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8年12月20日，由《中国经济周刊》主办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百人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揭幕，已经74岁并且十年没有在任何颁奖典礼上露面的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下称“一汽”)原总经理耿昭杰如期出现在现场，这位服务一汽45年，执掌一汽帅印14年的中国汽车工业元老级领军人物，在没有任何人的搀扶下缓步走向会场，并且获得了现场最热烈的掌声。
出生于安徽的耿昭杰，1954年8月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了一汽。当过设计员、工程师、调研室主任、铸造厂党委书记、总厂副厂长兼汽车研究所所长的耿昭杰，不仅为自己在一汽领头人的岗位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还把他打造成了地地道道的“汽车人”。用美国克莱斯勒公司总裁亚柯卡的形容就是：“他的血管里，流的是汽油!”
耿昭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作为一汽的代表，一汽的领导者一代代传递着接力棒，让一汽这个曾经衰老的“共和国第一”重新焕发了青春。“而这一切，都归功于改革开放。”
单轨制垂直转产开天下先
1985年春天，正在原二汽参加两厂友谊振兴活动的耿昭杰接到厂里电话，要他赶快回去。回到家的当晚他得知，自己被任命为总厂厂长。而当时的一汽，卖不出去的卡车排成了一条不再流动的蓝色长河，原有的红旗轿车也被停产。这个身上罩满了光环的共和国汽车工业长子正在经历剧烈的阵痛，换型改造和上轻轿两副重担都压在了耿昭杰肩上。
据耿昭杰介绍，上任伊始，正值完全由一汽自主设计研发的新型解放CA141载重汽车完成实验改进定型后准备投产的关键时刻。摆在他面前的有多种选择：“一是停产先进行工厂改造，然后投产新车。这种选择对企业的风险小，但换型的周期将被大大地拉长。”耿昭杰说，“二是不进行工厂改造，直接投产新车。这样换型的周期会大大地缩短，但生产制造能力与产品质量则很难保障。另外一种是工厂改造与新车投产同时进行垂直转产，这种选择换型周期、制造能力与产品质量都能得到保障，但企业因此要冒极大的风险。”
1986年的2月14日，一汽在1号门露天广场召开了盛大的换型改造动员大会。那天，北风呼啸，全场近两万多人鸦雀无声，连空气都凝结着悲壮。耿昭杰讲到最后，一句一句地挥手呼出了一汽人熟悉的那16个字：“愚公移山、背水一战、万无一失、务求必胜。”每呼一句，全场职工就跟着呼一句。从那个时刻开始，一汽创造了世界汽车工业史上少有的单轨制垂直转产，即老产品停产后，马上就投产新产品的奇迹。两年以后，当一个141中型5吨载重汽车、一个6102汽油发动机、一个工艺水平与制造能力全面改造提升的工厂精彩亮相的时候，中国的卡车产品与制造技术水平亦被提升了30年。
耿昭杰十分看重汽车界的一句箴言：“干卡车是小学水平，干轿车的才是大学水平。”同年9月1日，在换型改造的决战时刻，一汽在二厂区293公顷土地上，举行了以上轻轿为目标的开工典礼。而为了能够上轻轿，中国的汽车人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也开始了自建厂伊始学习前苏联后的第二次学习。
“工业战线的小岗村”
1956年，一汽刚刚投产后，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会上说：“我们过去不会造汽车，现在会了;过去不会造飞机，现在也会了;什么时候再能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轿车去开会就好了。”
1958年，一汽造出了第一辆国产轿车——“东风”，并于同年送到了中南海。之后，一汽掀起了“乘‘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的热潮。
在耿昭杰看来，主持上轻轿不仅是一汽的第三次创业，而且还是真正实现汽车工业民族品牌的必然要求。但是，因为红旗轿车已被停产，当时一汽再要大批量地上轻轿，需要国家批准。
据耿老身边人介绍，为了上轻轿，一汽要一家一家的政府部门去游说。有时为了汇报，耿昭杰在领导家里一等就等到半夜。而像这样的游说和汇报，至少有四五十场。
而之前，在轻型车的“掩护”下，一汽已经开始在作生产轿车的准备，并在轿车获得准生证之前，就将一汽在西方石油危机时从克莱斯勒引进的、当时已经闲置的小型车发动机生产线移到了长春。
1978年5月，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一汽就派出了20人的实习团，前往日本四大汽车公司考察、学习了半年。这一次学习，让他们懂得了产品开发、市场导向、全面质量管理、看板生产、在制品向零挑战等新观念。
学习回来后，领导班子给全厂做报告，连原二汽等外单位也派人来听。“当时为了不被人说成是宣扬资本主义好，做报告的人还特意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阴暗面写了进去。”耿昭杰笑着说，这次学习，让他明白过去的许多思路都陈旧了。他说：“没有那样一次‘明治维新’，就不会有一汽后来的科学管理和思想解放，也不会有决定一汽生死的换型改造。”
耿昭杰告诉记者，一汽一开始就明确了自主发展的道路，在合资的同时，坚持自主开发，实行双轨制。“可以说，一汽就是当时工业战线的小岗村。”
“一辈子都在为‘解放’、‘红旗’奋斗”
还没有哪一家国内汽车企业像一汽这样，在合资的一汽-大众公司厂区旁边，就放着自主的一汽轿车公司，仅仅隔着一道栏杆儿式的围墙。
曾担任过一汽-大众公司副董事长的一位德方高层人士曾对当时的一汽-大众董事长耿昭杰以调侃的口吻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德国大众在中国最大的失败就是让红旗轿车又活了。”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两个品牌，一个解放，一个红旗。”耿昭杰告诉记者。“企业靠什么存在?靠品牌，如果没有解放、红旗，一汽在世界上就没有位置。”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千人汽车保有量为0.5辆，在全世界140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一。1984年，国家解除了县团级以下单位不得配用轿车的规定，一股急剧膨胀的对轿车的需求浪潮就此形成，几十万辆外国轿车在几年间通过合法和不合法的渠道，源源不断地拥进国门，填补了中国轿车工业弱小而形成的巨大真空。到了1985年，轿车进口大潮达到顶峰。“用一位日本人的话讲，到了北京就和到了东京一样，因为满大街都是皇冠。”
耿昭杰还记得当时群众写的一封信，大致的内容是，因为花了大量的外汇，每辆进口轿车的车轮下都碾压了一所学校。那种痛心疾首，是和这个“汽车人”每每来京开会时，面对人民大会堂前滚滚的进口轿车洪流时的痛心相通的。
今天的耿昭杰依然做着自己的民族品牌梦想，他告诉记者：“我有两个梦想，一个是一汽换型改造，这个梦想基本实现了。另一个是轿车梦，这个梦只实现了一半。我们引进了很多国外知名品牌，与大众合资，引进马自达的技术，都干得很成功，但这只成功了一部分，在民族品牌方面如果也干好的话，那我的轿车梦就算圆了。所以我一辈子都在为‘解放’、‘红旗’奋斗。”耿昭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