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们一个人一生都有三个亲人。一个是生他的母亲,第二个是他的故乡,第三个是他的祖国。我们许许多多人都来自于遥远的西部。我在此选择的是对第二个母亲进行描写,对故乡的怀念。”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立于讲台,深情朗诵起了自己的诗作。
2007年1月10日晚,“幸福牵手——2006中国地产慈善之夜”在北京嘉里中心隆重举行。大厅内灯火辉煌,黄怒波额上皱纹纵深,身上的暗格条纹上衣暗淡低沉。
低调的岂止衣着。去年一年间,与京城某些房地产大佬的“跌宕起浮”相比,黄怒波除了偶尔向媒体透露一下中坤的未来设想,就是斥资3000万元捐助了北大新诗研究所等3家诗歌研究机构,在文化界泛起过一丝微澜。
熟悉他的人认为“低调”不属于黄怒波。也许,只有他本人才能明了那份属于自己的“低调”。
反革命狗崽子、宁夏下放知青、北大校园诗人、90年代下海精英、《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的地产商人……
黄怒波身上有太多时代烙印。
地产界的资深人士王志纲曾形容榜上的富人是“还在路上的英雄,泥足巨人、稻草英雄,需要这个排名,以便包装自己,聚敛更多的金钱”。
眼前,这个高个儿、小眼睛、笑眯眯的五旬男人,在近两个小时的交流中,一直没怎么提到“钱”字,但“钱”又无处不在:他本想做一个率性而为的诗人,办企业赚钱是为了有一天能出诗集。诗集出来后,他却有了一个“不能轻意舍弃的企业”;他害怕“个人膨胀”导致“独裁”,成为“企业最大的风险”,在将中坤集团新任总裁推至前台的同时,却又将企业核心——财权抓得更紧……
室内冷冷的。“我的心灵一直很痛苦。越有地位和金钱的时候,我越悲哀。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小时候在宁夏,整天被骂成‘反革命的狗崽子’。现在回去了,却是市长的座上宾,还要被请到电视上‘拜年’。当年插队时,睡在一张铺上、吃在一个锅里的乡亲,如今一起喝酒都要小心翼翼的……唉!越想越觉得没意思。”
“最讨厌电视上那些狼吞虎咽的镜头,太假!”
“像我这样走出来的人,内心的一点变态就是自尊心极强。哪怕多年前受到一点点侮辱,都会记得清清楚楚。”黄怒波冷不丁冒出一句。
1958年,两岁的黄怒波被妈妈抱在怀里,随着父亲的大部队从兰州开往宁夏支边。一家人万没想到,不幸随之降临。“随后,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他身为团职干部,实在想不通,就自杀了。”
父亲死了,烂罪落在母亲身上。政治上的歧视,4个需要拉扯大的儿女,“对一个善良的女人来说,担子太重了”。
一次,母亲去城墙扒土,想卖了换钱。城墙塌了,半天没人理会,许久,才有人来将她从土中扒出……苦难没有止境,黄怒波13岁那年,母亲不幸煤气中毒,在冰冷的床上卧病一年后,撒手人寰。
烂罪又落在4个孩子身上。为了吃饱肚子,黄怒波不得不上街要饭。事隔多年,已有上亿家产的黄怒波哽咽道,“我最讨厌电视剧里那些狼吞虎咽的镜头了,太假了!真正饿久的人根本吃不下东西。我常常一饿就是好几天,饿到极点,连胃中的酸水都能吐个一干二净。” 58325082
黄怒波坦承他的诗不是一流的。可是他爱诗,他说他冻得用破衣袖抹鼻涕时,最大的享受就是能在图书室看到他想看的书,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在《宁夏日报》上发表短诗。
在一次次因为是“黑五类子女”而被暴打,在一次次更为暴烈的反击中,黄怒波长成了一个1米90的西北小伙。16岁的他站在黄河岸边,望着咆哮奔流,将原名“黄玉平”3个字扔进了滚滚波涛中。
从那天起,他开始叫“黄怒波”。
中学毕业后,黄怒波被安插到宁夏农村,成了一名知青。因为能写能算,他成为村里的“黄会计”,“你不相信吧,我当时可红了,满街大喇叭放的都是我的演讲稿,好多女孩子都追在我屁股后面跑。”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黄怒波作为首个宁夏学生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我不想在机关呆下去了,呆下去,做到部级是没问题的”
1981年,黄怒波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直机关工作。仕途顺了,情关不顺,妻子离开了他和儿子。
在机关工作10年后,他离开了。“我已经是处长了,再呆下去,做到部级是没问题的,可我知道那算到头了。”
在2005年底的博客上,黄怒波写过一篇《我所经历的凶险的公司政治》。
从中央部委出来,又进了某国家部门,被指派往某出版社任主持工作的副社长。那社基本上靠卖书号为生。社里的人,谁都有捞钱的道,谁也不怕谁。几年中,一连有6个社长被赶出了门。
“我是个死心眼,坚决不再让卖书号。这等于断了所有人的生路。……他们捏造了众人想都想不到的罪名,往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及能送到的所有领导和部委递材料告大状。依稀记得罪名有嫖娼、吸吗啡、私藏猎枪等等。……
“部里组成人事、纪检、监察联合工作组进驻。
“工作组走了,咱可咽不下这口气。愤怒之下,我动了手。抓着问题的,立刻解聘除名,有的部门干脆解散,把人员遣散。
“……气是出了,没活得窝囊。但心中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这企业绝不能做。”
这家国企就是中国市长协会属下的中国城市出版社。曾与他桌对桌坐了五六年的同事、中国市长协会副秘书长陶斯亮说,“没多久,出版社遭遇无妄之灾被迫停业,后经法律裁决,又恢复营业。为了解决出版社30多人的生存问题,建设部特批了一个咨询中心,交给出版社去运作。当时没有任何人把这个小机构当回事,谁也没想到,黄怒波拿到这个一穷二白的支点后,就如阿基米德获得了一个举起地球的支点。只见他发力向前冲,冲出好大一番事业来。”
这个支点就是中坤集团的前身——中坤科工贸集团,1995年中坤集团正式成立前,它仅是一家由中国市长协会组建参股的股份制企业。
当年跟随黄怒波的部下,中坤集团现任总裁焦青记得集团那时做过复印、印制名片的活儿,卖过玩具娃娃和电脑配件,“黄总的第一桶金应该是在那里掘的。”
很难想象做这种小单生意,能掘到多少金。“真正第一桶金应该是在1995年,做成山西中城宾馆项目。”黄怒波说。
“我觉得自己像猴子一样被人耍”
目前,中坤集团呈现于外界的状况挺不错:以经营旅游地产为主,附带旅游、教育、体育、文化几个项目,除了在北京三环以内开发了都市网景、长河湾、中坤大厦、大钟市商业广场,又入主安徽宏村,将一个即将破落的小山村,还原为世界文化遗产;在新疆拼命拿地,开发大量“独特、惟一、不可复制的旅游资源”,“拿到稀缺景点后,做成版块,使成功的景点带动旅游、地产、商贸等版块综合发展”。
北京海淀区大钟市附近的“都市网景”,是黄怒波在市内做起的第一个地产项目。“开发时,班子还没裂变,负责这个项目的总经理从机关时就跟着我,我很信任他带领的班子,可是他们很懒散。”
在《我所经历的凶险的公司政治》后篇,黄怒波提到了班子的裂变。
2002年,长期奔走于外地的黄怒波,将财权、人权、物权交给了和他一起创业的4名部下。事后,“我发现越来越不对劲,第一,总是看不到财务报表;第二,会上大家随声附和的事,老是没有进展;第三,他们和我相处,毕恭毕敬得像演戏。”
一次,一位在外地的合作者无心问他,是否又开了一家新公司?这让他大吃一惊。通过秘密核查,他发现他授权的老部下,包括总经理在内的高层,早已将财务、人事等重要部门员工,包括他的司机都一一洗脑“策反”。他们私自联合注册了自己的公司,还把中坤公司一层办公楼的产权转到了他们自己的公司名下,几千万元去向不明。
黄怒波愤怒了,“我觉得自己像猴子一样被人耍。”他从外地企业调来保安站岗,封闭了所有人的办公室、电脑,进行了3天的“清猴侧”。
及时制止了这场“政变”,借势完成了内部利益分配机制,之后,黄怒波陷入了深思:“我脾气大,骂人多,哄人少,我的财务制度也很严格。他们串通财务,拿破例报销、额外补贴迷住了不少人。我在屋里训斥骂人,他们在门外等着给他安慰。我骂的都是关键部门的员工,他们就顺势拉拢这些人。
“我在读EMBA时做过心理测试,我的性格太强势了。我知道下属都怕我,很多人在我面前表演,但我不能都开掉,如果开掉员工,开到最后是很可怕的。”
中坤创建10周年时,他说,自己将淡出一线,接班人是焦青。但看得出虽然当上总裁,焦青仍然慑于背后黄怒波的威力,甚至在交谈时,他也会一边盛赞老板的优点,一边将这些优点列在纸上,以防出错。“我们的确怕做得不好,会受他的批评。”
“如果有一天中坤脱离了你的掌控呢?”记者问黄怒波。
“那要看是哪个方面。运营方式上自由发展是可以的,财务上决不可能,财务制度我要严加防范。”
即使在庆典那天,黄怒波宣布“淡出”之际,他也仍在为公司宣传片里“啰嗦千字”的文案大发雷霆,不惜亲自动手重写。
“做了商人,原就想图个简单,要个清静,远离恩恩怨怨、是是非非,赚着了钱出诗集游山水,赚不着饿死了算。”这是黄怒波的本意。
“可我认为你做不了一流诗人,也做不了一流商人。”
“唉!”一声叹息。“我现在妥协很多了。一流?一流的标准是什么?我做不了一流诗人。可商人本来就不是我真正喜欢做的。一个项目做完了,还得继续做下去。做下去有什么意思?可如果不做商人,我接着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