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41年前，周伟焜从香港大学电机系毕业后进入IBM，便再也没有离开；而最后在中国任职工作的14年，成为他职业生涯的顶点。
IBM与中国的业务联系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70多年以前。早在1934年，IBM公司就为北京协和医院安装了它的第一台商用处理机。1936年，IBM公司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这是当时IBM在远东的第一个办事处。此后，战事频繁等原因隔断了IBM与中国的联系。30年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IBM公司再次来到中国。
1979年，IBM为沈阳鼓风机厂安装了一台IBM370型计算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装的第一台IBM中型计算机。“当然，那一次并不是IBM主动推销自己，而是中国政府主动找到了我们，即使这样我的很多同事仍然不看好中国市场。因为虽然中国已经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但对于当时国外的人而言，谁也不确定这样的政策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可以说，我们在新中国建立后的这第一笔生意做得是‘小心翼翼’，完全是试探访式的。”周伟焜笑着回忆道。
这次成功探访，拉开了IBM在中国大陆发展的序幕。上世纪80年代，IBM先后在北京、上海设立办事处，中国市场也没有辜负IBM所抱有的巨大期望，IBM在华业务突飞猛进，尤其是1990年，IBM实现有史以来利润最好的一年。
当时，美国《新闻周刊》一位记者认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这一片区域将成为全球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他的观点给了周伟焜很大启发。1991年，周伟焜提出了对IBM日后发展影响巨大的设想——建立IBM大中华区架构。1992年，IBM中国有限公司在北京正式成立，这是在中国最早期的全资独资企业，此举使IBM在实施其在华战略中跨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掀开了在华业务的新篇章。1994年初，IBM公司新任总裁郭士纳先生访华，他认为，虽然IBM曾在中国取得了不俗业绩，但仍低估了这块市场的潜能，因此要坚定在中国的发展。其实早在一年前，郭士纳就做出了“到中国去”的策略，IBM中国进入了全面投资阶段。也是在1994年，IBM与长城公司合资建立PC生产厂，这也是跨国公司最早将PC生产线建立在中国的实践之一，极大促进了中国本土PC产业的发展。
1995年9月，在众多跨国企业中，IBM率先在中国成立研究中心(2006年更名为IBM中国研究院)，也是IBM第一家在发展中国家成立的研究中心，表明了IBM对中国研究素质和技术的高度认可。1999年IBM中国开发中心成立，这是IBM唯一同时从事软件、硬件和服务开发的实验室，也是唯一同时进行IBM全部五个软件品牌开发的实验室。随后，IBM中国系统中心、IBM中国系统与科技研发中心、IBM创新中心等创新机构纷纷成立。IBM中国总体研发力量已经达到5000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中国本土的人才。
二
1995年底，周伟焜刚到IBM中国时，问曾在电子工业部工作过的曾培炎副总理：“IBM要在中国很好地发展需要做什么？”他的回答让周伟焜记忆深刻：“你们跨国公司在中国，不能像池塘里的浮萍一样，你们要有根。”那么，在中国所谓的“根”是什么呢？买一块地？建一幢楼？拉起一支销售队伍？周伟焜认为那只代表在中国有了一个地标或形态，“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中国政府、企业、社会认可的创新合作伙伴，为中国各行各业的信息化发展竭尽所能。
周伟焜认为：“IBM一直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地区，可以说IBM在中国的成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IBM在未来的成长。所以，中国是IBM全球整合的战略性市场，也是IBM全球服务中心与全球创新中心的交汇点。我们全球采购总部(CPC)迁往中国深圳，把成长性市场的全球总部设在中国上海，就是最好的证明。”同时，在全球整合企业的布局下，IBM在中国的办事机构扩展至27个城市，业务渗透到320多个城市。伴随着IBM在中国的发展，IBM中国员工队伍不断壮大，目前已经超过1.6万人。除此之外，IBM还成立了10家合资和独资公司，分别负责制造、软件开发、服务和租赁的业务。
回顾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周伟焜不禁感慨：“当IBM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开放给世界，需要全世界的支持；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是我们申请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份子；而现在金融危机爆发，变成全世界需要中国来参与挽救。”
三
经济观察报：您自1995年开始在中国工作直至退休，一直都没有离开，有没有曾经感觉到“闷”？
周：实事求是地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并没有打算呆这么长时间，本以为做三四年就可以离开，但现在我已经在这里退休了。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一个“黑洞”，当然这不是贬义，而指中国是一个十分吸引人的地方。在这儿，每天都会有许多新的变化、新的机会和新的挑战，让你舍不得离开。当初我在香港、台湾工作，觉得市场太小，感觉施展不开。后来去了澳大利亚，地方虽然够大，但人太少，市场潜力依然有限。最后来到中国大陆，终于让我“得偿所愿，如鱼得水”。特别是参加了1999年中国五十周年大庆，那时候我就决定，作为中国人，我要在这里做点什么，不离开了。
经济观察报：在IBM中国的这段职业生涯中，哪些事情特别令您印象深刻？
周：让我欣慰的是，这十几年IBM中国实现了：“成就客户、追求卓越”。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回答你——
最骄傲的事情：得到客户的认可。
最怀念的事情：得到员工的信任。现在甲型H1N1流感，让我想起2003年的非典。那时候我在澳洲出差，很多同事都劝我不要回北京，说太危险。那个时候我的父亲也过世了，家里需要我回香港处理他的后事。但我觉得还是要回北京，于是在回香港处理完家事之后，我就回到了北京办公室。回来之后我们就制定了很多方案，包括如何应对紧急情况，比如如果客户的机房封了，机器恰好当掉了，我们怎么做？非典的经历让我学到一个领导该如何让他的队伍凝聚最强的战斗力。员工从对公司非常信任，也忘我地为客户工作，这种公司的凝聚力让我非常感动。
最光荣的事情：得到中国社会的认同。IBM在2004年8月份《财富》中文版评选的“中国最受赞赏的企业”评选中，获得了第一名。IBM用了这么多年，花了很多努力终于被接受，被看作中国的一份子，我感到很光荣。
经济观察报：工作了41年，您觉得最让您感到自豪的事情是什么？
周：自豪不敢当，但我个人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是把中国放入IBM最主要的地图里面，当美国总部说世界是平的时候，视野里有中国的地位；同时，我将IBM带到中国，给了IBM中国一个准确的定位，让IBM能为整个国家的进步和改变做出贡献。
在IBM，我只是完成了阶段性的工作。我希望20年以后，IBM中国在总部的地位更高，而在中国，IBM能成为一家优秀的中国本土公司，参与更多的国家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