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那些事儿 在北京听过年那些事儿



      当在外地工作的人们又开始忙着抢票回家,抱怨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网站不给力时,当人们又开始谈论春晚的各种不尽如人意时,马年的春节悄然而至。

  只是,当商场超市充斥着越来越多琳琅满目的年货时,当大大小小的饭店坐满了越来越多吃年夜饭的人时,不少人却在感慨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说极其重要的节日正在变得越来越没有了“年味儿”。在这些感慨的人当中,就有许多是来自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城市化演进的过程中,许多属于我们整个华夏民族独有的习俗正在被颠覆。

  一如此时的北京,春节已至,一幕幕悲喜大戏开始上演。

  “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过年了”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糊窗户,二十六炖大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谈到过年这个话题时,62岁的张青想起了小时候常常挂在嘴边的顺口溜。她记得那时候,这个顺口溜不论大人还是小孩儿几乎都能背出来。
 老北京那些事儿 在北京听过年那些事儿

  张青是地道的北京人,除了青年时随父母到宁夏和贵州生活的那五六年外,她每年的春节都是在北京度过的。

  回忆起小时候过年的场景,一些片段历历在目。

  张青告诉记者,那时年少的她,印象最深刻的片段之一是过年前自己的姥姥会做许多准备工作迎接新年的到来。“以前都是姥姥自己提前把馒头蒸出来,我记得姥姥会弄出各种形状的面食,像什么小兔子、小刺猬,还有其他小动物,并且还要在这些小动物或者馒头上点上红点儿,当时感觉特别有意思。现在想想,那些其实就是半成品,先做出来放着等过年的时候吃,感觉有点像现在的速冻食品”。

  这样的记忆不独属于张青一个人,许许多多和她同时代以及稍晚一些出生的人也有着这样的记忆片段。改革开放以前,社会上的商品相对匮乏,当速冻食品还没有出现并普及的时候,北方的人们习惯在过年前用发好的面蒸成馒头、豆包,并做成形状各异的鸳鸯、刺猬、兔子等,还在这些面食上印上红点儿或印上模子。在老北京的过年习俗中,这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人们在过年前做好这些食物,以便过年时一方面可以充分享受丰收的果实,一方面留出时间走亲访友相互拜年。

  对张青来说,另一个重要的片段就是“过年可以穿新衣服”。从建国后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段时间里,我国经济存在效益不高、市场供应紧张、商品品种单调、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等问题。这些问题反映在现实的生活中就是人们缺衣少食,只有在过年时家中的大人们才会用一年省下来的积蓄给孩子们换回来一些做衣服的花布和花生、瓜子等平日里吃不到的小零食。

  “一到过年,我父母才会给我们买花布做衣服,我们的衣服都是父母自己给做,我那时候穿的衣服都是中式的,裁剪起来很简单,一折一叠再一剪就行了,裁剪出来的袖子总是缺一截儿,缝的时候再补出来这一截儿。”

  由于经济发展缓慢,能供应给人们的商品数量有限,即便父母们一年到头都在省吃俭用,家中的大人也无法保证每个孩子在过年的时候都能穿上新衣服。一般都是大孩子穿小的衣服给小孩子再穿,以此类推。因为是家中最大的孩子,张青清楚地记得只有她每年穿的衣服是全新的,而她的弟弟们则经常是穿她替下来的衣服。“我们家有一张照片,在上面我大弟弟用手捂着前胸有海鸥图案的一角,就怕别人看出来那件衣服是女孩子穿过的,别人会笑话他。这件事我一直都记得。”

  比张青晚几年出生的政协委员贾宝兰,对小时候过年的回忆也定格在了“穿新衣服和吃好吃的”这一项上,“孩子嘛,就等过年这几天吃好吃的”。而贾宝兰所说的“好吃的”也仅仅限于花生、瓜子、糖,以及鱼和肉,“在当时能吃到肉、鱼就已经不得了。”而这些东西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多,如今看来早已平淡无奇,更不要说是期待了。

  在张青、贾宝兰等老一辈人的记忆里,这些东西在当时很珍贵,“基本上只有在过年这个最重大的节日里才能吃得到。”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这些副食也都是按照计划供应的,每个家庭能购买多少数量和种类的副食品,全凭副食本的记录。副食本可以说是那一代人共同回忆。年龄大一点的人都知道副食本,也知道它的重要性。那个小小的本子是家里除户口本、粮本之外最重要的本子。“本子上的副食品是按月供应的,一人一两粉丝、一两芝麻酱、一两红糖、一两油、一两碱面、半斤鸡蛋、一盒火柴、半条肥皂??逢年过节的时候也许鸡蛋会涨成一斤,再加上二两葵花子,一两花生什么的。”

  甚至有人说,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多年里,居家过日子,可以没钱,但不能没“本儿”。后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这些东西的供应慢慢开始增加了,好像先是增加了二两,然后又增加到半斤。”对于增加的具体数目和变化的时间,贾宝兰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那一本像台历一样的副食本一直留在了她的脑海里。

  而一个专属于贾宝兰的记忆,是过年时在姥姥的操持下,她家的新年有着几分旧式过年的味道。作为有着满族血统的老北京人,贾宝兰记得姥姥要事先安排家人做好过年的准备,“过年前扫房子,犄角旮旯都要打扫,还要拖地,换窗帘。每年都刷刷房,冬天天冷,刷过的房子晚上都干不了,但就是这样也要刷,目的就是见见新。过年时,姥姥会在桌子上放上漂亮的桌布,凳子上也摆着垫子,这些垫子上都绣着花,花的图案有荷花,也有龙。瓜子、花生等都用小碟子装上,年夜饭的饭菜也是用小碟子装的,真的就和《红楼梦》中描写的一样。”

  作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在曹氏家族被抄家后,就跟随祖母李氏等人回京归旗,之后一直在北京生活。北京过节的风俗习惯也就自然而然渗透到曹家的日常生活中,同样也渗透到了《红楼梦》的点滴细节里。在《红楼梦》第53和54回中,曹雪芹详细地描写了贾府过年的场景,单是摆设方面就极为讲究,“这边贾母花厅之上共摆了十来席。每一席旁边设一几,几上设炉瓶三事,焚着御赐百合宫香。又有八寸来长四五寸宽二三寸高的点着山石布满青苔的小盆景,俱是新鲜花卉。又有小洋漆茶盘,内放着旧窑茶杯并十锦小茶吊,里面泡着上等名茶。一色皆是紫檀透雕,嵌着大红纱透绣花卉并草字诗词的璎珞。”

  或许也就是这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引起了贾宝兰的共鸣,才让她觉得在姥姥家过年时感受到的氛围和《红楼梦》里描写的一样。

  后来,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计划经济逐渐被市场经济所取代,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过年时餐桌上的食品种类越来越丰富,人们再也不必发愁副食品和其他物资短缺了。但对于那些出生在五六十年代经历过挨饿受冻的人来说,记忆中最深刻的幸福体验依然是“小时候过年时能吃好吃的和穿新衣服”。而这样“吃好吃的穿新衣服”的体验,也是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后过年一直延续着的符号,它向人们传递着过年的讯息。

  “过年是有讲究的”

  在建国后的最初几十年里,由于种种原因,市场上能流通的商品并不多,人们平时的生活也总是显得很拮据,但人们还是想方设法用有限的资源让年过得有滋有味。

  张青至今还记得在上世纪70年代,过年时人们在北京几大菜市场排长队购买年货的场景,并且由于工作关系,张青用相机记录了当时排队的场景。在张青展示的照片中,记者看到了人们在准备迎接新年时的忙碌,也从一张张笑脸中感受到了人们对过年的期盼。

  除了过年时家中的陈设多了喜庆之外,贾宝兰还记得姥姥一直坚持认为过年是件重要的事情,要认真对待。那时候虽然条件有限,但是对待过年的种种细节,人们却很是讲究。贾宝兰回忆说,“过年吃饺子馅料要讲究搭配。比如南瓜配羊肉,猪肉配韭菜和白菜,绝对不能胡乱搭配。对包饺子的蔬菜也有要求,比如韭菜要用那种大约一拃长的根部发紫红色的小韭菜,茴香也是小茴香,绝不是大茴香。南瓜则是从秋天放到冬天的,水分完全干了,这样的南瓜又面又甜。那时候做出来的饺子的味道,那叫一个香。现在哪还有这种味道啊?”

  贾宝兰告诉记者,北京人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都要吃饺子,取其“更岁交子之义”。还总是把饺子包成元宝形,在饺子中放进糖、铜钱、花生、枣、栗子等。如吃到糖的表示日后生活甜蜜,吃到铜钱的表示有钱花,吃到花生的表示长寿(因花生又名长生果),吃到枣和栗子的表示早立子。

  如果说岁月留给贾宝兰的是各种规矩和关于饺子的记忆,那么留给另一位满族后裔刘为平的则是除夕前母亲整夜在厨房忙碌准备的身影。作为北京翰林谭家菜的传人,同时也是世纪谭府掌门人,刘为平从小就知道过年时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准备工作并不简单,而这种不简单更多是因为对传统习俗的重视和坚持,他说,“过年是有讲究的”。

  面对记者关于过年习俗的提问时,刘为平强调,对于许多老北京人来说,许多过年的准备工作都是要花费功夫和心思的。“比如年夜饭上一道寻常的小菜,也要花费许多功夫,豆酱的熬制就很能说明问题。”

  对于豆酱这个菜名,许多人可能会望文生义,以为是拌炸酱面的炸酱或者是上海那种八宝辣酱,但其实并不是。“北京豆酱,正经是用猪蹄带着骨头熬,里面放上青豆或黄豆、豆腐干、胡萝卜丁、水疙瘩(咸菜)丁。”配料虽然并不复杂,但是做起来却要用很多时间。

  在刘为平的印象里,常常是他在寒冷的冬夜里睡醒一觉后,妈妈还守在小小的火炉旁,用蜂窝煤熬着豆酱。刘为平说,“当时用炉子熬,至少要四个小时才能熬好。而且熬好以后不能离开厨房,要把豆酱放在窗台上让它硬上而不是冻上,如果是冻上的,虽然看起来形状一样,但是一吃就化了,口感不好,味道就不对了。”

  诸如此类的细节还有许多,“过年时吃的芥末墩要用河北玉田的白菜做,因为玉田锥子菜的帮子薄、甜、脆,喝粥用的酱瓜要用旱黄瓜来腌制。”

  这些从前过年的讲究,如今已经不大被人所重视,许多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的年轻北京人不知道有这些规矩,甚至连这些曾经在年夜饭中必吃的菜品名称都没有听说过,更不要说这些规矩背后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以及演变至今所发生的故事了。

  其实翻阅有关民俗的史料,我们可以看到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我们伟大的先民们对于春节这个传统节日相当重视,并开创了许多丰富多彩的年俗活动。

  就北京地区来说,从腊月初八吃腊八粥泡腊八醋(蒜)开始,“年味”就开始有了。“老太太别心烦,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这个顺口溜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而其中提到的腊月二十三,又称“小年”。旧时,从这一天开始,准备过节的大人们就变得更加忙碌了,在这期间要完成祭灶、扫房子、蒸馒头、置办年货,贴“福”字、年画、对联、门神等活动,直到大年三十(除夕夜)才停下来,开始准备大年。

  在北京人的习惯中,总是把“福”倒着贴在门、衣柜、水缸上,寓意着福到了。贴春联也有许多讲究。根据有关资料记载,旧时一般百姓家贴红色春联,门楣上贴“横批”;内廷、王公府第,一律用白宣纸镶红边;守制者(有父、母丧者)则要用蓝纸;庙宇用黄纸。春联最早始于五代时的后蜀。据说当年蜀太子在宫门上提写了“天垂余庆、地接长春”八个大字,成为中国最早的一副春联。

  旧时,在宗法制度的影响下,祭祀是古代社会上至君王,下至庶民的头等大事。人们借祭祀活动来向上天、万物或祖先表达内心的欲求,期望生活更美好。这种活动在过年时更是隆重。过去大多数老北京人家都供有佛龛或神像,到了年三十最讲究的要摆上九堂大供;有成堂的蜜供,成堂的套饼、花糕的面鲜,成堂的水果、成堂的干果、花糕大小八件,年糕年饭,素饺子(或蒸食),素炒菜(或炸食)。家境不好的也要摆三堂或五堂供品。

  不仅如此,老北京人还有除夕守岁的风俗,而守岁的风俗据传最早起源于晋代。守岁传递着两种情感,第一是年岁大的老人们表示对时光的珍惜,第二是年青人表示对父母延寿的祈祷。在除夕子时接神后,全家要进行团拜。老北京的团拜从清代开始盛行。全家要先在祖宗牌位前磕头拜年,然后晚辈再给长辈磕头拜年,这时长辈要给未成年的小辈压岁钱。给压岁钱体现了长辈对晚辈的慈爱之情,也有驱邪取吉之意。团拜后,全家聚在一起吃素馅的接神饺子,又称五更饺子。

  如今看来,这一切变着花样的讲究或许都是因为当时经济条件的限制,人们只能利用现有的资源给平淡的生活增加一丝乐趣。

  当时间进入上世纪70年代末时,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开放激发了各行各业的活力,也改变了我国上世纪50年代积贫积弱和六七十年代贫困落后的局面。据有关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年均增长达到近10%,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全面提升,人们的耐用消费品也在不断升级。在一位已年过七旬老者的回忆中,这些耐用消费品先是经历了传统的“老三件”升级到“新三件”的过程,即由上世纪80年代的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到90年代的彩电、冰箱、洗衣机。如今,大家更是将移动电话、家用电脑、商品房、家用轿车等作为新的消费热点。

  随着彩电、冰箱等消费品的普及和其他消费品种类的增多,人们过年的方式也在逐渐开始发生变化,人们过年可以选择的方式更多了,比如北方人过除夕时要围坐在一起看春晚,又比如许多人选择到饭店吃年夜饭。

  尽管人们的选择多了,但一些传统的习俗却不复存在了,这也勾起了许多人怀旧的情绪。贾宝兰常说,现在虽然物质丰富了,不再缺衣少食,但是却感觉不一样了。“以前过年过节当回事儿,现在人们不当回事儿了。其实以前过节从元旦开始就准备了,就盼着过年了。”

  作为世纪谭府酒店的董事,王旗志目睹了近十几年来到餐馆吃年夜饭队伍的不断壮大。“现在到饭店来吃年夜饭的人越来越多了。每到年三十晚上,集中在五点到七点半,来我们这里吃年夜饭的人特别多,饭店都坐满了。这些人当中80%都是提前订好餐过来的,极个别人是现来现点的,但是一般他们来了也没地方(坐)了。”

  在王旗志的印象里,北京人开始到饭店吃年夜饭的习惯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当时的口号就是孝敬父母,因此在过年的时候要请父母吃顿好的,而到外面吃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好多菜在家里做不了。”

  但是随着这种形式的普及,人们讲究的过年时在一起吃团圆饭的习俗开始受到了挑战,王旗志感慨,“现在人们改在饭店里吃年夜饭了,都是在哪儿吃完了就在哪儿散,我觉得以后年三十是否有必要聚一聚就成了问号了。”

  回不去的是故乡

  有一句歌词如是写道,“回不去的是故乡,到不了的是远方”,之后这句歌词被人诠释为在城市化进程中一些人背井离乡所发出的淡淡乡愁。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城市化的脚步也愈发迅速。在广大农村地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农村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农业生产率,形成了大量向城市移动的剩余劳动力,也就因此出现了人口大量流动的现象,并由此产生了许多农业社会时代无法想象到的问题,其中一点就是过年的方式在悄悄改变,过年讲究一家团圆的习俗也正在逐渐改变。

  在城市化的演进过程中,许多从农村和小城市来的年轻人带着梦想,到大城市漂泊打拼,他们逐渐习惯了异乡的快节奏。当这些人再次回到家乡时,却发现,同学之间早已没有共同话题,和家人亲友价值观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一切都变得难以适应,因此变得不愿回家。尤其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虽然会“每逢佳节倍思亲”,有时却因为已经改变了的人情世故阻挡了回家的脚步。

  出生在黑龙江伊春的80后谢先生说起小时候过节的情景时,一脸兴奋。他告诉记者,从前过年时让他高兴的事情主要有两件,第一是收到压岁钱,“这个很重要”,因为有了压岁钱,“可以买喜欢的玩具和鞭炮。”第二则是“好吃好喝,又有新衣服穿。”

  然而,目前在北京工作多年的谢先生已经连续好几年没回东北老家过年了。谢先生告诉记者不回去的一个原因是“回去的车票也不好买,那里没有直达的火车,倒车很折腾。”其次对过年的渴望少了许多,不再为得到一件新衣服和好吃的东西而满心欢喜了,在他看来,过年最大的意义在于能够好好休息一下。第三,现在还是单身的他,最怕的就是过年的时候面对父母及其他长辈们的询问,“尤其一回老家,我们家七大姑八大姨各种批斗会。”这一点对他来说,也让他高兴不起来,更让他提不起回家的兴趣。如今,谢先生已经在远离家乡的北京过了五个春节,他说,“虽然在北京过年没有以前在老家那么热闹,但是慢慢也就习惯了,就当是放个长假休息一下。”

  来自河北某村的大侠(网名)和谢先生几乎有着一样的感受,不仅出生在改革开放初期,而且一样在北京做着北漂,一样也是单身。每到过年回家,大侠最担心的事情就是被父母和亲朋好友问起个人问题,因此每次“都是硬着头皮回家”。他坦言,他已经没有年少时的好心情来感受过年了,“物价高得离谱,所有人都为生计奔波,看不到尽头,我实在没有太多的心思去感受过年的味道。而且像我这样的,在村里是绝对的大龄青年,逼婚那是首当其冲的头等大事。”虽然他坚持每年过年时回家,但状态永远是“足不出户,宅在家里。”而对于过年的最大心愿,他希望个人问题能尽快解决,“要是和家里说已经有了女朋友,家人应该会高兴吧。”

  像他们这样不想回家或者不情愿回家的人很多。在早几年的时候,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六大城市的人群进行了一次过年回家的调查,借以探寻很多人不愿回家或是不想回家过年的原因。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近70%的受访者表示“为春节回家而烦恼”,烦恼集中在车票、人情消费压力、路途遥远等客观因素上。

  不只是年轻人面对春节时有着种种复杂的情绪,即便是张青、贾宝兰这样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她们对于过年时团聚的态度也有了变化,从小时候期待一家团聚过年到如今不再强烈期盼儿女们回家过年。“现在过年孩子们回家就像完成任务一样,不是发自内心的想法”,在她们这些做父母的看来,如果团聚仅仅只是个形式而已,那么团聚或者不团聚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不少人认为,随着社会变迁,从“盼归”到“恐归”,中国人对待传统民俗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是现实生活在都市人心理层面的真实写照,是传统习俗与现代时尚磨合碰撞之下的产物。其间有人们对传统节日最原始心态的保留,也有对现实压力的强力摆脱,这些林林总总的心态引起各色人等的强烈共鸣。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最传统也让国人倍感温馨的新春佳节,有高达七成人“恐归”,绝不仅仅是亲情的尴尬,更多暴露出的是社会心态乃至城乡发展的失衡。

  而另外一个让国人尴尬的事实是,当我们的春节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变得“年味儿”越来越淡薄时,在海外的华人当中,特别是在华人数量巨大的东南亚地区,华人们对春节这个传统的节日却越来越重视。

  虽然已历经漫长的岁月,但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的春节年俗活动仍然长盛不衰。富有生活情趣的过年习俗,像全家吃团圆饭、贴春联、贴福字、吃年糕、吃粽子、挂灯笼、拜年、送红包等在东南亚地区都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新加坡华人过春节时,家家都要蒸年糕、贴春联、逛花市。最重要的事情是除夕全家吃团圆饭,散居的家庭各成员都要设法团聚在一起。

  马来西亚华人把春节视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一般从冬至到正月十五都算过年,这段时间,“恭喜拉雅”的祝福声不绝于耳,“恭喜”为华语,“拉雅”为马来语,华人和马来人巧妙地把祝贺词融为一体,表达共同心声“恭祝节日快乐!”

  泰国华人也保留着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如春节、中元节、中秋节、端午节等节日。泰国最具华人过年气氛的地方要数曼谷中国城——唐人街,除街道两旁摆满各种应节食品、物品外,还有舞狮、舞龙等。

  文莱过春节时,最有特色的活动要数“开门迎宾”。春节期间,人们会打开门,欢迎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登门贺年,互致问候。当地马来人还有带小孩外出拜年的习惯,主人一般都要给小孩子“压岁钱”。

  不仅过春节的习俗得以保留,在这些国家,过春节也逐渐被当地政府所认可。据媒体报道,越南是少数几个使用农历的国家之一。春节是越南民间最大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也是法定休息时间最长的全国性节日。每到春节,越南全国放假4天,加上双休日,共休假6天。在华人占大多数的新加坡,政府规定的春节假有两天,加上双休日,春节期间可休假4天。印尼是全世界海外华侨华人聚居最多的国家,印尼华人虽然大部分已经加入了印尼国籍,但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仍然保留着中国特色。2002年2月17日,当时的印尼总统梅加瓦蒂在雅加达华人庆祝马年春节的大会上正式宣布,印尼政府决定把春节定为这个国家的全国性假日。在缅甸,年初一也是法定的公休假日。就连属于欧美基督教文化圈的菲律宾,近年来也喜欢上了过春节。

  海外华人对于传统春节的重视,足以让我们这些华夏儿女汗颜。此时,又是一年一度的春节,在这样一个时刻,除了吃好喝好休息好之外,我们是不是也该思考一下如何过一个真正有意义的春节了?

  带着期待,祝福每一个人新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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