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讲述人：彭拓
职业：广州某媒体记者
回家路线：杭州—南昌—上饶
交通花费：200元（杭州至南昌机票）＋自驾（南昌至上饶）“你尝一块这个肉。”请吃饭的人对我说。
在江西上饶下面的一个小县城，我已经习惯于所有菜都只有“辣”一个味道。这是一个位于鄱阳湖沿湖的南方小城，我因为春节走亲戚而来到这里，从杭州飞南昌只需一个小时，却因为节日的缘故每日只有傍晚一班班机直达。
抵达后，作为一个吃货，我发现这里家家户户事实上都吃一样的菜，圆桌上永远摆着一盘一盘用当地盛产的青辣椒炒的肉类、米粉，有时候甚至连上菜的顺序都相似。在这座小城，几乎人人都对这些雷同的菜式乐此不疲，今天就可预见明天中午会吃些什么。
请我吃饭的人，是当地政府的一位官员。毫无例外，他们家也端出了家用的大圆桌，女人们在厨房里忙了一下午，端出了一盘盘“辣椒炒某某”，高脚杯里斟满了一杯杯据说是“有些年份”的五粮液。只不过在我刚提起筷子的时候，主人便指着其中一个盘子盛情邀请。他见我犹豫，再度说了一句：“尝一下这个肉。”
“这是什么东西？”我问。
“你尝一下，在全中国你也很难有机会吃到这个东西。”
这话依然还是在卖关子，边上有人索性夹了一块放到了我碗里。我瞥了一眼这块因爆炒而发黑的禽类肉块，心里还是嘀咕。这是一个春节期间罕见的炎热的傍晚，千里之外，我的家乡正因禽流感肆虐而关闭了大部分禽类市场。我于是坚持不懈：“这到底是什么？”
“野味。”答案依然模棱两可。
捕猎“野味”
中国人的食物观念是和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医疗观结合在一起的。宇宙是循环的，人是循环的一个环节，人与自然不断交换能量，所以人要摄取自然中的动植物以补充自己的能量。有些动植物有利于身体健康，有些甚至可以治疗疾病。所以，滋补、冷热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食物观。我们往往认为野生的动物比家养的更为滋补，野生动物的肉比家养的热。从这些观念类推，“野味”便成了上品。
我碗里的那块“野味”，后来被告知实际是鄱阳湖里的天鹅，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作为亚洲最大的越冬候鸟栖息地，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栖息着大量的白鹤、鸿雁、小天鹅等保护动物。而这些保护动物从湖里到碗里，经过了一系列不太光彩的过程。
鄱阳湖湖区猎鸟传统由来已久，当地人一度堂而皇之地定性为“靠山吃山，靠湖吃湖”。根据媒体报道，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鄱阳湖畔，就曾有过村村组建“捕雁队”的历史，那时候，打鸟打多了还是英雄，进城走亲戚送个野鸭、天鹅更是正常。直到1988年野生动物保护法出台，天鹅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一状况才稍有改变，但依然屡禁不止。
“天网”是当地广为人知的捕杀候鸟的工具，由丝网制成，高达四五米，通过用竹竿竖立在候鸟的栖息地中。根据知情者的说法，捕鸟者选择下网的时间，多为雾天或月光黯淡的时间，由于能见度不高，小天鹅等候鸟在飞行中，往往迎头触网，头先入网，然后是翅膀被缠住，越挣扎越紧，坐以待毙。其中大雁、天鹅值钱，不管死活都会被捡走，剩下的小鸟则任其自生自灭。
每年春节前是布设天网的高峰，因为这时候可以在市场上卖高价。在沿鄱阳湖各地，内订、捕捉、运输、贩卖、售食，一条有关天鹅肉的产业链形成已久。2005年以前，这条产业链属于半公开，一些南昌的酒店内就可以看到“野味”；而在2005年之后，因国家对候鸟保护的关注度提高，这条产业链从此隐入地下，但并未因此消失。据说，鄱阳湖边的南昌是最大的集散地，通过南昌向东或向南，天鹅等野味流入广东、浙江、上海、福建等地，一只活天鹅最末端的价格超过万元。
同桌吃饭的每一个人，显然心知肚明这一盘“野味”所处的灰色地带。面对我这个“外人”，这是一盘不能明说、却又需要说明的菜。一定意义上，能够在春节的餐桌上用天鹅招待客人，彰显了主人特殊身份，他所拥有的权力，以及通过权力转换获得的财富。这一盘“辣椒炒天鹅”恰是他能够区别于芸芸众生的“辣椒炒某某”，凸显其身份的象征；但在另一方面，也正因为他所拥有的政府官员的身份，让这盘“辣椒炒天鹅”有了一个暧昧的别称：野味。
酒后“修路”
官员端起酒杯向在座的客人们一一敬酒，七七八八的几个人，“有些年份”的五粮液总共喝了三瓶。酒过三巡之后，像发糖果一样，他给在座的每位发了一包价值160元的香烟，即便是不抽烟的我。
“这是我们这里的风俗。”他热情地示意我把香烟收起来。话题从他曾经的经历，到儿子的婚姻，一一展开。如今，年近三十的儿子尚未能带回一位让他满意的媳妇儿，是官员心头散不去的乌云。他当着众人面，给在大城市工作的儿子下最后通牒：家里放着一瓶三万块钱的酒，就等着你带女朋友回来的时候开。如果明年春节你还没带回来，我就把酒砸了！
撤下酒杯，换上茶杯的时候，一位年轻人开始与官员攀谈。这是当地农村的青年，同时也是官员儿子的同学。不久之前，他曾向官员儿子婉转地表达过为村里修路的想法—青年所在村其实紧挨着县城，不过对于这个已经算不上发展起来的小县城而言，城里最主要的“××大道”也才刚刚新修了柏油马路，而临近的大部分农村则依然还是泥路。而就在这一次饭桌上，官员心血来潮自己提起了这件事。
“我答应你，2014年把你们村修路的事情给办了！”官员侧着脸，思考的状态，摊开的手比画着，“长200米，宽5米。5米够吗？”他说这话的时候显得特别大气磅礴，道路的长宽尺寸显然在他脑子里过了一遍，因为富有经验而随口就来。圆桌上的其他诸位连连点头、随声附和。权力带来的快感，让官员自己都沉醉其中，借着酒劲春风满面起来。
气氛顿时达到了高潮。青年显然受宠若惊，起身连连“以茶代酒”表示感谢。边上有人随即指点：回去之后带上村长、支书，再来详细敲定这件事。还有人跟青年私底下嘀咕：你哥不是做工程吗？不如把修路的工程承包给他！
“要想富，先修路”长久以来一直是农村人嘴里的“口头禅”，而这个“富”自然指的是全体村民的经济收入增长。修路的资金多来自于地区扶贫办的帮扶拨款以及村民集资。但近年来，人们也开始意识到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在中国的人情社会，即便是公开招标的项目都带着不公开的操作。
讨论良久，官员依然沉醉。他忽然转向围坐身边的另一位青年，问道：“你有什么事需要我给你解决吗？你们村要修路吗？”
大部分人喝得茶杯见底的时候，官员起身，用筷子夹着餐桌上吃剩的“野味”，走向院子。一条叫哈利的德国牧羊犬，也就是农村人俗称的“狼狗”，很快尝到了天鹅的美味。官员逗着“狼狗”，一口一个“哈利”地叫着，脸上的春风满面再次让人产生错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