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2002年，以银座城市信用社为核心，台州组建了全市第一家城市商业银行——台州市商业银行，其中政府股权只占5%，这在全国是第一例。2006年，泰隆城市信用社升格为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浙江银泰城市信用社整体改建为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台州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拥有三家地方商业银行的地级市。根植于台州肥沃的民间金融土壤的这一独特现象，对于正在走向全国开放的国内银行业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样本。
以银座城市信用社为例，创建于1988年6月6日，建社之初只有6名员工、30平方米的营业场所和10万元资本金。从银座城市信用社到台州市商业银行，董事长陈小军和他领航的这家民营银行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
25岁那年，我借了10万元办金融服务社
我是台州路桥人，父亲在农村信用社工作了一辈子。1980年，我17岁，接了父亲的班。当时在路桥共和公社农村信用社上班。那个时候，我感到最大的苦恼是贷出去的几十元的农业款收不回来。我初步形成了对金融的判断：信贷风险要控制在贷款时，形成后就很难收回，同时信贷需要有自主权，要责任明确。
稳定的生活在8年后出了轨——起因是一张报纸和一次街头偶遇。
1988年，中国大地改革开放大潮涌动，“无户不商，无街不市”的路桥乘着改革的春风，容光焕发，生机勃勃。80年代中期，路桥已有数十个专业商品市场，市场摊位达3600多个，商品成交额近3亿元。民营经济活跃，商业往来频繁，民间资金交易活跃。
当时，国有专业银行并没有突破全国各地类似的专业银行经营机制呆板、服务效率低的弊端。对于个体、民营企业额小面广的融资需求，国有专业银行甚觉繁琐，不能满足民营企业迅猛发展的资金需求。
1988年初，一张报纸报道了温州农民成立信用社的消息，读完之后，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温州可以做，我们台州也可以做。但是，四处询问之后，答复让人沮丧：温州是国家特批的，路桥不行。
好在我的沮丧并没有持续太久，转机来自街头的一次偶然碰面。
1988年初的一天，黄岩县人行副行长蔡明亮跟我在街上遇见，说上面出了政策，允许在路桥开办城市信用社了，人行的人已经跑了一个多月，没有人敢尝试，蔡副行长问我愿不愿意办一个。
我只问了两个问题：“如果办起来了，信用社谁说了算？”“万一出现头寸紧张，政府管不管？”
蔡的回答是：“当然是你们说了算。如果是合法批准，人行会支持。”
当晚我就作出了决定。那时，我唯一感到为难的是，蔡副行长坚持要我必须辞职。
说服家里人花了一些时间，最终，我的决定得到了妻子和父母的同意。
父母和亲戚借了5万元给我，另外由10个个体户凑了5万，10万资本金的问题顺利解决了。
为了快一些成立，我选择了金融服务社的形式——城市信用社需要浙江省人行批准，而金融服务社台州地区人行就可以批。“银座”的名字则寄托了我对未来的期望，我知道银座是东京的金融中心，要做就朝着好的方向做。
1988年6月6日，银座金融服务社在路桥的一间临街小屋挂牌，6个工作人员，简陋的尺字形柜台，多少有些过去钱庄的格局。在当地人心里，我所办的跟“私人钱庄”没有什么区别，几乎没有人看好，有人甚至担心“怎么会有好下场？”
挂牌前几天，椒江一家地下钱庄倒闭，欠款180万元，存款人的哭天抢地让我感到了压力。说真的，当时政府对我也没有抱很高期望，连大力支持我办信用社的黄岩县人行也感到有些不安。
不过，运气还好，开业当天，银座金融服务社就有5万存款，我们高兴得不得了，算着如果每天这样，一年下来该是多大的数字。
短短20分钟，我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创业的确很艰辛，最初的一年，我几乎坚持不下来了。
10万元的资本，如何开始？有30年银行经验的蔡明亮适时给我送来8字——“额少、期短、面广、高效”。贷款就这样从500元、1000元、2000元一笔笔地开始。
那段日子，我既当老总，又当业务员，白天跑客户，晚上写制度，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一年里几乎没有吃过一顿好饭，睡过一个好觉，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辞职使我没有了退路，只能往前走。直到年底，银座存款有170多万元，利润有1万多元，信心才开始有了。
朋友对我这个人的评价是“谨慎，但不拘泥”。谨慎的性格，加之仅有10万元资本金，决定了我放贷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利差，是本金的安全。
当时国家允许信用社利率上浮100%，银座上浮了80%，我采用了“存贷挂钩、利率浮动”的办法，将客户按存贷比例分级，比例越高，贷款利率越低。
同时，我社实行了信贷人员收入与业绩挂钩的方法，如果出现逾期贷款，处罚很严厉。
两个独有的制度有效地赢得了客户，在保证信贷资产零风险的前提下，银座的业务高速增长。1993年，它的存款规模过1亿元，超过当地国有银行居首位，1994年，这一数字达到4.2亿元。
1995年开始，我专注于内部制度重建，到1997年，决策体系、实施体系、监督体系分离，客户经理制、绩效考核制等现代银行制度基本成型，到1995年我们才开始成为真正的银行，这之前，我们就是“大钱庄”。
此时外部环境却发生着显著变化，1995年国家开始清理整顿城市信用社，到1997年，许多信用社被撤销、合并，随时有可能调整到我们，我们的危机感很强。当时我面临两个选择：捞一把走人，或是继续走下去。
与当初一样，我选择了走下去——不忍让一个好好的银行毁在自己手里，不能做违背职业道德的事情。
转折点出现在2000年。那一年上半年，上海人行一位官员在温州开会，我赶去，请他考虑由银座全部承担其他信用社的不良资产，并提出政府不相对控股的城市商业银行组建方案。对方没有完全回绝，我感到了一线希望。
下半年，上海人行领导到台州，准备决定城市信用社的改制方案。我记得那天中午，市长在会见人行领导前给我半个小时的时间，问我能不能接下其他几家城市信用社的不良资产。当时我预计不良资产顶多一个多亿，而银座的年利润已经有5000万，最多两年时间就能把不良资产消化掉。我毫不犹豫地保证，我能接下来。谈话实际只有20分钟，在这个20分钟里，我抓住了机会，并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2002年3月，台州市商业银行成立，注册资本3亿元，政府股权仅为5%，这在全国是第一家。银座的机构、人员全部保留，其他七家城市信用社重组。我是个人股东之一，出任董事长兼行长。
从银座金融服务社，到路桥城市信用社，到银座城市信用社，再到台州市商业银行，银座的历史就是小钱庄——大钱庄——制度意义上的银行——法律意义上的银行，银座终于完成了从钱庄到银行的跨越。
创新服务中小企业
台州是浙江省较早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地区，以家庭工业和小商业为代表的小企业遍布城乡各地。选择中小企业作为目标客户，中小企业的伙伴银行成了我们的经营理念。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个普遍难题，而信息不对称是难题的核心。作为地方性的小银行，台州市商业银行虽然资金不多、实力不强，无力为大企业提供融资，但对小企业的信息处理要比大银行付出的机会成本远远要低，并且小企业“额小、期短、量大、面广”的贷款特征，恰恰与小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相匹配，符合“鸡蛋不能装在同一个篮子”的风险分散原则。
在这样的原则下，我行进行了大胆的制度尝试。“存贷挂钩，利率浮动”是当年农村信用社曾采用过的办法，主要目的在于吸收存款，后来流产了。但我们却赋予了它全新的内涵——除了增加存款，更重要的是建立客户的现金流量数据。因为现金流量是长期的，作假伪造很难，是经营状况的真实反映。
再如，从2005年开始，台州市商业银行与国家开发银行签订了《微小企业贷款项目合作协议》，由国家开发银行提供3亿元配套资金，引进德国国际项目咨询公司的微小贷款技术，探索具有商业价值的可持续的小额信贷模式。“小本贷款”目前已经让台州1.5万户处于创业阶段的社会群体受益。在所发放贷款的客户中，失土农民占了94%，无业城镇居民占6%，异地创业流动人口占4%.
目前，我行的业务领域覆盖本市经济发达的台州三区、临海、温岭、天台、玉环等地，下辖营业机构44家。截止2008年8月末，全行总资产为226亿元，各项存款余额达209.4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146.5亿元；不良贷款余额为7422万元，贷款不良率为0.51%，达到国际先进银行水平。
2007年8月，《银行家》杂志公布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排名情况，我行位居全国城市商业银行综合排名第6名、中型城市商业银行综合排名第3名以及“长三角”地区城市商业银行竞争力排名第3名。
-记者手记
改革开放30年间，台州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创业创新的带头人，虽然他们的生活年代和人生阅历各不相同，但是一代又一代的台州人继承和发扬了“有硬气、敢拼搏、善创新”的台州人文精神，共同谱写出创业创新的新篇章。台州市商业银行董事长、行长陈小军，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出生于草根，依靠10万元资本金起步，从最初的“金融服务社”，到“城市信用社”，再到如今的“台州市商业银行”，20年的改革岁月，陈小军和他的同仁们一起打造了全国首家产权明晰、初步建立起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现代银行制度的民营银行。台州市商业银行的成长史是中国民间金融业兴起、成长历史的一个缩影。
民营银行的诞生离不开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但是机遇垂青于有准备的人。陈小军就是紧紧抓住了改革的机遇，一步一个脚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就了今日的辉煌业绩。台州商业银行的成长，体现了台州人敢为天下先的风格，还有一股在恶劣环境下拼命生长的“草根”精神。台州发达的民营经济，为民间金融的繁荣提供了土壤和空气，加上地方政府政策的开明，更促进了它们发展的速度。而地方商行的出现，又不断刺激和培育民营经济的壮大，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这种壮大反过来再次推动台州金融的成长，再加上各金融机构在有效的竞争环境中不断的创新，台州因此初步形成了金融良性循环生态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