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4月7日中午12点，上海花旗集团大厦35层会议室，记者在等候采访花旗中国首席执行官、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欧兆伦时，隔着落地玻璃窗看到这样一个细节：接听了三次电话，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在两份文件上签字，与秘书第二次沟通采访事宜……这只是欧兆伦在10分钟内完成的几件“小事”而已，但外界对他“工作狂人”的称呼，似乎并非空穴来风。
从1984年2月在花旗香港首次就职以来，欧兆伦就与花旗结下了不解之缘。据接近欧兆伦的人士透露，在花旗工作的20多年间，曾不止一次有金融机构想挖走他，但他不为所动。因此，有人这样评价欧兆伦：他是一个非常专注的人，而专注又造就了他的专业，只要是他认准的事情就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也许正是这样一种精神让他在花旗26年的职业生涯中不断突破、挑战着自我。从1991年开始，欧兆伦每周都会到上海、深圳出差。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几乎每周都重复相同的路线：从香港到上海，再从上海回香港，然后从香港去深圳，再返回香港，周而复始。一路走来，在香港、伦敦、奥克兰、曼谷、上海等多个城市的花旗“阵营”中都出现过欧兆伦的身影，而且每次均有明显的职务晋升。一个专注的人，将会给花旗中国带来什么，又能影响什么？“花旗在成为中国内地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见证者的同时，还会多一份社会责任。”不讲个人，只谈花旗的欧兆伦只想在这里践行他的理想。“近20年的‘亲密接触’，让我与内地市场业务的联系日益紧密。花旗在国内的业务发展有一个通盘的考虑，注重的是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数字商业时代：在2008年4月正式任命之前，你对内地尤其是金融市场接触得多吗？而且听花旗的员工透露说，你希望员工与花旗共同成长并把握住机遇，是这样吗？|www.aihuau.com|28欧兆伦：从1991年起至今，我与内地市场已经有近20年的联系了。我与内地市场业务的联系也日益紧密。在我上任之后，经常与各地分行的员工接触，我希望通过接触，给他们这样一个概念：你加入的是一个集团，今天在这个部门，明天就可能在另外一个部门。你不仅仅要看花旗在国内的发展，更要看花旗集团的整体发展以及由此可能为个人带来的机遇。数字商业时代：去年12月份，花旗中国重庆分行正式开业，重庆分行是花旗在中国的第九家分行。为什么选择在重庆开设分行？未来一段时间，在西部其他城市还会有开设的计划吗？欧兆伦：从去年年底花旗重庆分行开业到现在，整体的发展我是非常满意的。要知道，从开业到目前仅仅只有4个月左右的时间，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在零售银行业务、企业银行业务方面的发展都非常到位，所以我感觉非常满意。另外，我非常看好西部地区，重庆只是进军西部的重点城市之一，除此之外，花旗在成都也有分行。今年年初，花旗全球CEO潘迪特先生到访北京的时候，我们也宣布了中国银监会审批同意花旗开设贵阳分行的消息，目前正在积极筹备当中。到目前为止，连同正在筹备当中的贵阳分行，我们在中国内地共有10家分行。西部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当然还有北京，都有我们的分支。开设分行是从一个均衡的角度来考虑，不会因为某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比较快而有一定的倾向性，我们在国内的业务发展有一个通盘的考虑，注重的是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开设分行都是基于总体的战略而定，不会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数字商业时代：刚才说到贵阳分行已经获得审批了，正在筹划过程当中，对于你们来说，对公业务和对私业务，你们会更侧重哪一项业务？欧兆伦：无论是对公业务还是对私业务都非常重要。中国是花旗全球最为重要的市场之一，而在这两项业务中，花旗都有很好的产品、运营和管理经验，都能为客户提供很好的服务。目前，中国有很多迅速崛起的中小企业和逐渐壮大的民营企业，我们能为他们提供专业、及时的，甚至是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服务。对公业务上我们有很强的实力和经验，但同时也非常重视零售业务。零售业务是未来的重点之一，而且是重点中的重点。目前，零售业务在花旗集团全球业务中利润贡献很高，国内有13亿人口的市场，我们没理由不重视零售业务发展。数字商业时代：你有在欧洲、中东、非洲及印度等众多全球重要区域工作的经验，如果用全球性的眼光来看，中国的银行业目前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欧兆伦：从2003年银行改革以来，中国的银行发展势头一直很好。过去两年的金融危机中，中国的银行表现抢眼。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目共睹，其中蕴含的机会不需多说，我想重点说一下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挑战：第一，中国的银行业增长很快，但发展历史不是太长，而培养有经验的银行家需要的不是一两天，因此在人才培养方面应该会有比较大的挑战；第二，在业务拓展方面，国内市场发展特别快，客户的需求日新月异，设计什么产品、采取怎样的运营模式来服务客户，是很大的考验。当然，这对中国的外资银行同样是个挑战；第三，全球网络的挑战。中资银行在国内优势突出，但在海外的网络和服务刚起步，而客户“走出去”速度很快。这不是一个不可以跨越的挑战，但可以说是中资银行面临的比较独特的挑战。数字商业时代：金融危机后，对于中资银行要不要走出去有不少争论，你怎么看？欧兆伦：依我看，金融机构要不要走出去，不应该是一个被争论的问题。银行要提供客户需要的服务，当很多核心客户的需求发生改变时，银行就需要改变。当我们的改变比核心客户快半步，那核心竞争力就强了。客户已经出去了，现在就不应该讨论出不出去的问题，而是讨论怎么出去、步子要多快等更实际的问题。花旗银行1902年就开始到中国开展业务，同一时期也到亚太其他地区，比如印度、新加坡、日本。为什么花旗会高度国际化？为什么要到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因为我们的核心客户去了。那是100年前的事儿了，现在道理没有变。“花旗中国对国内中小企业和农村的金融市场支持力度很大，并且都落到了实处。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并不是仅有资金的支持，他们也非常需要培训、获得在经营模式和对市场的认知方面的咨询。”数字商业时代：最近两年你们对农村金融的支持力度很大，针对农村金融设立了专门的金融产品。很多金融机构也都推出专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产品，但从企业层面来看，这些都没有落实。你怎么看？
欧兆伦：花旗一向视中小企业为花旗在中国的重要服务领域。2004年，我们就设立了专门服务中小企业的部门——商业银行部。同时，我们也非常注重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培养与建设。今年1月初启动了“花旗-富平绿色微小企业创业支持项目”，这个项目由花旗集团基金会资助，北京富平学校负责设计并实施该项目，目前已在北京、成都和山西三地通过向绿色微小企业提供能力建设培训，为微小企业家提供通用类与专业类创业培训及创业咨询与指导，并选择适合的绿色企业提供小额贷款，帮助他们实现可持续发展。从2009 年4 月开始试点到今年1月初，北京地区已组织了九次通用类创业培训，服务微小企业创业者270 余人次。培训对象主要来自社区服务企业和小商品流通企业。培训课程内容主要集中于产品网络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经营中的法律问题等方面。同一时期，在成都大邑地区的6个山丘乡镇21个村庄，目前已经为800位农户开展社区培训和咨询，帮助200多位农户启动生态养兔创业，每户平均增收约3600元。另外，我们还组织了针对微型企业的创业评选，希望通过对成功案例的表彰与认可，宣传普及成功经验，并同时提升社会对该群体的关注和关心，给他们更多的鼓励和扶持。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并不是仅有资金的支持，他们也非常需要培训、获得在经营模式和对市场的认知方面的咨询。数字商业时代：在小额信贷方面，我发现你们和其他机构的不同在于，除了提供资金支持以外，你们更注重消费者教育。比如系列讲座，投入这么大的人力、物力，你们得到了什么？欧兆伦：这也是我们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去年3月，我们在成都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培训，包括“花旗—中国小额信贷培训中心”的“培训培训师”课程以及“小额信贷与灾害管理”课程。我们的初衷是为当地培训师提供掌握“小额信贷与灾害管理手册”的培训，既而向全国的相关从业人员推广。这次研讨会的目的是传播关键的技能和知识，帮助小额信贷机构在面对自然灾害时作出最佳的应对措施，并使小额信贷在灾后重建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个项目强调了花旗中国致力四川灾后重建工作的承诺，也进一步巩固了花旗中国在推动小额信贷作为扶贫手段方面的领导地位。数字商业时代：花旗在中国内地成立了三家小额贷款公司。你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未来农村金融你们还会进一步渗透吗？ 欧兆伦：在国内市场，我们目前设有三家农村贷款公司，其中湖北两家，辽宁一家。对于贷款公司目前的业务表现我非常满意，应该说达到了预期目的，就是帮助当地有需要的客户，为他们提供及时、快捷、周到的金融服务，我们会继续发展这些业务。农村金融也是我们进入中国提供一揽子计划中的一部分。我们的贷款公司只贷不存，主要服务对象是乡镇个人创业者、个体工商户和农村地区的种养殖农户等微型企业。我们提供抵押贷款和无抵押贷款，资料齐备后最快3个工作日就可放款。数字商业时代：说到农村金融，和其他金融业务有很大不同。首先是在消费者教育方面，农村消费者可能会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你们如何去做消费者教育或引导农村消费者？欧兆伦：这个事情我们一直在努力地去做。比如去年8月份，我们就启动了一个项目叫做“中国农村金融教育十年规划”，这个只是“金惠工程”的一部分，旨在提升广大农村地区金融教育水平，这也是迄今为止针对农村地区规模最大的金融教育项目，这是由花旗集团基金会赞助的。根据规划，这个项目将开发相应的农村金融教育课程和培训材料，并在10年内在中西部地区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92个贫困县提供培训。我们对主要培训师（志愿者）先进行培训，再由他们为当地农民和微小企业主提供进一步培训。数字商业时代：你认为中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前景怎样？在中国发展农村金融机构，你们需要借助第三方机构与你们合作吗？欧兆伦：除政府非常重视以外，内地的监管机构对农村金融的发展也是高度关注与重视的，即努力推动农村金融的发展，又积极防止农村金融出现问题。农村金融市场空间很大，但是总体而言，我们进入时间还比较短，很多方面都还需要边学边摸索，同时也要虚心向其他同业请教。坦率地说，我们在中国农村金融方面也仅有一年多的经验而已，有些地方可能做得不足，我们还要不断地完善自己。我们也非常愿意与当地金融机构做一些交流。“花旗在中国要考虑客户、股东、员工、社会四个利益相关者。盈利只是一部分，在盈利的同时还必须履行社会责任。”数字商业时代：就任花旗中国CEO伊始，你就强调花旗中国的四个利益相关者，为什么要强调利益相关者？欧兆伦：花旗在国内的业务若想获得成功，就必须从这四个方面进行努力：包括客户、股东、员工，以及社会，这就是花旗中国的四个利益相关者。以前我们在内地做业务，考虑的是如何把根先扎下来，而现在需要从更长远的角度思考如何发展才能算作成功。这也是我到内地以后不停地在思考与监管部门、员工、客户沟通的事情。若客户不满意的话，业务不会发展；股东不满意的话，投资不会增长；员工不满意的话，机构不复存在；社会不满意、整个市场不好，我们肯定也不能独善其身。数字商业时代：你刚才谈到，中国是花旗最重视的市场之一，在未来一段时间，你们会围绕哪些核心业务向纵深发展？对华投资是花旗的一个长期战略吗？欧兆伦：这个问题之前我也和媒体沟通过，大概分为四个方面：第一是只要监管机构允许，我们希望在网点布局上继续拓展；第二是在现有分行的区域，进一步把我们的业务稳步推进；第三是希望推出更多的金融产品，在监管机构允许的范围内，我们会将更多、更好的金融产品引介到国内市场；第四是人才方面的培训。长期以来，我们坚持把有高潜力的员工送去海外不同国家和地区工作和学习，有长达2～3年、短至2～3周的项目，让他们理解集团的业务，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这项人才培养计划，即使在金融危机中也没有中断。
数字商业时代：最近两年你们对农村金融的支持力度很大，针对农村金融设立了专门的金融产品。很多金融机构也都推出专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产品，但从企业层面来看，这些都没有落实。你怎么看？欧兆伦：花旗一向视中小企业为花旗在中国的重要服务领域。2004年，我们就设立了专门服务中小企业的部门——商业银行部。同时，我们也非常注重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培养与建设。今年1月初启动了“花旗-富平绿色微小企业创业支持项目”，这个项目由花旗集团基金会资助，北京富平学校负责设计并实施该项目，目前已在北京、成都和山西三地通过向绿色微小企业提供能力建设培训，为微小企业家提供通用类与专业类创业培训及创业咨询与指导，并选择适合的绿色企业提供小额贷款，帮助他们实现可持续发展。从2009 年4 月开始试点到今年1月初，北京地区已组织了九次通用类创业培训，服务微小企业创业者270 余人次。培训对象主要来自社区服务企业和小商品流通企业。培训课程内容主要集中于产品网络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经营中的法律问题等方面。同一时期，在成都大邑地区的6个山丘乡镇21个村庄，目前已经为800位农户开展社区培训和咨询，帮助200多位农户启动生态养兔创业，每户平均增收约3600元。另外，我们还组织了针对微型企业的创业评选，希望通过对成功案例的表彰与认可，宣传普及成功经验，并同时提升社会对该群体的关注和关心，给他们更多的鼓励和扶持。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并不是仅有资金的支持，他们也非常需要培训、获得在经营模式和对市场的认知方面的咨询。数字商业时代：在小额信贷方面，我发现你们和其他机构的不同在于，除了提供资金支持以外，你们更注重消费者教育。比如系列讲座，投入这么大的人力、物力，你们得到了什么？欧兆伦：这也是我们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去年3月，我们在成都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培训，包括“花旗—中国小额信贷培训中心”的“培训培训师”课程以及“小额信贷与灾害管理”课程。我们的初衷是为当地培训师提供掌握“小额信贷与灾害管理手册”的培训，既而向全国的相关从业人员推广。这次研讨会的目的是传播关键的技能和知识，帮助小额信贷机构在面对自然灾害时作出最佳的应对措施，并使小额信贷在灾后重建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个项目强调了花旗中国致力四川灾后重建工作的承诺，也进一步巩固了花旗中国在推动小额信贷作为扶贫手段方面的领导地位。数字商业时代：花旗在中国内地成立了三家小额贷款公司。你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未来农村金融你们还会进一步渗透吗？ 欧兆伦：在国内市场，我们目前设有三家农村贷款公司，其中湖北两家，辽宁一家。对于贷款公司目前的业务表现我非常满意，应该说达到了预期目的，就是帮助当地有需要的客户，为他们提供及时、快捷、周到的金融服务，我们会继续发展这些业务。农村金融也是我们进入中国提供一揽子计划中的一部分。我们的贷款公司只贷不存，主要服务对象是乡镇个人创业者、个体工商户和农村地区的种养殖农户等微型企业。我们提供抵押贷款和无抵押贷款，资料齐备后最快3个工作日就可放款。数字商业时代：说到农村金融，和其他金融业务有很大不同。首先是在消费者教育方面，农村消费者可能会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你们如何去做消费者教育或引导农村消费者？欧兆伦：这个事情我们一直在努力地去做。比如去年8月份，我们就启动了一个项目叫做“中国农村金融教育十年规划”，这个只是“金惠工程”的一部分，旨在提升广大农村地区金融教育水平，这也是迄今为止针对农村地区规模最大的金融教育项目，这是由花旗集团基金会赞助的。根据规划，这个项目将开发相应的农村金融教育课程和培训材料，并在10年内在中西部地区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92个贫困县提供培训。我们对主要培训师（志愿者）先进行培训，再由他们为当地农民和微小企业主提供进一步培训。数字商业时代：你认为中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前景怎样？在中国发展农村金融机构，你们需要借助第三方机构与你们合作吗？欧兆伦：除政府非常重视以外，内地的监管机构对农村金融的发展也是高度关注与重视的，即努力推动农村金融的发展，又积极防止农村金融出现问题。农村金融市场空间很大，但是总体而言，我们进入时间还比较短，很多方面都还需要边学边摸索，同时也要虚心向其他同业请教。坦率地说，我们在中国农村金融方面也仅有一年多的经验而已，有些地方可能做得不足，我们还要不断地完善自己。我们也非常愿意与当地金融机构做一些交流。“花旗在中国要考虑客户、股东、员工、社会四个利益相关者。盈利只是一部分，在盈利的同时还必须履行社会责任。”数字商业时代：就任花旗中国CEO伊始，你就强调花旗中国的四个利益相关者，为什么要强调利益相关者？欧兆伦：花旗在国内的业务若想获得成功，就必须从这四个方面进行努力：包括客户、股东、员工，以及社会，这就是花旗中国的四个利益相关者。以前我们在内地做业务，考虑的是如何把根先扎下来，而现在需要从更长远的角度思考如何发展才能算作成功。这也是我到内地以后不停地在思考与监管部门、员工、客户沟通的事情。若客户不满意的话，业务不会发展；股东不满意的话，投资不会增长；员工不满意的话，机构不复存在；社会不满意、整个市场不好，我们肯定也不能独善其身。数字商业时代：你刚才谈到，中国是花旗最重视的市场之一，在未来一段时间，你们会围绕哪些核心业务向纵深发展？对华投资是花旗的一个长期战略吗？欧兆伦：这个问题之前我也和媒体沟通过，大概分为四个方面：第一是只要监管机构允许，我们希望在网点布局上继续拓展；第二是在现有分行的区域，进一步把我们的业务稳步推进；第三是希望推出更多的金融产品，在监管机构允许的范围内，我们会将更多、更好的金融产品引介到国内市场；第四是人才方面的培训。长期以来，我们坚持把有高潜力的员工送去海外不同国家和地区工作和学习，有长达2～3年、短至2～3周的项目，让他们理解集团的业务，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这项人才培养计划，即使在金融危机中也没有中断。其实，不仅仅是对花旗，对很多跨国企业来说，中国目前都是他们最重要的市场之一。我们在中国的策略，是经过内部的讨论研究，然后经过周密的市场分析论证做出决定的。两年前我来到中国的时候，和一些媒体的朋友谈到这个话题，我们在中国的策略始终是不变的，不会因为管理层的变动而影响我们的长期战略。即使面临全球金融危机，也没有影响内部定下来的长期发展策略。我们在国内的策略是非常具有可持续性的，比如发展方向应该怎么走，是用什么速度推进，都不会因为外部的环境变化而影响我们。数字商业时代：从去年开始，你们就非常重视青少年理财市场的培育，甚至与一些学校合作推广青少年理财的培训与讲座。这样的公益活动会持续进行吗？欧兆伦：这是个很重要的话题，我们在理财方面提供的不单是产品，还包括客户对产品的认识，对风险管理的认识等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方面，不单是产品控制，在客户的培训和市场培育方面，我们希望尽到社会责任。理财并不是成年人的事情，青少年理财教育活动是社会责任中的一个环节，我们希望青少年在学生时期就接触理财，这有助于他们正确地了解和认识理财观，从小养成健康的理财习惯。中国约有4.5亿儿童和青少年，随着家庭收入的不断增加，青少年可自由支配的零花钱越来越多，而让他们养成正确的消费习惯和理财意识，不但有助于为他们树立正确的理财观，也让他们有可能及早达成人生的财务目标，实现财务独立。4月7日，我们在上海大宁国际小学的大礼堂内通过话剧的形式，为孩子们举办了和理财相关的演出，例如“Credit Card信用卡”、“Interest利息”、“Loan贷款”等。通过让他们观看《神探贝妮》系列漫画第二辑——《神探贝妮、威力哥哥与金融行动》新书，培养他们对理财的兴趣和认识。欧兆伦现任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花旗中国首席执行官。1984年加入花旗银行香港；1997年，他被调至位于伦敦的区域风险控制部门，负责管理中欧、东欧、中东、非洲以及印度等地区的相关业务；1998年，升任花旗高级信贷官；2000年，担任花旗泰国企业银行业务主管；2002年，出任花旗新西兰业务的总负责人；2003年，担任花旗集团亚太区贸易主管；2005年9月，担任花旗亚太区商业银行业务主管；2008年4月底，出任花旗中国首席执行官，随后被正式委任为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