃西餐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袁家倜女士觉得,成都道有着很好的文化氛围,如果能在这里开一个地道的西餐馆,那么既可以满足天津人对西餐和西餐文化的需求,又能为来天津工作、贸易的外国人提供一个富有家庭氛围的聚餐场所,一定会大受欢迎.一切筹备工作就绪之后,袁家倜女士从天津凯悦饭店请来西餐大厨,儿子丁荫柏、儿媳唐秀菊协助她,又请了十几位下岗女工做服务员.
“果然,我就把苏易士搞起来了,袁先生很高兴,过来给我题名.题这牌匾嘛,为什么要写苏易士呢?开始我是想写苏伊士,苏伊士运河的意思,可是袁先生看这伊字不好写,给我改个容易的易,所以成了苏易士餐厅,比较新奇的一个字号.”
苏易士餐厅正式开业以后,很快就以环境幽雅、口味地道、价格合理而远近闻名.北京、天津两地不少名流政要纷纷慕名前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和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姜昆等人只要来天津,必定光顾,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的不少外国人也成了这里的常客.
“西餐店开了以后,经营情况比较好.因为袁先生给我定了三条规矩.第一,一定要保持高度卫生.第二,价格一定要公道.第三,对顾客一定要热诚,而且还要有信用,不要以次充好.这三个条文,我们始终遵守,我对苏易士确实是灌注一片心血.那么在苏易士开业以后呢,我就考虑到下岗的工人,我就完全用的天津市的下岗工人,一共23个人.我们这23个人是真好,有的跟我多达11年,还始终兢兢业业的,感情非常融洽.所以已经开了11年了,还是比较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