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孟子有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张学斌的故事证明，对于那些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士来说，套用这句话来形容他们，再恰当不过了。
“三年自然灾害”，加上“文化大革命”，终止高考，再到恢复高考，这个年代出生的人的命运伴随政治、社会的动荡而起伏不定。但也正是在这个年代吃过大苦头的这批人，对于贫穷和苦难的深刻体会，使他们更懂得争取自己的幸福，也更愿意为争取幸福而付出高强度的辛劳。
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学斌，一个地地道道的山里农村娃，在上个世纪那个社会政治环境波谲云诡的时期，与同时代其他平凡的年轻人一样，张学斌在饥饿、贫穷中挣扎，直到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给了许许多多个张学斌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很幸运的是，张学斌抓住了这一拨稍纵即逝的机会，鱼跃龙门，考上了大学。
从上学到工作，对于曾经苦难的恐惧感使他总是积极主动地去抓住每一次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从最年轻、最有前途的电算财会教研室副主任位置上辞职，投身到深圳、海南特区火热的经济发展中去。为了既定的目标，扛着全厂唯一的研究生名衔，他可以默默无闻、踏踏实实在最基础的工作岗位上一待就是两年，为的是将学校里的理论能够与实践结合起来，掌握管理的真谛。
在他事业起步的海南椰树集团(前身海南罐头厂)，他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工作主动性，在国家税制改革、汇率改革的关键时期，善于抓住机会，积极为厂里谋取正当利益，在担任财务处长期间，利用公司闲余资金做起了投资，3年间，原始投入3个亿净赚1.6亿。在他工作10年之后，海南椰树集团由最初年产值3亿增长为20亿。
处在那个全国改革攻坚的时期内，张学斌是幸运的，作为海南和国务院确定的改革试点企业，张学斌参与了“股份制改造、股权改革”等公司改革工作，并由此成为最早一批对于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公司管理理念有深刻了解的人。在出任海南椰树集团总经理的任上，他大胆推行自己的改革思路，成效显著。
功成名就之际，张学斌内心再次涌动要到更高层次开阔眼界的想法，这与当年走出校园，进军海南时的想法一样，受到当时创维集团董事长黄宏生的影响，张学斌选择来到创维集团，开始了另一番征程。
来到创维集团后，张学斌的人生经历更加丰富多彩，在陆续经历了“陆华强离职”、“黄宏生被捕”等恶性事件之后，张学斌正式以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新掌门人的身份走向前台，开始引领创维集团走向新的时期。这个时期，创维集团已经脱离了黄宏生赋予创维的个人英雄主义烙印，而是更多的具备现代完备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制度的企业，这就是张学斌赋予创维集团新时期的新企业内涵。
山村娃
1963年，张学斌出生在四川乐山市犍为县的一个小山村，家里兄弟姐妹5个，他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姐姐。
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末期，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和政治运动时期，那个时候，留给张学斌最深的影响是生活艰难，“能有饭吃，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再穷不能穷孩子上学，为了将来能有一个好的前程，他父母节衣缩食努力供几个小孩读书。1968年，张学斌5岁那年，开始跟着姐姐上学，“当时父母主要是为了让姐姐带我，减轻父母的负担”。
那时候上学的学费还不是很贵，张学斌记得一个学期是一两元的样子，张学斌和姐姐两人学费加起来，一个学期大概8元钱左右，“家里小孩能够上学的都上了”。
值得庆幸的是，虽然那时整个环境很艰苦，但张学斌家里还有一定的经济收入。“我父亲当时是大队会计，每年有一定的工资收入，不过母亲由于常年生病，整个家庭经济情况属于中等左右，父母节衣缩食供几个小孩上学还负担得起。”
父亲一个人的工资，不但要负担全家的生活开销，还有孩子的学费，负担显然过于沉重。到张学斌和姐姐面临上高中时，父母开始犯难。“后来父亲决定让我上高中，就没让姐姐上，她回家做了小学老师，对于这个安排她并没有怪我，对我们这些弟弟妹妹她一直都很关心。”
1977年，张学斌高中毕业，“毕业之后，发现其实什么都没有学到。当时高中课程学的都是农业基础知识，像什么水稻杂交技术、玉米杂交、拖拉机维修等课程，都是与农业相关的。这些课程的安排与现在各类职业技校的课程设计目的类似，希望农村的这些高中生，学成之后，回到农村学以致用”。
除了课堂里学的都是农业知识，那时还有农业社会实践。“每个学期我们还有一个农忙假期，放半个月以上，要回家帮家里干农活。每个星期都有一天是劳动课，要学习开荒，学习怎么才能把庄稼种的更好。”
张学斌回忆起这段岁月时坦言：“高中稀里糊涂就过去了，除了农业知识和农业实践，对于数理化知识基本上没有任何学习，基础非常差。”
毕业后，张学斌因为年纪小，加上在学校里也没有学到什么知识，“所以只有回家务农，后来又到工地修水库，人年龄小、个头又小，扛不动石头，只能在工地伙房做饭。”
如果不是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的政策，可能张学斌一辈子就在农村务农，无所作为了。在知道了国家要恢复高考之后，张学斌开始从头学习知识，“白天在工地上干活，晚上就埋头看书，基本上每天都要看到凌晨二三点钟，因为早晨五六点还要起床给工地做饭，所以一天也就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觉。”
由于文化课基础实在太薄弱，为了能够跟上课程，张学斌当时跑到区中学跟高一年级学生一起学习。在所有的课程中，张学斌对理科很感兴趣，但后来高考的时候还是选择了文科。做出这样的抉择是出于现实的考虑，“毕竟理科要靠基础，而我在这方面因为原有教育基础薄弱，没有积累，一时难以跟上，而文科只要死记硬背就可以，加上我的数学成绩很好，觉得选择文科考上的把握更大些”。
选择文科之后，又面临一个问题，自己手头没有一本可以看的书，因为都是农业方面的书籍，所以只有去找老三届的书来看，张学斌记得很清楚，到高考的时候，历史课本自己还没有看完。
1980年，张学斌参加高考，最终的结果与张学斌之前料想的差不多，数学几乎考了满分，不过语文不及格。“当年为了参加高考，过程也是很艰辛的，考点在县城，离我家有50里地，而且全县只有这么一个考点，我需要赶50里山路去参加考试。当时要先进行预先考试，淘汰掉2/3的人，剩下来的人参加考试，再淘汰掉1/3。”
与现在小孩参加高考时父母紧张不同，当时父母对他没有抱太高期望，所以也没有很紧张。“父亲对我说考不上就回家务农。”
不过张学斌自己还是很紧张的，他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务农，心里有强烈想改变自己命运的冲动，因此他深知高考是能够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机会，一定要抓住。
谈起多年前这场改变命运的高考时，张学斌仍难以掩饰一股兴奋劲(不但是对于张学斌，对于其它同时代的幸运儿来说，这场关乎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的英明决策，改变了国家和整个时代一批人的命运，张学斌搭上政策的便利之车)。
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刻，张学斌感觉到自己的人生从此就会不一样了，不过唯一遗憾的是专业不是他喜欢的。“但不管怎么说，毕竟上了大学了，整个人沉浸在兴奋中。”即便如此，张学斌家里也没有为张学斌上大学的事大肆操办一下，张学斌自己喊了几个要好的朋友，“简单吃了一个顿饭，玩了玩就当庆祝了”。
教研室主任
1980年—1986年，张学斌在中南财经大学相继读完了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研究生毕业之后，他被分配留校工作，一年后，张学斌就坐上了中南财经大学电算会计教研室副主任的位置，这年他23岁。在常人眼里，年纪轻轻已成为教研室副主任，在高校和科研的道路上，张学斌前途无量，不过他自己并没有志得意满，反而觉得学校生活并不适合自己，他开始思索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未来和生活。
1987年，学校有一个派驻香港学习的机会，当时决定派张学斌去，但是要签5年的长期合约，这段时间的经历对他的触动很大。“从武汉到深圳，当时深圳给人日新月异的感觉，特区与内地的差别非常大，从香港学习回来后，我就想能留在深圳工作。加上那时候盛行‘下海潮’，大学老师、公务员都下海经商了，大家都有一种创造财富的希望存在，那种心理的向往难以抑制。”
由于和学校的合约在身，身不由己，张学斌虽然非常向往特区生活，但还是选择留校履行完自己的合约。做出这个选择后，张学斌越发不喜欢学校生活，“大学讲师讲来讲去总是那些内容，我的导师教授了那么多年的课，同一本教材都已发黄了，只能教授陈旧的知识有什么意思”。
另外，当时高校的体制也让张学斌感到非常压抑，“每周一都要学习政治，读报纸、念文件，人在这种环境里会很不自在，在学校跟别人比，主要是看写文章的数量，在这方面学校是有指标的，我学的是电脑财会，主要学习电脑程序，在这方面要想有所创新很难，我很希望能够脱离这个体制，到社会上去，学有所用”。
耐不住创业的冲动，张学斌的电算教研室开始在社会上承接一些项目做，“但学校的机制很不好，我们做项目获得几万元钱，最后自己能够拿到的只有几千元，大部分都被学校拿走了”，张学斌的心里不平衡，但为了履行完合同，还是坚持了下来。
张学斌回忆到，其实从1986年开始，他就已经做准备要离开学校，到1991年，合同到期之后，他毅然决定离开学校。
“学校后来给我发通牒，要双开——开除公职和党籍，我也很坚决，当时想档案不要就不要了，分管工作的副校长找我谈了很久，希望能够回去，我当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希望能够把我的夫人也调到学校来，结束两地分居的历史，但我和夫人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们并不是真正的两地分居，而是一江所隔，学校没有同意。后来学校看我离职态度非常坚决，也就放我走了。”
离开学校，面临去哪里的问题。去深圳还是去海南？张学斌思考了很久，决定去海南，“深圳特区的发展已有了一定的基础，而且还是新兴的城市，机会更多一点。”
“海南机会的确很多，不过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金融业，我太太在海南就是进了冯仑和潘石屹的万通房地产公司做财务，但我没有进这两个行业，而是去了海南罐头厂，大学同事当时讽刺我，去个什么鬼罐头厂。”
面临机会的诱惑和同事的讽刺，张学斌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不到基础行业做一下，根本无法掌握实际的管理经验，房地产和金融是虚拟产业，它的根基没有实业稳定。”
他在当时已经看到房地产可能面临的危险，“海南是炒房地产，但没有产业做支撑，你想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实际的买房者，只是在房地产商手里倒来倒去，总有一天，资金链会承受不了，最终企业将面临倒闭的危险”，后来海南大量房地产市场倒闭，大量的烂尾楼出现，海南的经济从此一蹶不振，多年之后，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过元气，在全国各地掀起的一波波经济发展的浪潮中，海南经济落在了后面。
而海南罐头厂是当时海南最大的国有企业，拥有完整的产供销体系。刚刚脱困，企业处在发展的上升期，对想学习真正管理经验的张学斌来说，无疑是个好去处。10年椰树
海南罐头厂当时很有活力，机制比较好，国有资产承包经营，经营者参与分配。“一个企业有好的机制才会有发展，但当时罐头厂要全面发展需要寻找一个新的突破点。”
海南省政府将罐头厂作为首批“股份制”改造的公司，这方面是张学斌的专业，研究生阶段他学过这些知识，对于国外产权制度有一定了解，因此股份制改造既给企业的发展找到了新的突破点，也给张学斌个人才能的发挥提供了舞台。
开局很好，但最后股份制改造方案并没有能够实施下来。这个方案张学斌做了3个月，后来发现了问题，按照罐头厂当时设计的方案，有25%的内部员工股，但是后来有很多领导过来说情要求在“股份制”改造中进行照顾，张学斌和公司管理层当时担心这些事情被揭发，万一领导进去了，他们自己也要跟着进去，所以三个月之后发现危险，决定还是不搞比较妥当。
股份制改造停止以后，张学斌在罐头厂搞起了电脑和内部管理系统，因为要自己写程序，所以要熟悉公司的产供销各个体系的运作情况，也就是通过这个工作，张学斌对于企业管理的基础有了深刻的了解。
搞内部管理系统一搞就是两年，当时一个厂长发现张学斌作为全厂唯一的一名研究生，甘于寂寞在这个不起眼的位置上默默无闻做了两年，既没有提待遇要求，也没有走人，他开始注意张学斌。其实这位厂长并不知道，张学斌进罐头厂就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的，只要能够学到知识，张学斌并不在乎待遇和职位。
1993年，国家进行税制改革，又为张学斌提供了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那年国家决定将原来“实耗扣税”改为“购进扣税”，张学斌一看这个文件，“当时心里就有一个想法，厂里的财务可能会搞不懂税制改革的意思。当年7月1日，这个政策正式颁布，到12月，张学斌拿厂里报表一看，发现果然有问题，一个副厂长也感觉有问题，我们俩一合计感觉多交了税，后来一算吓了一跳，多交了3660万的税款，我向厂里提出我去想办法把税弄出来”。
张学斌把厂里所有的账都弄了一下，设计了很多报表，税务部门的人一看，对张学斌说“我们也没有搞这些报表”。税务后来跟张学斌说，“税交上来了就退不了，在以后的税项里相应地扣掉”。这件事之后，厂长对张学斌说，“以前认为只有生产才能创造价值，现在才明白财务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
1994年，厂里提拔张学斌当财务处长，张学斌看到厂里账面上有那么多现金趴着，就建议厂长把钱拿出来增值，“我们把这些钱拆借给房地产公司和金融信托等公司”，到1996年，两年间罐头厂投入的3.3亿资金赚回了1.6亿左右的利润。
同年底，海南罐头厂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百户试点”企业，是海南省唯一一家入选企业，当时全国选了100家。“百户试点”需要引进公司管理机制，将原来的厂变革为公司，原有的管理机制要打破，重新设计，“当时很多试点企业都是选择聘请外部的顾问公司代为设计公司制方案，我建议厂长自己搞，一方面是我们对于自己的企业更加了解，另外，也可以节省一部分费用，当时为了积极推动试点，我经常往北京跑，跟当时的经贸委接触较多”。
“百户试点”时，罐头厂还推行了员工持股计划。“国有企业搞得好不好，管理层必须德才兼备才行，但国有企业当时是靠人，凭党心、良心做事，所以经常出现‘58岁’现象，很多国有企业领导人到了58岁，心中就不平衡，辛辛苦苦工作了一辈子，什么都没有捞到，因此，国有企业原有的那套靠党心、良心来约束领导人的制度不行，可能对于少部分人还行，对多数人不行，另外，对于少部分人短期行，长期也不行。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当时决定推行员工持股计划。”
海南罐头厂股权改革有两次，第一次是将股权分散，第二次是将股权再集中。股权分散指将股权平摊给罐头厂职工，这个制度的缺陷是没有考虑到个人的能力大小和贡献，当时为了能够实现股权改革顺利推行，减少阻力，尽量让多数人受益；后来推行股权集中，主要是为了将股权向能人集中，这一次的改革很多人不理解，遇到的阻力也相对较大。“我们当时采取的办法是夸大股权分散的风险性，强调有一个大股东对公司的发展起带头作用的好处，这个事后给我的经验教训是‘改革前要做很多宣传工作’。”
后来的方案确定由管理层增资扩股，实现了股权的集中，海南罐头厂改名为海南椰树集团是在1994年，1995年正式挂牌，2001年股权改革的方案正式获得审批通过，2006年，张学斌离开5年之后，这个方案正式实施。
通过“百户试点”方案设计，对于公司的管理流程和制度，张学斌已经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为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百户试点”后，国家又实施“汇率并轨”制度，又给张学斌提供了另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这个政策实施之后，按照同样的数量征关税，罐头厂关税增加了50%，增值税增长更不止50%，后来我牵头去跟发改委交涉，希望能够返还我们一部分税，发改委的人当时跟我们说，‘不可能为了你一个企业破例’。但我们一直没有退缩，经过两年努力，在不断游说之后，通过两个理由终于说服国家返还我们一部分税，一个理由是，海南罐头厂是农副产品，二是少数民族地区公司，国家后来接纳了这个说法，我们的关税和增值税后来直接交到中央财政手里，然后再由中央财政退还给罐头厂，当时争取到1.35亿退税左右。”
1995年，海南罐头厂正式挂牌为“公司制”公司，这一年，公司提拔张学斌进董事会，并担任常务副总，1997年8月开始担任总经理，张学斌在海南罐头厂(后改制为海南椰树集团)一干就是10年。2001年他进行了最后的告别，开始了新的命运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