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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与小城市之争，北上广与三、四线城市之争，在当代中国舆论界不断掀起波澜。尤其是春节、春运之际，逃离还是逃回？这是一个问题。无数长途颠簸的游子，都会面临这个哈姆雷特之问。在当代中国急剧变迁的时代，“炸裂”的时代，这个问题尤为凸显。然而，在思想史上，它并不新鲜。小城与大城之争，实际上正是思想史最根本的母题之一。
1742年，让?雅克?卢梭，一位日内瓦钟表匠的儿子，来到巴黎。巴黎，中世纪后期以来就成为欧洲最繁华的大都市。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太阳王”路易十四穷奢极欲，巴黎亦盛极一时。英国光荣革命过去半个多世纪，伦敦与巴黎仍不能相比。苏格兰大哲学家休谟长期留学巴黎，德国文化巨人莱布尼兹宁愿用法语写作，只为同巴黎的学术圈切磋。出身瑞士法语区的穷小子卢梭，上天赋予他惊世才华，自然应在巴黎一展身手。
日内瓦反对巴黎
巴黎果然慷慨。凭借《论科学与艺术》，卢梭一举成名。狄德罗，达朗贝尔，巴黎衣冠楚楚、优雅高傲的启蒙哲人圈子热情地向他张开怀抱。但卢梭却不能与狄德罗、伏尔泰们琴瑟相和。没几年，卢梭与巴黎启蒙哲人群体决裂，这是18世纪法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托尔斯泰长期佩戴卢梭像章，康德的书房简单素朴，只挂有一幅卢梭画像。卢梭是近代以来极具影响力的文化巨人，远远超越伏尔泰、狄德罗。但若没有当年的决裂，卢梭或许只是今天很少被记起的那一群“百科全书派”启蒙哲人中的一个。
缘何决裂？很大程度上，卢梭与伏尔泰、狄德罗的决裂，是一生自称“日内瓦人”的卢梭与超级大都市巴黎的决裂。这个18世纪法国思想界的重大事件，背后隐然是小城邦日内瓦与大都市巴黎的对峙。
巴黎，繁华靡丽，冠盖云集。初到者卢梭追随狄德罗出入宫室、沙龙，夸夸其谈。科学与艺术，理性与文雅，在18世纪的巴黎被追捧，被王室、权贵追捧，被名媛贵妇追捧，这正是启蒙哲人的黄金时代。然而，置身巴黎“社交界”，卢梭前所未有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日内瓦人，“日内瓦公民”。
瑞士小城日内瓦以钟表业闻名，当巴尔扎克、司汤达、雨果在日内瓦瞻仰卢梭旧居，他们或许都会听到百达翡丽的钟声响起。卢梭是地道的日内瓦出身，钟表之都的一位钟表匠的儿子。而对卢梭更重要的在于，日内瓦是“新教的罗马”，加尔文宗的重镇。这个小城，是一座近代的“古典城邦”。在这里，加尔文宗的长老们享有崇高的声望与权威，政治共和，风俗淳朴，道德谨严，反对一切浮华。巴黎的剧场夜夜笙歌，伏尔泰们成为大剧作家，而日内瓦则没有一所剧院。与巴黎人相比，日内瓦人都是“古代人”。
巴黎都是陌生人，而流浪汉卢梭的精神故土在三代相熟、小国寡民的日内瓦，在希腊罗马英豪列传。从小，卢梭的父亲就教他读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老伽图、法布里修斯、莱库古这些希腊罗马英豪、公民模范的事迹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从《论科学与艺术》、《社会契约论》到《爱弥儿》、《忏悔录》，卢梭一切的“现代”思考，都带有明显的古代印记。日内瓦、罗马、斯巴达这样的“古典城邦”，是卢梭的精神母邦，是他看待现代问题的视角。
巴黎是什么？是资产阶级社会，是巨大的“社交界”。这里的人们标榜科学与艺术，追求知识、财富、礼仪、文雅，他们衣冠楚楚、彬彬有礼，出入剧场、沙龙，但背后，全是虚荣，是在最不自然的虚荣心、嫉妒心支配下汲汲于身外之物，自私伪善，标新立异，争风吃醋，而失去了真正的美德，失去了如斯巴达人、罗马人、日内瓦人那样的淳厚风俗：城邦公民在古老的橡树下议事，每个人都与共同体血脉相连，准备随时为公益献身，黄发垂髫怡然自乐。
科学，诗人，戏剧，资产阶级，布尔乔亚，空谈，诡辩，生意，金钱，无边的欲望，贵妇名媛，假面式的微笑，逢场作戏，彬彬有礼而处处提防，这就是巴黎，就是伏尔泰狄德罗等启蒙哲人醉心讴歌的巴黎，就是空气自由的大都市巴黎。
“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巴黎的自由空气成就了卢梭，卢梭却不领情。但当他把著作献给日内瓦，日内瓦也不高兴，日内瓦不需要哲学家，就如斯巴达也不需要哲学家。卢梭进退失据。或许，他自以为自己是日内瓦人，其实他已成为巴黎人。他是一位回不去小城市的小城市人，是一位无法融入大城市的大城市人。
说小城市与大城市之争是思想史最根本的母题之一，原因就在于小城与大城的对峙，前身是乡村与城市的对峙，其背后隐藏的是传统与现代的对峙、共和与自由的对峙、风俗与革命的对峙、保守与前卫的对峙、右与左的对峙、禁欲与解放的对峙、田园牧歌与工商业生产的对峙、自然的节奏与人工矫饰的对峙、温情脉脉与冷酷计算的对峙、单调贫乏与无限丰富的对峙、稳定可靠与动荡不安的对峙，等等。
人类历史的发展，总在这些对峙中纠结。卢梭的纠结使他成为普拉特纳所说的“资产阶级社会第一个伟大的现代批判者”，“布尔乔亚一词今天经常表达的那种贬义，卢梭是始作俑者”。其实，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就已在这纠结中。工商业城邦雅典的自由空气成就了柏拉图，他以剧本的形式写成彪炳千秋的对话体巨著，然而，《理想国》却讴歌禁绝戏剧、禁绝自由、禁绝哲学家的农业城邦斯巴达。这种关系，一如卢梭之于巴黎、日内瓦。
“我无法成为自己看不起的人”
当代中国青年纠结于大、小城市之优劣，逃离还是逃回北上广，其背后正是当代中国急剧的社会变迁使上述诸种矛盾、对峙一时尖锐凸显，每个人都经历着上述哲学家之问。
伏尔泰热爱巴黎，卢梭热爱日内瓦。伏尔泰倡导布尔乔亚生活，而卢梭讴歌日内瓦小城的“热炕头”。哪个更是人们需要的？难说。
何谓庸俗？小城市灌酒、打仗一样放鞭炮、七大姑八大姨逼婚催生、盘问工资是庸俗，而在卢梭式的眼光看来，大城市人面具式微笑、夜场逢场作戏小心提防、利益收讫形同陌路，正是空虚庸俗。而卢梭推崇罗马监察官、模范公民老伽图的严肃与热心，在冷艳的都市白领看来，他就是讨厌的居委会大妈。
长期布尔乔亚，可能会变成“自私冷漠的犬儒”，而热心公共事务、“眼里揉不得沙子”，也可能进化成“强迫他人自由”的极权人格。大城小城之争，并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判断题。往深里说，这是个哲学问题，对这样的问题，理解比立场更重要。
至于逃离还是逃回北上广，则是比较具体的现实问题。有人抱怨这是当代中国资源分配严重失衡造成的。而事实上，资源利用具有集聚效应，集中可降低成本，提高利用效率。比如一公里地铁使用的人越多，相对成本越低，效率越高。资源向大城市集中，一定限度内是合理的，是好事。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还有巨大的空间，城市人口尤其是大城市人口还在高速聚集。
迁徙自由是基本人权，是在西方国家已经得到充分实现的基本人权，但美国人并没有都迁到纽约这样的大都市，众多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居住在保守、传统、清教色彩浓厚的美国小镇，他们往往是共和党的票仓。而纽约这样的大都市则聚集了众多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创意工作者、流浪者，他们往往乐意支持民主党。左与右、传统与前卫在一个正常社会里会形成自然健康的平衡。
中国当代，显然没有达到这样的平衡。大城市意味着自由与丰富，对美国人来说，他们也许并不十分稀罕这些了，居住小镇亦无妨。但对长期生活在禁锢与贫乏中的中国人来说，自由与丰富，对自己的边际效用极高，青年人自然会涌向北上广。一位作者深情地述说自己为什么“赖”在北京：“北京是一万个江湖汇成的大宇宙，往前，你可以一头扑进刺激的名利场挣钱谋利修圈子，拼杀多久多远您随意；往左，在胡同院落红墙黄瓦下跟历史找找感应；往右，几百种生活方式小组任您选择享受切换的快感；如果厌烦了都市尘嚣，就连孤独绝世都有同行者，到颐和园346路公交车直达龙泉寺，出家也方便。”
对老爸老妈来说，北京天安门是中南海，是长城是故宫。对北漂青年来说，这里是自由的乌托邦，是上帝祝福的迦南地，这里有神秘的太子、贝勒、格格，海归的金融男，院所里的科学怪人，外媒报道的异见人士，山西煤老板，IT屌丝男，摇滚歌手，潦倒的北漂艺术家，梦想成名的外围。他们“迷恋的不是城市，而是丰富”。
北上广，就是自由，就是丰富。纵使户籍制度、清理群租、住房限购、汽车限购，严防死守，也挡不住外省青年们的脚步。有人把这称为，宁愿在北京做沙丁鱼，也不愿回老家做咸鱼。沙丁鱼，活着，在拼命挤；咸鱼，不挤，却是死的。
大城市拼能力，小城市拼关系，这样的二分，失之简单，但在当代中国，也大致不错。官本位文化浓烈，无爹可拼者望风而逃。有爹可拼的年轻人，尊严感较强的，也往往受不了这样的氛围。春节期间引爆“逃回北上广”话题的知乎作者“王远成”就是如此。在养尊处优的事业机关，他感到前途无望，他的最大的心理障碍就是：“我无法成为自己看不起的人”。
是的，在最基本的公正没有解决前，我们谈卢梭，实在是太奢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