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从上市那一天算起，中信泰富不过18岁，即使失去了创始人荣智健，它以后的路也还很长。但是，荣智健已经67岁，失去了自己用十八年时间打造的商业王国，很难再有下一个十八年。这位“红色资本家”的故事，似乎已经锁定在这样一个黑色的结局
2009年4月8日，中信集团发布公告，同意荣智健辞去中信泰富董事长一职。以67岁的年纪离开自己一手创建的公司，荣智健的心情可想而知，更何况，他还留下了100多亿港元的巨额亏损。
荣智健辞职，相比他的公司中信泰富，世人更关注的是他的家族——荣氏家族未来的命运。荣氏家族兴起于20世纪初，那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碰撞最激烈的时代。从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到荣毅仁，再到荣智健，历经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家族的兴盛延续了近百年。阅读这个家族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故事，人们往往能看到一个时代的沉浮和变迁。
荣智健也不例外。1978年，荣智健只身南下香港创业，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后，这位“红色资本家”，却面临一个黑色的结局。
“澳元门”——荣氏的全面溃退
2009年3月25日，在香港太古广场会议中心，荣智健出席了中信泰富的业绩新闻发布会。当时，荣智健也许已经知道，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作为董事局主席，出席中信泰富的发布会。即使如此，面对记者的提问，“这次是不是中信泰富有史以来第一次亏损?”荣智健依然镇定地回答：“是的。”同时，他强调，他对中国经济有信心，2009年中信泰富一定会盈利。
2009年4月3日，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及香港警方开始调查中信泰富，以确认公司是否有“做出虚假陈述”或者“串谋欺诈”等违规行为。五天以后，荣智健正式离开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的位置，跟随他一起离职的，还有追随他多年的中信泰富董事、总经理范鸿龄。荣智健的女儿、中信泰富财务主管荣明方已于此前被调离财务部，并降级减薪。有媒体评论，这是荣氏家族在中信泰富体系的全面溃退。
众所周知，荣智健离职的直接原因，是中信泰富的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亏损100多亿港元。
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亚有一个铁矿项目，该项目总投资约42亿美元，很多设备和投入都必须以澳元来支付。当时的汇市普遍看涨澳元，看跌美元，为了降低货币风险，中信泰富于2008年7月签订了3份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这桩交易赌的就是美元兑澳元的汇率。如果美元持续贬值，澳元升值，则中信泰富赚钱;反之，则中信泰富亏损。中信泰富赌澳元升值，买入了90亿澳元期货，远远超出了公司的实际需求。天有不测风云!金融危机爆发后，澳大利亚的实体经济受到沉重打击，澳元兑美元持续贬值。然而，中信泰富只能以合约的规定，以远远高于市场价的价格买下澳元，由此造成巨额亏损。
2008年，因金融衍生品交易而亏损的中国企业不在少数，包括中国中铁、国际航空、东方航空、碧桂园，等等;中信泰富并不是唯一的一家。而且，荣智健毕竟是荣氏家族的第三代，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独生子，他身上耀眼的“红色”映照香江两岸。即便如此，荣智健还是“下课”了。在他“下课”之前，某著名网站做了一个调查，有82%的人认为，荣智健应该辞职。温家宝总理也公开表示，对中信泰富发生的问题，内地和其他各个方面都不干预。“对于荣智健的黯然引退，香港媒体也没有给予同情，媒体上一片幸灾乐祸的声音。”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接受《新财经》记者采访时说。
资本家VS红色的中国
由“红”到“黑”，荣智健的故事，每一个情节都能读出历史的烙印。
对于荣氏家族，毛泽东的评价十分精辟：“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正是因为人民政府认可荣家的特殊地位，荣家才得以在解放后，在保留其“资本家”身份的情况下过着平安的生活，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文革”之前。
1948年底，大半个中国已经解放，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上海不少商人纷纷迁居海外。1948年11月，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因套购外汇被国民党“政府”判处缓刑，后交了100万美元才被释放。不久，荣鸿元就去了香港，最后远走巴西。其弟荣鸿三、荣鸿庆和荣德生之子荣尔仁、荣研仁等也先后离开上海。
在最后关头，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1949年，荣智健7岁。在《荣智健传》中，他这样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我家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产，家里有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父亲出入乘坐别克，后来换了一辆奔驰300。连国外的亲戚都羡慕我家的生活，因为比他们还要优越。”1952年，10岁的荣智健第一次开车，开的是父亲送的一辆红色的英国敞篷跑车。
1957年，荣毅仁在公私合营运动中率先接受改造，把家族企业交给了国家，自己成了上海市副市长。这一举动为他赢得了“红色资本家”的称号。这一举动还意味着，由荣德生创办的荣氏家族企业变成了国有企业，荣家不再是纯粹的商人。自此之后，荣家的所有商业活动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公私合营完成后，荣家的生活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一些认识荣智健的人回忆，当时十六七岁的荣智健是上海有名的“荣公子”，他开着红色的英式敞篷跑车，请朋友去国际饭店、红房子吃饭。这些举动在当时非常扎眼。
1959年，荣智健考上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离家北上。荣智健回忆大学生活时说：“在天津大学的时候，生活比在家里要艰苦得多，可是我却有条件请大伙儿吃饭，上学校小食堂吃顿排骨。因此，我在同学们的眼中显然是一个明珠。”当时，大跃进运动席卷整个中国，吃排骨绝对属于奢侈享受。荣智健业余爱好也与众不同，是许多普通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棒球。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荣家未能幸免，荣智健也受到牵连。1966年，他被下放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龚嘴水电站，接受劳动教育。从未吃过苦的荣智健连续坐了五天五夜的火车才到达四川，当地的环境比他想象的还要恶劣。“虽说是做技术工作，实际上却是很艰苦的体力劳动，抬路轨、抬大石头、背75公斤重的烧焊氧气瓶上山下乡、高空安装高压电缆……经常吃的是四川人叫做红苕的地瓜。头一年，我基本上失去了自由，起居劳动都有人看管。”在荣智健卖力干活的时候，他的父亲荣毅仁正在北京的工商联大院里打扫厕所，荣毅仁甚至还自掏腰包买了盐酸，把厕所擦洗得干干净净。而此时，荣智健的堂兄、荣毅仁的侄子，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的荣智鑫正在香港经营美联烟草公司。
“文革”时期的下放，是荣智健人生中绝无仅有的吃苦经历，空前也绝后。荣智健后来回忆起“文革”，总是说那段经历磨砺了自己的性格。无论如何，对于荣智健而言，“文革”是一段黑色的记忆。
资本家VS开放的中国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百废待兴，国家要搞经济建设。荣毅仁、王光英这些著名的民族资本家‘重操旧业’。国家需要这些标签式的人物。他们的成功，是特定的历史时期造就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在接受《新财经》记者采访时说。
1979年，国家决定成立中信公司，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的主要任务就是吸收并运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进口先进设备，投资国内。邓小平和叶剑英都认为，由荣毅仁来主持中信公司是最合适的：荣氏家族有400多位亲属分布在世界各地，其中大多都是工商界及科技界知名人士，同时，荣毅仁与政府的关系也非比寻常。中信拥有政府的全力支持和荣氏家族的影响力，成功也在情理之中。荣毅仁这位“红色资本家”，在为国家作出了贡献的同时，也延续了荣氏家族的繁华。“‘中信模式’是无法复制的。”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说。
“资本家”不再是罪恶的代名词，商人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父亲的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儿子荣智健也认为，还是商海更适合自己。于是他告别妻儿，揣着一张去往香港的单程通行证，南下去开拓自己的事业。荣智健成功之后，曾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我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的名望来做事，长不了，也许一时一事可以，但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但是，回顾荣智健个人奋斗史中的几个关键节点，几乎都与父亲和荣氏家族脱不开关系。
荣智健起家的资金就是家族提供的。荣家在香港有一些资产，主要是纺织厂的股份，这些股份的股息从1949年起就没有动用，因而积下了一笔钱，约有100万港元。1978年，荣智健用这笔钱与两个堂弟合资开办了爱卡电子厂。1982年，美国一家公司以1200万美元价格收购了爱卡电子厂，荣智健分得720万美元。荣智健登上财富生涯的第二级台阶，也借助了家族的关系，如果没有五姑父唐熊源的女儿唐芙生的介绍，荣智健不会认识在美国电脑业享有盛名的林铭和米歇尔·弗尤尔，他的加州自动设计公司(简称CADI)也就不会存在。从1978年到1984年，短短六年间，荣智健办了两家公司，并在公司行情最好的时候将所持股票套现，他的财富增值400余倍，超过4亿港元。有媒体评论说，荣智健这一阶段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家族传承和家族的关系，他本人也从中学到了商业游戏规则。
北京与香港：
荣智健的前台与后台
真正让荣智健跻身顶级富豪行列的，是加盟中信集团。在这里，荣智健将“红”与“黑”发挥到了极致。他在政治中心北京和金融中心香港之间频频往返，财富也在飞速膨胀。在一家国有企业任职，凭借个人持有的股份而四度坐上“中国首富”的宝座，荣智健是全中国唯一的一例。
1987年，荣智健受聘担任香港中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他提出的条件颇值得玩味，那就是，“用人制度自主”和“相当的权力”。从一开始，荣智健就打算把香港中信打造成自己的独立王国。香港中信归属于中信集团，荣智健的父亲荣毅仁——中信集团董事长同意了这两个条件。
走马上任之后，荣智健开始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并购，被后人称为“收购香港”。荣智健的第一个收购对象，是当时刚上市成功的国泰航空公司。但是，这一计划遭到了香港中信董事会的反对。但是，荣智健不是一般人，他的应对措施干脆利落：北上北京，去找父亲荣毅仁。不久之后，国务院同意他的计划，还借给他8亿元做收购资金。1987年1月，荣智健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收购案。香港中信成为国泰航空第三大股东，那一年，荣智健45岁。
从此之后，荣智健的行为模式变得有章可循：只要香港中信与他意见相左，他就绕过董事会，直接上北京。
1990年之后，荣智健开始考虑推动香港中信上市。他使用了借壳上市的办法，借用泰富发展这个壳，最终成功。1991年泰富发展正式更名为中信泰富，荣智健任董事长。通过一次次蛇吞象的并购，中信富泰在荣智健的手中不断发展，从房地产、贸易到隧道、再到民航、发电……各种实业，包罗万象。但在欧美资本大鳄眼中，中信泰富只是一只“纸老虎”。据《荣智健传》记载：欧美商人们认为，尽管中信泰富拥有多家蓝筹股公司的股权，但其本身没有主营业务，而且投资经历尚浅，不适合作长线投资对象。外国人的不信任并没有妨碍中信泰富的发展。香港、北京，进可攻退可守，中信泰富愈长愈大，港人称之为“紫筹股”，即蓝筹股的外面，还蒙有一层红色。
1996年，荣毅仁任国家副主席。荣智健向当时的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提出分家请求，要求中信泰富的管理层获得股权。当时，在中信集团内部，没有人相信王军会同意荣智健的请求，但他们错了。最后，荣智健的目的达到了，以他为首的管理层获得了25%的股权，荣智健成为中信泰富第二大股东。时过境迁，王军曾对媒体坦陈，这次股份的出让，是他的“独断专行”。
1997年，在股权变更的第二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荣智健的应对措施与以往一样：北上北京。中信集团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给了他10多亿港元。
直到这次危机爆发之前，荣智健一直这样“稳健”地经营着他的中信泰富。
谁害了荣智健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这一次，中信泰富的危机也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严重：“紫筹股”中信泰富栽了大跟头。此时，母公司中信集团又一次扮演了“救世主”角色，把中信泰富扶了起来。但这一次，荣智健却没能稳坐高位，只能与自己创建的中信泰富挥手作别。
事实上，如果从上市那一天算起，中信泰富不过18岁，即使失去了创始人荣智健，它以后的路也还很长。但是，荣智健已经67岁，失去了自己用十八年时间打造的商业王国，很难再有下一个十八年，他的故事，似乎已经锁定了这样一个黑色的结局。
回顾荣智健六十七年人生，三十年商海沉浮，很难用“成功”或“失败”这样的词语为他作解。
资深企业战略咨询师朱志砺撰文指出，背景决定前景，从一开始，荣智健的成功就与他的红色背景息息相关。同样，荣智健的谢幕，也与他的背景直接相关：他赚钱太容易了。荣智健的一系列收购活动，都有中信集团在背后“保驾护航”。在经营方面，他旗下的大昌贸易主营家电与汽车，主要市场就在国内，在批文、配额方面自然享有优先权。
荣智健与李嘉诚的投资业务比较相近，都集中在能源、资源、电信、航运、基础设施等方面;公司性质也很相似，都是综合类实业投资公司。但两人的出身有很大差异。李嘉诚是“草根”出身，白手起家，深知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所以，李嘉诚的投资项目从战略布局到过程管理，都非常严谨。荣智健的战略前瞻眼光非同一般，但是，他是一个潇洒的“公子哥”，作风显然有别于“草根”李嘉诚，他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对于巨额亏损，荣智健甚至解释道：中信泰富财务董事张立宪未遵守公司对冲风险的规定，进行交易前也未经主席(是指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即荣智健本人)批准，财务总监周志贤未尽其监督职责，将这样不寻常的对冲交易上报提请主席关注。另外，据知情人士透露，负责公司财务的并非张立宪和周志贤，而是荣智健的女儿荣明方。他们父女如何运作这桩交易，外人自然难以知晓。总而言之，即使荣智健所言不虚，但上百亿元的交易，竟然无须董事局主席授权就能生效，荣氏企业的管理无序和决策盲动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出现亏损只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
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荣智健的错误主要有两个。第一，没有择机让荣家的资本完全独立。在1949年之前，荣家一直是纯粹的民营资本企业，与官营资本几乎没有任何瓜葛。荣氏家族对官商经济一直非常警惕。但是，荣智健没有继承这个传统。自1991年上市起，中信泰富基本上是荣智健的天下，外界也将中信泰富看做是“荣氏企业”，他本人也只有在公司遇到危机时，才想起公司真正的主人是中信集团。“荣智健刚刚到中信任职的时候，中信的掌舵人是他父亲荣毅仁。后来，王军出任董事长，王家和荣家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所以，1996年，荣智健才有机会获得那么多的股份。但是，2005年荣毅仁去世，2006年王军卸任，荣智健在中信体系内所能动用的资源已经越来越有限，他基本上丧失了资本独立的机会。”吴晓波说。
第二，“荣智健不懂政治。”吴晓波认为，荣智健实际上选择了一条相对简单的商业路径，“他从香港起家，主要的经营活动都在香港和海外进行，对中国大陆的商业环境、政商关系根本不了解。但是，他背靠的中信集团却是国有企业。像他这样，赚钱在香港，出了问题，又要中信解围，成功确实很容易，失败也很容易。”
一个人和一个家族
荣智健的突然谢幕，引发了人们对荣氏家族的关注。“一个家族的百年背影”，有媒体以此为标题撰写荣智健和荣氏家族的故事。荣氏家族会就此衰落吗?“富不过三代”的魔咒难道真的如此灵验?
“在荣氏家族的历史上，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荣家是纯粹的民营企业家;在此之后，荣家的身份和地位要复杂得多。”郑也夫教授认为，荣氏家族企业早在1956年公私合营时就已经结束。改革开放初期，因为中国政府要借用“荣氏家族”这块金字招牌，才起用荣毅仁创建中信集团，后来他又成为国家副主席。荣智健在香港的发迹，主要是受父亲的庇荫，而不是家族的传承。
“之所以还把荣家与中信等同在一起，是人们还留恋这种家族传奇。但对企业来说，荣智健的离去是一种必然。如今依靠头面人物来为大企业牵头的时代早已结束了。”学者傅国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百年家族岂是区区100多亿元的亏损就能击倒的?荣智健本人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荣氏家族势力的衰落，荣氏家族支脉繁盛，像荣智鑫、荣文渊，等等;不少人都事业有成。”吴晓波有着不一样的观点，“而且，虽然荣智健的财富缩水33亿美元，但是，他仍然持有中信泰富11%的股份，只要不涉及刑事纠纷，仍然有可能东山再起。”
辞职后，荣智健套现7.23亿
辞去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一职后，荣智健对中信泰富的态度也随之发生改变。2009年5月，市场传出消息，荣智健以每股11.95～12.20港元卖出6000万股中信泰富股权，最多将套现7.32亿港元。
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底，荣智健持有中信泰富4.06亿股，为该公司第二大股东，占总股本的19.12%;中信集团持有中信泰富6.359亿股，为第一大股东，占总股本的28.747%。
荣智健在2005年12月5日获得1亿股认股权，可以在2008年12月5日至2010年12月4日期间，以每股20.50港元的价格行权。外界认为，并不排除荣氏进一步将中信泰富彻底改制为家族企业的设想。但根据中信泰富2008年报显示，在2008年年底的外汇衍生品巨亏丑闻后，荣智健放弃了这部分认购权。中信集团注资后持股比例从29.4%扩至57.6%。而荣智健的股权则被稀释到11.53%，此次荣氏再次低价抛售，其持股比例将进一步下滑。
资料显示，中信泰富总股本60亿股，此次抛售比例正好为公司总股本的1%，此次抛售之后，荣氏在中信泰富的持股权重将下降至10.53%。
荣智健此举耐人寻味，他的行为引发了三个猜想。第一，荣智健是否会继续减持?第二，荣智健是否看好中信集团接手后的中信泰富?他与中信集团之间是否发生了重大矛盾?第三，作为一个被调查的富翁，突然套现7亿多港元的用途是什么，赔款或者保金或者补其他投资的漏洞或者东山再起?
有专业人士认为，荣智健的变现行为，可能意味着荣氏家族正计划全面退出中信泰富。
荣智健与他的家族
文/本刊记者王雨佳
荣毅仁与荣智健父子，都被冠以“红色资本家”的名号。但父亲荣毅仁的眼光和胸襟，却是儿子荣智健难以企及的
荣毅仁与荣智健父子，都被冠以“红色资本家”的名号。荣毅仁于2005年去世，去世前担任国家副主席。他被世人称为“民族企业家的一个巅峰”、“受人敬仰的实业家”。令人唏嘘的是，在荣毅仁去世三年后，儿子荣智健就离开了父亲一手创建的中信集团。
将父子二人进行比较，不难发现，父亲荣毅仁的眼光和胸襟，是儿子荣智健难以企及的。更进一步讲，荣氏家族最优秀的传统，也许荣智健并没有继承。
政治家与公子哥
荣智健的生活，历来是各种八卦小报热衷的话题，香港媒体称他为“挥金如土的纨绔富豪”。荣智健对此很不以为然。《荣智健传》援引了一段他的自述：“我决不想过清教徒式的生活”。荣智健从小过的就是公子哥的生活，功成名就之后，当然不可能做“清教徒”。私人飞机，私人森林，赛马，豪宅……荣智健的奢侈纪录让许多人咋舌。
相比之下，父亲荣毅仁的生活近乎寒酸。1998年，荣毅仁退休后与夫人杨鉴清在北京一间四合院中居住。他们的睡床由一张单人木床与双人木床拼成，双人床是荣智健结婚时用的。椅子是上世纪50年代常见的、刷着清漆的木头椅子。他们的日常膳食以家常菜为主，基本是三菜一汤，好东西一般留在请客时吃。荣毅仁爱吃蹄膀，但一只蹄膀要吃好几顿。
在生活中，荣毅仁处处体现出低调和韬晦;而荣智健，则让人想起“月盈则亏，水满则溢”这句中国古话。
在气度和做人方面，公子哥荣智健没能继承荣氏家族的传统。荣氏家族向以“兴资助学、好善乐施”的家风良德而被家乡后代敬仰。其祖父荣德生，曾在无锡市开办8所小学，后又创办了公益工商中学和江南大学，还捐资建造了“江南第一大桥”无锡宝界桥。
近年来多次登上中国富豪榜的荣智健，在中国慈善榜上却“默默无闻”，他的钱都用在了享受上。香港媒体认为，他真正应该登上的，是“中国奢侈榜”。
被荣智健丢失了的荣家传统
“荣家之所以能一直这么富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很善于处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一位对荣家颇有研究的学者说。
回顾荣氏家族经历的一次次危机，之所以能够化险为夷，多半是得益于荣家的公关能力。“孔家、宋家都是当时上海滩数一数二的金融资本家，由于跟他们关系密切，银根紧缩时，别人借不到钱，荣家却可以借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克锋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长袖善舞，朋友多多，每当资金紧缺时，沪上一些银行老板甚至会主动上门争相帮忙。
与父辈相比，荣毅仁的经历更为复杂，解放、公私合营、“文革”……他都挺过来了，他深知“政治”为何物。在“文革”中，最绝望的时候，荣毅仁的夫人杨鉴清向丈夫抱怨：“都是你，解放时要是不留下，也不至于吃这么多苦。”一向温文尔雅的荣毅仁却大光其火：“我跟你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我第一是国家，第二是工作，第三才是家庭，你要记牢。”1966年，荣智健从东北回到家，发现父亲被剃了头，被打得满身流血，母亲昏迷。就在这个时候，荣毅仁对他说：“你要坚强一点，要相信国家，相信党。”荣毅仁的坚持，换来了政府对他的信任。与此同时，荣毅仁与不少国家领导人，包括叶剑英、王震等人，都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其中，荣王两家的关系尤其密切。后来，这份密切的关系一直庇护着荣智健。
相比之下，荣智健在这方面的能力似乎要欠缺许多。
2005年，中信泰富控股的香港东区海底隧道向特区政府申请增加过路费，未获批准。荣智健的女儿荣明方启动合约中的仲裁机制，向相关部门提交了仲裁申请，结果胜诉，之后东隧疯狂加价67%。结果，加价事件使得中信泰富备受香港社会的批评。但荣智健却对女儿荣明方给予了赞许。他公开表示，东隧加价被批评为不顾社会利益是不公平的。从商业角度来讲，这一做法也许无可厚非，但在另一面，丢的分可能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