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胡润曾对2005年的中国100富豪作过所谓的“政治地位解析”，其结果全国人大代表9位，全国政协委员16位，占到了总量的25%。
无疑这体现了一种趋势，一种中国民营企业家从政治接触到政治参与的趋势。著有《中国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一书的赵丽江教授就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比当今中国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更需政治上的后援”，因为这是一个拥有较多经济资源，而缺乏体制性的政治资源的特殊群体。
对政治权利的诉求，社会任何群体都有，想进一步为所在的群体争取更多的权益，富人也不例外。
于是拥有亿万身家的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同时是省部级官员的徐冠巨，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最大的疑问是，他们的利益取向会不会左右社会的利益取向？
在当代的中国乃至世界的商业史里，富人从政并不太新鲜，他们中有少数人还手握重权，身居高位。像美国总统布什、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泰国总理他信……即便在中国也有过最富有家族的继承人荣毅仁，当上国家副主席。
商业力量不断推陈出新，当越来越多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走向政治舞台，5年、10年之后，这样一群人有可能将是未来中国商界最有权势的精英团体，面对面了解他们心底里的企图，或许对他们就没有那么大惊小怪了。
现在作任何判断为时过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老板从政，只是中国商业文明演进的一个过程而已。
“企业家要读的书，第一本就是政治学，高智商的企业家往往是政治链出问题。政治链出问题就是苦难生活的开始，工厂要破产。俄罗斯首富就不是资金链的问题，而是政治链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政治水准要提高，政治悟性要提高。”
这是有着“中国第二富豪”之称的江苏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长严介和的政治悟性。作为2005年胡润“百富榜”中最大的一匹黑马，严介和赖以生存的“BT模式”却在2006年初受到挫折。今年2月中旬，建设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了《关于严禁政府投资项目使用带资承包方式进行建设的通知》。3月11日，严介和跳出来公开回应此事，声称“太平洋建设集团还没有大到让四部委出文阻击的地步”。
“就我的理解，关心政治与关心国家大事是两码事，浙江的民营企业很关心国家大事，但这不等于说他是关心政治的。我们对政策很关心，关心那些对民营经济发展有影响的制度问题、环境问题、法律问题等，仅此而已。”
这是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的政治悟性。2003年1月，时年42岁的徐冠巨在浙江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政协副主席。这是浙江省政协成立以来，首次由非公有制企业代表人士担任副主席。除此殊荣之外，徐冠巨还身兼浙江省工商联会长，浙江省总商会会长，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是民营企业家群体中十足的“政治明星”。
徐冠巨当选省政协副主席时，舆论界给他的财富定位为“资产超过8亿的民营企业家”。如果以财富数量而论，仅浙江民营企业家当中资产高出此数目的就不在少数，如果以富豪榜上的纸上财富而论，徐冠巨也远没有正在受挫的严介和风光，为什么是徐冠巨铸成了这坚实的“政治品牌”？
一个企业的政治品牌
徐冠巨的很多政治功课大多是在企业内完成的。
从“苏南模式”脱胎而成的红豆集团，其创始人周耀庭就曾先后把两个儿子周鸣江和周海江送到中央党校深造，成功地完成了政治接触。据了解，今年3月14日，就有121名民营企业老板拿着结业证走出了中央党校的大门。而去年底《英才》记者在与昔日海南首富冼笃信的通话中，我们也了解到冼笃信刚刚在北京完成了一个党校的培训班学习。
相比之下，徐冠巨的很多政治功课大多是在企业内完成的。在传化集团两天的实地采访中，《英才》记者能清晰地看到一套不同于企业经营管理的班子在发挥着作用，集团的品牌推广以及企业文化建设都有着深刻的政治烙印。
譬如，负责全程介绍的周升学，在编制上属于企业品牌发展部，其另一个身份为团委副书记；集团董事长办公室副主任黎恒的另一个身份为团委书记，党委委员；集团第一副总裁陈捷，其第二个身份是党委书记。
在传化内部的机构编制上，不但党委、团委机构健全，而且据陈捷介绍，集团在工会系统下还有“女工委”，在党委这条线下还有一个妇联机构，其作用是专门关心女工的生育、健康，包括一些活动组织。“我们传化有一句话，党建工作做实了就是一种生产力。”
事实上，党建工作一直以来都是传化集团津津乐道的一件事，陈捷告诉《英才》记者，传化的党建工作一直都是省里的典范，目前集团的党员人数已由当初的18人上升到200多人，占到了集团总人数的11%。而据公开的资料显示，传化当初党委的建立还抢得了民营企业建立党委的第一名，得到了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批示。
据了解，在传化集团内部一系列制度安排中，党委书记被纳入集团最高决策机构管委会。集团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在形成之前均需经过党委会探讨，并由党委书记在管委会上提出意见。另外，党委成员、党支部书记可参加总裁办公会议或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参与决策讨论与实施；而一般党员则能够享受“党员早知道”制度，集团的任何一项重大决策，都需在党员中先行酝酿、讨论。据介绍，集团最近制定的《传化集团五年规划》、《中高级管理人员经营管理中的行为规定》、员工福利、困难职工帮扶基金等，都进行了党员民主听证。
在人事制度安排中，党务工作者实行兼职制度。例如党委书记陈捷兼任集团副总裁及人力资源部经理，而其他党委成员在集团各管理职能部门也均有岗位安排。
采访徐冠巨的过程中，徐冠巨用手指着身边团委副书记周升学胸前的工作牌，提醒我们注意这个工作牌跟其他员工的区别，“这上面有党旗，所以他在企业里不能做坏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要监督党员的行为。”
在对传化集团的走访中，随处可以见到富有政治含义的标识。集团战略规划的下一个阶段与国家的“十一五规划”同步；在企业党组织和经营组织间的关系表述上确定了“十六字方针体”：目标同向，作用互补，相互监督，共同发展；集团党员活动室的正面墙上张贴着多年不曾见到的“马、恩、列、斯、毛、邓”领袖画像；党员责任区、青年文明号、十佳女工等带有公有制特有气质的活动张贴在宣传墙上……
一个企业家的政治思维
“我们创造了那么大的财富，难道不能让我们说句话吗。”
刚刚跻身于省部级官员序列时，徐冠巨就曾在媒体面前表露过自己无意于下一届连任的意思，希望能有更合适的人选替代自己。
事实上，在与徐冠巨关于政治话题的交谈中，徐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虽然在整个传化集团的氛围里到处可以见到政治所留的痕迹。
徐冠巨缓慢的语速中透露出谨慎。譬如，当《英才》记者希望徐冠巨对人们所熟知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作一个评价时，徐却很意外地说：“胡雪岩是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我书读得很少”；当被问及身兼省政协副主席会不会过多地占用经营企业的时间时，徐告诉我们他花在政协上的时间不多。
而事后我们从董事长办公室副主任黎恒那儿了解到，徐冠巨并不是不知道胡雪岩，而且据办公室人员的天数统计，徐冠巨在政协工作上所花的时间也不少。
这不难看出徐冠巨的顾虑，也许从心底里他并不是很喜欢这一话题。但有一点徐冠巨很坚定，那就是“有作用就有地位，有产者是好领导的，无产者是难领导的”。“有人认为民营企业老板不应该参政，我认为我们创造了那么大的财富，难道不能让我们说句话吗”。
在不断壮大的新兴民营阶层，想“说句话”的企业家远不止徐冠巨一人，正泰的南存辉，以及广厦的楼忠福，作为浙江民营企业家中的全国人大代表，就曾为私有财产保护写入宪法的议题在两会上高声呼吁。
“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作为一个企业家，政治应该是天。”这是南存辉对政治带有几分敬畏的理解。
从徐冠巨的话语体系里，根本看不到像南存辉这样直白的政治定义，徐对政治的领悟更多地体现在他的行动里。
浙江省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区是传化的农业项目，据了解当时上马该项目并没有一个明朗的盈利前景，甚至有人说，如果徐冠巨是“纯商人”，他根本就不会上这个项目。
在对传化农业园区的参观中，随同人员还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不与民争利”的故事。据介绍，当时荷兰温室最先计划是培育郁金香，由于成本过高，而改种植黄瓜和小西红柿，但后来徐冠巨发现传化的这两个农产品在当地市场形成了绝对的竞争优势，严重地影响了当地农民的利益，于是便停止了黄瓜和小西红柿的种植。“不能与农民抢饭吃，要为农民服务”，这就是徐冠巨的新思维。
如今，在很多公开场合，徐冠巨习惯于以一种非商人的思维谈论“三农”问题，探讨“新农村建设”，并声称自己要“为中国农民代言”，这在外界看来，徐冠巨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与政府官员的换位思考，同时也是肩负企业家、政府官员双重身份的下意识流露。
徐冠巨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行动是最近的股改。传化股份是股权分置改革第二批试点的第一家公司，据公开的信息披露，传化股份为此支付了每10股支付4.5股的高对价，创下了当时的纪录，“在一开始的时候，传化股份觉得股改很难，后来听到尚福林主席开弓没有回头箭的表态，才坚定了信心。”这是当时徐冠巨关于高对价问题对媒体的答复。
在采访中，我们再一次把“高对价”的问题抛给了徐冠巨，问他这是否算是一种“表率作用”，徐冠巨笑称“传化的思想境界没有那么高”，但从现在看来，徐冠巨也承认当时确实给高了，毕竟传化股份将会为支付股改对价大把掏钱。
中国富豪的政治地位
在浙江的民营企业家群体中，“政治肯定”是他们都想得到的东西。
在胡润“2005中国慈善家排行榜”发布之后的一段讨论热潮中，就有专家指出，“从某一方面说，浙江企业对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兴趣比广东的企业家要浓许多。”
这样的结论存在事实上的根据，因为上榜的50位企业家当中就有18位是浙江籍，比例超过了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将政治比作“天”的南存辉所掌管的正泰集团则名列“2005中国慈善企业榜”的民营企业榜首。
也许单从地域概念上来评定浙江民营企业家对政治生活的偏爱有失偏颇，但如果从认识的深度上来分析浙江企业家的心态，我们就不难理解浙江民营企业家对政治生活的态度。
浙江是民营经济高度发达区域，20多年前发生在温州的“八大王悲剧”至今仍在当地企业家心里留有阴影，对此有人甚至开玩笑地说，“浙江的民营企业主阶层是吓大的”。
徐冠巨当年与父亲徐传化一起创业时也曾有过这样的惊吓。传化企业创业刚过了三个年头，当时中国就迎来了一场关于所有制问题的讨论，而这场理论探讨把起步不久的民营企业推上了争议的风口浪尖。当时的徐氏父子心中就有很多解不开的疑惑以及挥散不去的焦虑。如果当时徐氏父子创业地的镇政府没有把徐传化评选为劳动模范，并送来红花和一面锦旗，传化企业也许就在疑惑和焦虑中夭折了。
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政治话题，社会学家认为这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一代大学生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也就是说60年代出生的人对政治有着特殊的热情和敏感。出生于1961年的徐冠巨没有上过大学，他当时的理想只是做一名工人，摆脱那种在生产队里浇大粪的生活。但即便没有机会展现政治热情，徐冠巨也知道这“一朵红花，一面锦旗”意味着什么，镇政府的肯定也算是一种政治肯定。
在浙江的民营企业家群体中，“政治肯定”是他们都想得到的东西。从创业过程上看，这是一种安全的信号和保证，从创业的结果来看，这是民营企业家从“有作用”到“有地位”的演进。
泥瓦匠的儿子郭广昌创建了中国资本市场上复星系，其政治履历中填写着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曾经打铁的鲁冠球执掌着浙江万向企业集团，成功地当选了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从建筑工地上打拼出来的广厦董事局主席楼忠福不仅是全国人大代表，同时还是东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摆鞋摊起家的南存辉如今在以全国大人代表的身份参政议政……
独立成篇
“如果没有这份工作，我对政府一点意见都没有”
《英才》：官员和企业家这两种身份给了你什么不同的感受？
徐冠巨：也没有什么不同，多一份工作，多一份责任，时间上面有时候有一些冲突，但由于工商联的工作、商会的工作，主要就是做民营企业的工作，所以对于我来讲也是好的学习机会。
《英才》：身为省政协副主席，政协那边的工作你去得多吗？
徐冠巨：日常的工作不需要我去做。
《英才》：只有重大的事情才过去？
徐冠巨：我们有年度工作计划、方向，把责任理清好了就行。
《英才》：你会专门以省政协副主席的身份去下面考察吗？
徐冠巨：我们每年作课题就要多下去考察，为民营企业说话，让党委和政府了解第一线的声音。
《英才》：以这一身份下去考察会乘坐省政协配备的专车？
徐冠巨：车子都是我自己的，没有省政协的车子。
《英才》：外界好像都报道说省政协给你配了专车？
徐冠巨：车是我们自己买的，牌照是他们发的。
《英才》：跟其他民营企业家相比，你的抱怨少了很多，是不是因为身份特殊？
徐冠巨：我到政协工商联任职也就是三年多时间，但我的企业毕竟经营20年了，所以说对政府的抱怨多与少，其实对传化，对我企业来讲根本无关。如果没有这份工作，我对政府一点儿意见都没有。因为我提的一些建议和意见，都是来自于一些其他民营企业。
《英才》：你是主要替别人提意见了？
徐冠巨：政府难免有没做到位的地方，通过我们企业家提一些建议，政府也非常欢迎。
“有产者是好领导的，无产者是难领导的”
《英才》：有专家说民营企业家与政治之间存在一个“安全距离”，说离得太近或者离得太远都不合适，你怎样保持这个安全距离？
徐冠巨：我倒为专家担忧，其实我认为，有产者是好领导的，无产者是难领导的。我认为民营企业家应该参政，我们创造了那么大的财富，难道不能让我们说句话吗，是不是。
《英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徐冠巨：不一定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作用就有地位，没有作用就少说。
《英才》：你不赞成的那些专家还有一种观点，说民营企业泛政治化很危险，是民营企业的“第三种死法”。
徐冠巨：这应该说的是某一种。
《英才》：哪一种？
徐冠巨：我想作为企业就要走市场路线来实现自己的发展。有一些企业走一些捷径去获得一种发展，把某些权力拉在身边，为他所用，获得了发展。我想，专家大概就说这些方面。我有一句话，求人不如求自己，当然我们天天要求人，但我要搞清楚哪些是应该去求的，哪些是不应该去求的。有些事委托于人也会受制于人。
“传化的思想境界也没有那么高”
《英才》：传化股份在这次股改中实行了10送4.5的高对价，这算是一种表率吗？
徐冠巨：也不是什么表率，传化的思想境界也没有那么高。第一，我们是股改试点的第二批，前面可借鉴的不多；第二，是我们流通股跟非流通股之间的比例，我们的流通股不多，只有25%；第三，我想让买了传化股份的这些股民了解我们。传化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我们选择了一个相对偏上方案。
《英才》：应该是比较偏高的。
徐冠巨：我也是表明我们的诚意。后来想，即使我们10送4，也已经是非常偏上了，所以4.5确实是多了一些。但给高了就给高了吧。
《英才》：现在不后悔？
徐冠巨：传化从来不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