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这个冰雪席卷全球的寒冬，次贷危机似乎比“拉尼娜”更牵动人们的神经。在花旗、美林先后爆出近百亿美元巨额亏损之后，瑞士银行集团也计提了140亿美元的资产减值，使得投资者心头顿时被寒霜所笼罩。
在这个国际金融市场如履薄冰的时刻，中国银行业却风景这边独好。1月21日，工商银行发布了业绩预增公告，预计2007年净利润较2006年净利润同比增幅在60%以上。为此，记者杂志专访了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
追溯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山西平遥那条足以与华尔街相媲美的票号老街，杨凯生说他学到了很多。
市场化：10%带动100%
工行的表现近乎完美，但在杨凯生看来，这才仅是开始。
2004年9月，时任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的杨凯生回到工行，出任常务副行长、党委副书记。股份公司成立之后，杨出任工商银行行长。
在杨调回工商银行到出任行长的一年中，从国务院批准工商银行改制方案，到汇金公司向工商银行注资150亿美元，再到2460亿元损失类资产移入财政部与工行的共管账户，以及工商银行与华融、信达、东方、长城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分别签订总额4590亿元可疑类贷款的转让协议，工商银行的财务重组顺利推进。
2006年10月27日工行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同步挂牌上市，创下全球资本市场的多项纪录。一路走来，工行的表现近乎完美，但在杨凯生看来，这才仅是开始。
记者：回忆当年重组，把你从华融调回工商银行，是不是因为你非常擅长处置不良资产？
杨凯生：人生少了哪一步也不行，人生一辈子，中间有哪五年不过是不可能的，每一步对个人都是一种积淀。应该说，在华融的工作经历对我在工行加强风险管理是有帮助的。因为我通过处理那些不良资产，更清楚了不良资产形成的过程和原因。
记者：这是不是也让你更能发现不良资产中的价值？
杨凯生：中国的商业银行在处置不良资产中政策限制过多，比如不良资产一定要变成所谓的呆账才能核销，就是说只可以花钱买棺材，但是不能花钱买药。如果换成资产管理公司，就有权根据市场价格来处置不良资产，就可以采取更灵活的处置方式。这对商业银行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所以，我们很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大商业银行处置核销不良贷款的自主权，当然，也需要有制约手段。
记者：回忆华融的经历，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杨凯生：华融是第一家与国外投资银行合作处置不良资产的资产管理公司。在这个过程中，我充分了解了国外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方式和手段，也确实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记者：能不能谈谈这几年工商银行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杨凯生：我觉得是盈利模式的转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存贷款利差收入大概要占到工商银行整个收入的90%以上，而现在存贷款的利差收入只占我们整个收入的47%。剩下的53%中，有近40%来自债券投资等金融市场业务，13%左右来自于我们的理财、代理清算和投资银行等中间业务。这可以看出我们经营思路和发展战略的调整，即大力发展中间业务。近几年来工商银行的信贷增长明显低于同业平均水平，然而我们的利润成长却相当迅速，2007年工商银行的利润增长将超过60%。以10%的贷款增长拉动了60%的利润增长，怎么来的？就是靠非贷款收入的超高速增长带来的，去年我们中间业务收入的增长幅度超过了100%。
国际化：“我们关注新兴市场”
对于国际并购，我们是有战略规划的，并不是像没头苍蝇一样，撞到哪里就是哪里。
在业绩迅速增长的同时，工商银行又将目光瞄准了海外市场。2007年10月，工商银行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权，成为了中国金融资本涉猎国际市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两行的合作成了南非金融市场的重大利好消息，约翰内斯堡股市高歌猛进，银行板块指数狂涨4%。在汇市上，南非货币兰特走强，对美元比价创下17个月来的新高。
杨凯生表示，今后工商银行将继续加快海外发展的步伐，扩大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影响，提高海外资产和海外利润在总资产和总利润中的比重。
记者：有人认为中国的商业银行应当先提升自身的管理水平后再考虑走出去，你怎么看？
杨凯生：管理水平的提升与走出去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很难找到一个时点说哪家银行的管理水平已经提高到可以进行海外发展了。我认为，既要在加强管理水平中走出去，也要在走出去中提高管理水平。此外，对于中资银行的管理水平应该有客观的评价，既不能盲目乐观，也大可不必妄自菲薄。
记者：工商银行在选择并购对象时有什么具体的标准？
杨凯生：对于国际并购，我们是有战略规划的，并不是像没头苍蝇一样，撞到哪里就是哪里。我们在对象的选择上，重点关注的是周边国家，金融市场、金融中心所在地的国家，尤其是关注新兴市场国家。在具体的策略上，对于小型商业银行如果收购，我们应该要有控制权，对规模比较大的、内控水平高的、法人治理机制比较健全的，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形象比较好的银行，我们也不一定要控股，不一定要进入他的管理团队，只要进入董事会，及时掌握其经营管理情况，有自己应有的话语权，保证我们的投资权益就可以了。
记者：次贷的金融风波这么大，有没有人来找你们，让你们进入？
杨凯生：我们并购是有原则的。首先是进得去，然后是站得住，最后是收得到。进得去就是看准目标市场，有可能进入；所谓站得住就是该控股要控股，不控股的我们要保证自己的利益；收得到就是要有良好的投资回报。最近由于国际金融市场风波迭起，来找我们谈合作的金融机构确实不少，但我们并不是每个都感兴趣、都想去，必须要符合工商银行的整体发展战略才会考虑。
记者：工行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在国际并购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杨凯生：我们在研究并购对象的时候，他们提出的意见、建议往往是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结合起来考虑的，这个方面的印象给我是比较深的。
记者：相对于中国银行界，美国华尔街似乎有着更深厚的金融历史和积淀，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凯生：19世纪，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市场尚处于萌芽状态，而同时期山西平遥的钱庄已经高度发达。那时候中国有50多家票号，上海、广州、天津等地不超过10家，其他全都集中在山西平遥。要说金融历史和积淀，平遥票号相比起美国华尔街是不逊色的，他们的一些管理理念和管理措施到现在仍为许多银行所沿用，中国的银行家应该说从华尔街学到了很多东西，但也从山西平遥得到了更多的积淀。所以认识中国国情是非常重要的，要立足本土，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在学习国外的管理经验时也要“土洋结合”才行。
记者：但我们是不是在“商业”二字上还有差距？对于“市场”我们是不是跟国际还有距离？
杨凯生：经济决定金融，所以如果经济体制改革还有任务的话，说明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也还有任务，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不管我们怎么改，我认为体制也不可能改到和西方完全一样。像这次次贷危机中，整个西方金融市场首先表现出来的是各家机构争相逃命，加剧了市场的恐慌，所以绝对不能把他们的机制看作是完美无缺的。
与此同时，应当看到中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也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比如说法人治理机制，工商银行的董事会从成立到现在，一年多来开会40多次，讨论的议题100多个，研究问题的面之广、之深，国外许多银行恐怕也不多见。我们的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已经基本确立，这个过程中我们和战略投资者也进行了合作，特别在市场风险管理方面、在信用风险管理方面，都开展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合作项目。我们的人力资源提升项目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实现了由单一的行政职务体系管理到多序列的岗位职级体系管理的转变，为全行员工建立了“纵向可进退、横向可交流”的职业发展新机制。所以说，管理水平的提升不是坐着就可以来的，必须扎扎实实往前走才可以。
综合化：“我是一个看重过程的人”
“如果18岁算成人，那么一年365天，天天过来，少一天也到不了18岁。”
在工商银行未来的战略中，金融业务的综合化经营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除了已经成立工银瑞信基金公司涉足资产管理、成立金融租赁公司拓展金融租赁业务外，参股保险公司等设想也已进入工商银行的战略规划。
在杨凯生眼中，工商银行的综合化经营更看重过程，现在的每一步都是为了使工商银行在5年后成为世界上最赚钱的银行。杨凯生说自己是一个看重过程的人，他说“如果18岁算成人，那么一年365天，一天天过来，少一天也到不了18岁。”
记者：有报道说你们要做全球化的金融控股公司，能否讲讲你们的战略？
杨凯生：我们似乎没有说过要办成一个金融控股集团，但我们会涉足一些非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除了已经成立工银瑞信基金公司涉足资产管理业务，成立金融租赁公司拓展金融租赁业务外，如果时机条件成熟，我们也会逐步开展保险等方面的业务。
记者：现在银行与信托公司的合作很密切，工商银行下一步在开展信托业务方面有什么计划？
杨凯生：目前还没有法规允许商业银行直接开办自己的信托公司。
但是我们可以代理销售信托公司的产品，比如说信托公司的集合理财计划等。信托公司的最大特点是没有分支机构，目前法规规定信托公司不允许在异地设置机构，所以信托公司市场销售渠道比较窄，这样就需要通过商业银行销售一些产品，这是目前银行和信托的一种比较常见的合作方式。同时，我们也一直在关注政策法规的调整，凡是允许办的，我们都愿意尝试一下，当然我们会认真吸取以往商业银行在综合化经营中的经验和教训。
记者：请你设想一下，5年以后工商银行会是什么样的？
杨凯生：我们希望5年以后工商银行能够成为世界上最赚钱的银行，就是利润最大的银行。
杨凯生解读次贷危机“中国不必过于紧张”
记者：你怎么看待此次波及全球的次贷危机？
杨凯生：次贷危机应该说还没有完全过去。尤其是最近这个阶段，市场上弥漫着一种紧张或者说是恐慌的情绪，这加剧了次贷本身造成的影响。对中国来说，第一，影响是有的；第二，中国所受到的影响比美国、欧洲一些国家要小得多。
记者：为什么？
杨凯生：比如说人们担心次贷危机会不会影响中国的出口？那么我们就要进一步分析了，现在受次贷影响最大的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占中国整个对外贸易的比重是多大？这样一分析就可以看出：对中国整个经济发展会有影响，但是影响不会大到难以承受的程度。所以我觉得现在要看到对国际金融市场带来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这些不确定的因素有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带来一些影响，但是我认为不必过于紧张，现在真正引起人们关注的是：中国的金融体制在下一步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吸取哪些教训、关注哪些问题。
记者：你认为最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杨凯生：比如大家都知道次级债的问题是金融衍生品所带来的，因此可能会出现两种看法，一种看法就是金融衍生品要禁行，觉得不是什么好东西，美国那么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金融机构那么有经验，风险控制水平那么高，居然还受到那么大的拖累。我们的管理水平还不到，这个东西不要搞了。另一种看法就是，目前中国的资产支持证券中没有通过多层级衍生产生的品种，没有CDO那种产品，因此次贷危机和中国目前的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市场进一步发展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对这两种看法都不完全赞同。
第一，绝不能因为出现了次贷的问题，就放缓中国金融市场培育发展的步伐。不应该抹杀资产支持证券的创新作用，如果中国的金融市场上只存在着存款、贷款这种简单的产品，而没有任何其它衍生产品是不行的，这不仅没有使得中国金融市场风险减少，反而会使风险更加的集聚，老路子是走不通的。
第二，因为我们中国还没有像次贷和CDO这些产品，就认为风险离得很远，跟我们没有关系，我觉得也不对。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比如说商业银行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注意自己资产的质量，不能误认为资产是可以证券化的，因而是具有流动性的，可以通过市场转让出去的，实际上你以为把风险转嫁给他人了，但最后你又投资了各种衍生产品，例如CDO，风险转来转去，还可能转到自己的手里。这个我想是中国的商业银行在日后开展资产证券化过程当中必须吸取的一个教训。
再一个，资产证券化非常有必要开办，但目前不适宜进行多层级的衍生，通过杠杆效应无节制地放大风险，尤其是在中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够成熟的时候，各方面的风险防范能力还比较脆弱的时候，不宜一步到位去搞多层级的衍生。
杨凯生，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博士。1975年起从事工业企业生产工艺和成本预算管理工作，1985年进入银行，历任中国工商银行监察室副主任、规划信息部主任、深圳分行行长，1996年任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1999年9月任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2004年9月再次兼任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2005年10月至今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执行董事、行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