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教父”栗宪庭一路挥洒溢美之辞,“他(周铁海)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催化剂”
“周先生,你画的这个……是个什么东西?”
3月29日下午,坐在上海美术馆4楼演讲厅的主席台上,周铁海面对不到20人——去掉一个耶鲁大学社会学系回国做当代艺术论文的女生,去掉一个要专访他的我,余下是对他的艺术感兴趣的普通市民,循着网上一则小通知,赶过来听他讲17年来的思考与实践,每人领到一本价值28元的画册。
5天前,周的个展“另一种历史”在上海美术馆开幕,六百余人云集展厅。周铁海致答谢辞时流泪了,他想起了3年前去世的戴汉志,那个1996年第一个在中央美院画廊做他个展的荷兰人,那个懂得他的人。父母那天也来了,周铁海没有来得及问他们是否也懂得了。
那天,“中国当代艺术教父”栗宪庭一路挥洒溢美之辞,譬如“他(周铁海)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催化剂”,譬如“原来批判也可以如此轻松”,令不少纸媒纷纷腾出版面,接待那位大鼻子戴墨镜的骆驼先生——周铁海的怪异图式。
可是台下“喜欢看画”的老伯伯问了:“周先生,你画的这个兔子不像兔子,狼不像狼,一会儿戴副墨镜,一会儿又穿外国人衣服的,是个什么东西?”有人嗤嗤笑。
周铁海短暂地卡住了,然后好脾气地话说从前:1996年,这只本来印在香烟壳上的骆驼第一次出现在他的画布上:《我们寻找爱情去了》,朋友们看了都说像他。于是后来连续运用这个符号,好比一个象征、一个替身,好比张乐平找到了“三毛”。在《头疼,飞机票又来了》上,两只骆驼在对话,一只手拿法航的机票,另一只正在吃散利痛。这时的周铁海,像1990年代中期后走向成功的艺术家一样,在机舱里呆的时间比在画室里多。
有一幅布上丙烯《碗》,干干净净一只白瓷碗,我问这幅画是什么意思,像所有大腕那样,周铁海很酷地回答:“它就是一只碗。”
而在绝大多数作品里,周铁海又强势地赋予作品一些意义,因此有一些画家认为,周铁海的作品需要大量的注释,否则无法读懂。当周铁海对着幻灯一张一张讲述那些画的来历——它们来自个人的际遇、心情、感受与思考,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啊,是这么回事。
如果没有西方策展人,
中国当代艺术根本就不存在
周铁海生于上海,今年40岁,1989年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毕业。他在学校里跟大师神交,印象派毕加索、野兽派马蒂斯、抽象表现主义先驱波洛克,还有精神分析的弗洛伊德、存在主义的萨特……当有一天看到达达派的杜尚在蒙娜丽莎脸上加的那两撇小胡子,他心中的一扇门,一下子洞开。
一出校门,摆在那一代画家面前的有两个问题:体制与市场。上海美术馆副馆长张晴告诉记者,体制的问题简言之:艺术是为政治或商业服务的,它不是遵循内心的冲动从事创作,因而创造力低下。那时,没有多少画廊,也没有什么策展人,艺术家惟一的亮相机会是4年一届的全国美展;策展人这个概念也是90年代后期才大大方方走到前台的,之前,因“策划”一词的阴谋色彩,“策展人”被羞答答唤作“学术主持人”。
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内市场几近于零。周铁海说:“我看明白了中国前卫艺术是怎么回事。大家做了一个展览,专门挑外国策展人来上海参加开幕式。换句话说,这个展览就是为了给外国策展人看的。如果没有西方的收藏家和策展人,中国当代艺术是根本不存在的。成功的惟一途径是被外国策展人选中,出去办展览,在国外成功,再打回来,跟中国许多电影的做法是一样的。”
展厅入口处的第一件作品是《大沙发》。他曾经着迷于洛可可风格的家具设计,比如极具权力感的椅子。1991年秋,周铁海从日本回到上海,那时他跟杨旭在捣鼓“报纸画”,后来一些作品,如展厅里的《清末名妓》,大量运用了这一元素。与杨旭合作《决裂》之后,他当真跟当代艺术决裂了,退出圈子,改行去拍电视广告。
要做“名单”上的人
1994年杀将回来。但当时国外策展人、媒体记者开列的中国艺术家名单上都没有“Tiehai Zhou”这个名字。这让他挺受刺激的。从此下定决心,要做“名单”上的人。同时决定不再亲手去画了,而是像导演说戏一样,向聘用的助手讲授他的意图和动机,由助手完成那些在画布上喷绘的技术活,这个方式一直沿用至今。
“会不会有人质疑你偷懒?”
“除了睡觉,我都是在工作,不存在偷懒。我原以为,做一个画家,只要像梵高那样画就可以了,但现实是西方策展人、艺评家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解是非常浅层的,需要做许多沟通,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关,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
周铁海现在有6个助手。他说英国画家达明·赫斯特有50个。
1994年的《我的画要用路易·威登的包来装》,源自他与一位法国摄影记者的对话。法国记者问:“你的画卖多少钱?”当时周铁海对自己作品的价格没概念,折衷地应答:“我的画要用路易·威登的包来装。”画上还有一段对话:“这包去哪?”“卢浮宫。”暗示当时众多艺术家心目中的彼岸不是美元,是卢浮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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