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0年的时间，一群海外学子头脑中的一个设想化身为一家与中国国家利益紧紧捆绑的先锋企业，他们瞄准的技术变成了一系列占据产业链高端的产品，邓中翰(星光工程芯总指挥、首席专家)被誉为“硅谷模式的中国拓荒者”。以中星微电子公司为标志，我国的芯片企业与国际芯片产业的差距迅速拉近，中国芯片产业春色渐浓。
重新定义“中国概念”
中国IT人心里的一道坎儿，邓中翰带领他的团队默默跨越。
我国半导体芯片产业虽然早在1956年就开始起步，但直到20世纪末，整个产业仍落后于西方国家15—20年，无论是芯片设计还是芯片制造都是中国半导体产业的薄弱环节。
2005年，邓中翰敲响了纳斯达克之钟，中星微作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中真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设计企业首次登陆纳斯达克，完成了中国企业在原始创新、发展核心技术、走向世界的标志性动作。
国外投资者却被中星微吓了一跳。他们相信中国概念，因为相信中国市场，但他们不认为“中国概念”包含技术与知识产权。在国外投资者眼里，中国是一个没有核心技术、没有芯片、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地方。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是“制造”的代名词。
与此相对应，在上市之前的98场路演中，邓中翰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是知识产权，在上市后第一次接受采访时他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不是关于业务，不是关于中星微的产品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而是“你们有知识产权吗？你们有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吗？你们的知识产权什么样？”这些问题背后隐藏的是对中国集成电路，尤其是原始创新与核心技术的不了解与怀疑。
这样的局面,邓中翰感慨,无奈。但他明白，这是先行者走向国际金融市场必须付出的代价。在面对未来资本市场压力的同时，他要用时间和事实去给国外投资者一个答案，这是他的责任。
事实上，2001年7月，中星微就推出了“中国自己的第一块芯片”“星光一号”，成功市场化并打入国际市场。上市之前，邓中翰领导开发设计的“星光”数字多媒体芯片，已经占领了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市场60%%以上的份额。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集成电路芯片第一次在一个重要应用领域达到全球市场领先水平，这个消息在发达国家也许波澜难惊，但对在芯片领域长期落后的中国却是件大事，用原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产品管理司司长张琪的话说，标志着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正在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创业10年，“星光中国芯”取得了8大核心技术突破、1500多项国内外专利申请、数亿枚芯片的销售、全球过半的市场占有率、至今无任何知识产权纠纷等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和产业化成就。
伯克利与中关村的结合
虽然也是一段爱国学者归国创业的故事，但中星微的起点不是一个围绕着中国市场制造、服务或销售概念的公司。政府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以“国家风投”的方式投向中星微，或者说投向由中星微承担的“星光中国芯工程”，改变了以往国家项目由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为主承担的模式。
当时邓中翰刚满30岁，年轻富有理想，广泛的涉猎又使他理性而实际。在中星微的战略选择上，邓中翰更像一个战略家，坚守一个原则：国家意志、国情与市场规律相结合。即一方面要保证企业良性发展，另一方面更要顺应国家意志、提高国家竞争力。
当“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在中关村注册成立时，美国领先于通用电脑芯片，韩国领先于存储器芯片，中国企业很难在这些领域找到生存空间。邓中翰将中国芯片产业快速腾飞的突破口锁定在数字多媒体产业这个被产业巨头暂时忽视的领域。
在邓中翰看来，中国发展多媒体芯片具有“天时、地利、人和”之势：10年前，多媒体芯片发展刚刚起步，数字多媒体芯片技术处于全球“混战”状态，尚无领导型企业出现，而与这项技术密切相关的计算机摄像头、手机、数码相机、高清电视等却已经显示出未来成为新兴市场的潜力，给中国企业提供了有利时机；中国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同时也拥有成熟的整机加工制造业，为多媒体芯片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地理”条件；国家已经认识到必须以企业化的方式发展集成电路产业，而不能走“国家实验室”的老路。
而更让邓中翰心存感激的是，中星微10年历程，得到国家很多资源和支持，促成了很多合作，使一个“小公司”获得了与国际巨头平等的谈判合作机会。这是与获得来自“国家风投”的资金支持与拿到的20多个国家级科研项目不可同日而语的收获。邓中翰带领他的团队彻底结束了中国“无芯”历史的同时，政府投资也增值了20倍。
虽然没有高官加身，但由于这种“红色创投+硅谷模式”的路径选择使他在背负起发展国家半导体产业重担的同时也肩负自主创新的探路者角色。特殊的创业历程让邓中翰成为中国新技术领域里事实上的“红顶商人”，将企业的命运与国家半导体工业紧密结合，并视为己任。
产业突围先破人才瓶颈
中星微的成功，首先应该归功于他们拥有一个高端的人才队伍，“豪华”海归创业团队是业界给他们的评价。这些人个个都是业界翘楚，而邓中翰是这其中的灵魂人物。在人们传诵他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时，不可忽视的是，之所以在他人生经历的每个重要阶段都有关键人物给他以支撑和帮助，首先因为他是人才。
邓中翰在家乡南京时是个非常调皮好动的学生，学习成绩却很好。到中国科技大学就读地球与空间科学系后，尽管中科大很少有本科生做科学试验，但因对课本上某个结论的质疑，在其他本科同学忙着享受大学生活和青春时光时，他却在导师的指导下，从此埋头实验室，利用中科大最好的实验资源成功地完成了很多物理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实验，获益匪浅。
1991年，20岁出头的邓中翰获得共青团中央及中国科协颁发的“全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挑战杯奖”。从那时开始，邓中翰觉得自己的生命变得丰盈，找到了生命与事业的价值所在，心中也多了一份对未来的责任和使命感———要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多年之后，邓中翰仍对此次获奖经历念念不忘，“挑战杯”在他心里是人生的一个里程碑。“我是获得过挑战杯的人，能克服所有的困难”。回望邓中翰走过的道路会发现，这种敢于挑战所有困难的勇气伴随他每一个脚步。
很多做芯片的顶尖人物，包括英特尔的创始人都出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个学校拥有18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大师，其中许多人就在讲台上为学生们上课。每天经过高悬在教学楼走廊的18位大师的画像前，邓中翰仿佛感到一种召唤和期待。1992年，邓中翰在此攻读物理系，取得物理学硕士的同时，顺利拿到了电子工程学博士学位，顺手又把经济学硕士收入囊中，成为该校成立130年来第一个横跨理工商三科的学生。这个纪录到现在仍无人打破。
伯克利大学前校长田长霖是邓中翰非常敬佩的华人楷模。通过田长霖，邓中翰结识了我国著名科学家、“两弹一星”元勋周光召院士并结为“忘年之交”，为他回国创业打下了伏笔。1998年，原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曲维枝到美国硅谷考察时经周光召院士介绍约见了邓中翰，两个人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不谋而合，曲维枝邀请他回国开展数字多媒体芯片的研发和产业化工作。1999年10月，邓中翰受国务院之邀回国参加新中国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为李岚清等中央负责科技工作的领导讲述了硅谷及国际IT业界的现状和前景。
也就是这次回国，他和杨晓东、张辉和金兆玮三位好友登上了八达岭长城，立下回国创业之志。他们成为中星微的创始人，“星光中国芯工程”的组织者和实施者。
坚守信念不言放弃
当年为了回国，邓中翰放弃的几乎是一座财富和事业的巅峰，当时他自己的集成电路公司市场价值已超过1.5亿美元。此种情况下，又有几个人真正敢于舍弃——如果仅为了一个产业报国的理想。
事实上直到今天，以爱国之心来解释这群人当年回国创业的动机，很多人未必能真正理解，但这确实是他们的思想原貌。只有漂流海外才更加渴望自己国家的强大，国外点滴的科技进步都让邓中翰涌起思乡之情，外面的世界无论多么精彩，游子归家是挡不住的潮流。
邓中翰和他的伙伴们都是有“野心”的人，不甘心在硅谷，在别人的地盘干一辈子。既然国内有这个创业环境，又自信自己所拥有的才干能在国内再创一片天地，归国就成为他们、也是大多数学有所成的海外学子的普遍心态。
事实上，他们创业之初条件非常艰苦，为了节省资金，公司落在一个没有暖气的仓库里。创业者之一，曾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张辉博士的手都冻裂了。为了节省资金，芯片验证设备FPGA由于静电防护不到位而被屡屡烧坏，只得从美国花1000多美元再购置新的。
更大的困难来自公司成立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员工仅有40人，却要负责从产品定义、芯片设计、软件系统到市场销售的全部工作。特别是前期的产品定义，必须通过调研来确定未来两三年的市场目标。这种具有前瞻能力的人才在当时十分稀缺。邓中翰和他的几个创始人伙伴不得不把一半的精力花在如何建设队伍上。
除了源源不断地引入符合公司文化和发展步伐的人才之外，人才的管理、沟通效率，以及保持当初创业时期的快速反应能力，对中星微这样的创业型公司始终是最大的挑战。
同很多孩子一样，邓中翰小时候也崇拜科学家。当他自己步入科学家之列后，他崇拜邓小平、周光召这些为国家、为民族付出一生，坚持一个目标不放弃的人。他认为，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企业，责任感和挑战精神，在面临人生每一次抉择时都要考虑到身上的责任，选择后要以挑战精神去应对可能遇到的困难。
创业10年，曾面临数不清的困难，如果中星微和邓中翰没有坚守信念，轻言放弃，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和荣誉。很多企业都曾得到过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并不是所有的企业最后都能和邓中翰及中星微一样坚持了这种选择。现在中国有近500家IC设计企业，但是真正能做到像中星微这样成功的却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