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有些人讲“傻子”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年广久不服输地说：“我还没老，‘傻子’永远没过去，我要是大干，谁也干不过我。”
年广久简历
1937年出生，安徽人，“傻子瓜子”品牌创始人。因邓小平多次在高层提及此人并收入《邓小平文选》而闻名全国，号称“中国第一商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注释第43条，这样解释“傻子瓜子”：“指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个体户，他雇工经营，制作和销售瓜子，称为‘傻子瓜子’，得以致富。”
年广久曾三次入狱，其罪名分别为“投机倒把罪”、“牛鬼蛇神”、“流氓罪”；三次被邓小平点名（《邓小平文选》收录了其中两次）。分别为1980年、1984年、1992年，这刚好是改革开放的三个重要转折点。年广久命运的起承转合被认为暗合着我国个私经济的发展进程。
1982年的时候，年广久就靠炒卖瓜子，赚了100万元。阴雨连绵的时候，他藏在家里的钞票都发霉了，太阳一出来，他就不得不把装满钱的麻袋扛出来，一张张晾晒。71岁的年广久说起这个细节的时候，总会咧开嘴，像孩子般烂漫地笑，得意之情跃然脸上。
改革开放前曾两次入狱
我从小家庭特别困难，又没有班上，我也不识字，只能靠做小生意谋生活，贩鱼说我是投机倒把，把我抓了（1963年，年广久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我穷了，当然国家也穷了，国家再大，没有经济不行，人家美国，靠的就是经济，咱们中国靠的是斗争，那能搞来钱、搞来财富吗？那时候都是消极怠工，工厂、农田都是那样，大家都不讲话，但是也不干活。“文革”来了，我卖板栗，又说我是“牛鬼蛇神”，又把我抓了（1966年，年广久又被关了二十多天）。但是我出来之后还要干，开始卖水果。我卖水果的时候，隔壁是个卖零食的老头，那时候是计划经济，国有经济买不到的时候，就轮到我们了，晚上老百姓看电影的时候，就轮到我们了。老头点炉子炒瓜子，点不着火，我就说，我来生（火），他炒的时候气闷，喘不过气，我就说我来帮他炒，你在旁边看我炒得对不对，炒完之后老头说可以，又教我怎么包瓜子，一毛钱一包，一下子就卖光了。一块五毛钱本钱，赚了三块五。第二天下午又炒瓜子，10斤瓜子我卖了8斤，比他卖得还快。老头就说，我看准你的人了，我们一起炒瓜子，很快我就要（一天）炒20斤瓜子，炉子不够大了。有文化的人跟没文化的人不同，有文化的人笔杆子精通，但没文化的人商业精通，我卖瓜子卖得多，喜欢多送给人家一点儿，加上我是淮北人，人家管我叫侉子，时间一长，都叫我傻子了。
我想大干，可是我老婆不同意。到了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指出了人民致富的路，发展个体。我站出来了，站出来是有风波的，而且是很大的风波，老婆不同意，必须离婚，我离了婚。老婆同意，我一样（财产）都不要，全部给她了，我拉着板车出来了。明着说是给她3000块钱，其实我有不少钱，都全部留给她了。说多了她也怕被人暗害。
“傻子瓜子”畅销的窍门
我自个儿没本钱再做生意，就讨饭，讨到扬州。我一个姓许的亲戚，到扬州去玩碰到我，让我回来，我不回去，到1980年8月5日，我回到了芜湖，母亲年纪大了，我回来时已经立秋了。回来以后我的大孩子找我了，说我有两个钱但不会做生意，你给我指路吧。我说指路不行，前面有黄金，你看不到，我看得到，要跟在我后头，学！之后大孩子跟我炒瓜子。当时看我卖瓜子卖得好，好多人也开始卖瓜子，我家瓜子的销量也因此受到影响。我就决定降价，（价格）从两块四零售降到一块七毛六，一下子跌了六七毛一斤，我大孩子说，你这不折本吗？我说，你不懂，怎么叫经济学呢？你跟我试试看，炒出来，就晓得了。算下来成本每斤还得1毛钱利，炉子如果天天炒不停，这个煤和材料成本就可以节约下来，如果十天八天不炒，这个煤就浪费了，还有100斤瓜子要溢称5斤，我其实就是赚的这个钱。这样100包就是（赚）千把块钱。如果你两块四一斤、一天卖100斤瓜子，就算1斤赚1块钱，也才赚100块，到底哪个利润大？还带动了工人的积极性。他在我这里天天有活干，一个月工资18块、20块，每天还在我这里吃喝，他怎么不干呢？这是真理，但这是我用实践悟出来的。我天天炒赚多少，不炒赚多少，我不知道吗？这是你在书上看不到，想不到的。后来我大儿子（年金宝）跟我学到了、还有二儿子（年强），他们自个儿单干了，那么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但你走得不如我快，因为我实力大。
我降价以后，来买瓜子的人太多了，一个队伍排50米以上，两个队伍100米以上，我就讲了，独生子女买两斤瓜子可以不排队；过路人到芜湖来用车票买两斤瓜子不排队；结婚的10斤瓜子不排队；拿结婚证来买不排队；军人不排队。结果越做越大，从1万斤到10万斤，从10万斤到20万斤，别看（利润）毛把钱1斤，多得吓人，20万斤多少钱，两万一天，这是薄利多销。
钱多得都发霉，拿出来晒
1981年9月4日，我正在炒瓜子，家里来了4个人，副市长赵文波，还有《芜湖日报》总编辑、工商局副局长和公安局副局长。赵副市长伸出手来同我握手，问我生意为什么在老百姓中评价这么好？说实话我还以为他们是来找我麻烦的。赵副市长吃了我捧给他的瓜子之后说：“口味很好。要放开干，把瓜子牌子创出来，打到各地去，为芜湖增光！”第二天，《芜湖日报》就发表了题为《货真价实的“傻子瓜子”》的报道。《光明日报》在1982年12月20日一版刊登了两条消息。一条消息的标题是《个体经营的“傻子瓜子”价廉物美信誉高，国营企业的“迎春瓜子”面临挑战赶上去》，另一条消息是《“傻子”年广久向阜阳灾区捐款五千元》，1983年1月4日，又刊登了《“傻子”和他的瓜子》，而且是重点报道，我的“傻子瓜子”越做越大。你问我那时候赚了多少钱？那时候我已经有100多万元，卖瓜子怎么能赚了100万元呢？那时候最大的钱就是5块、10块，一袋袋都是大麻袋装着。（笑）天下大雨，我的钱都发霉了，我就拿出来晒，我就是晒给别人看，我就晒给你看。
天经常下雨，钱也发霉，我就把那些钱拿出来晒在院子里，几十万元就晒在上头。我们市委的人讲，你胆子不小，这是什么日子，我说我钞票霉了。你不要头了，赶快走。
小平讲话让我化险为夷
我从（雇用）10个人到100个人，从100个人到140个人。大概是1982年，运动来了，说我是雇工剥削。说我雇工超过8个人就是剥削。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了。要按照这个说法，中国以后的一个个工厂都要垮不可。为什么垮呢？不要个体户支援工厂了，过去是讲国营带动个体，三中全会是讲个体带动国营，口号都变了，后来工厂垮了发展个体，下岗了，个体可以一个带一个（致富），在（国营）工厂能干的拿不到工资得不到奖金，不能干的却享福，工厂怎么搞得好呢？工厂活稀泥，这工厂怎么能不垮呢？
别人去上头告我，讲我雇了100多人，是剥削，说芜湖有个傻子赚了100多万元，有个大字报挂在市委大门口，上面写着“傻子瓜子呆子报，呆子报道傻子笑，四项原则全不要，如此报纸实胡闹。”
事情越闹越大，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讲话了：“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91页）这些你问我怎么知道的，这些是写在内参发给我的，是市委来我家报喜嘛！他们说：“‘傻子’你不得了了，看来以后没人敢动你了！”
实际上，在此之前一年多，雇工的争论出来之后，省里农委主任周曰礼就派一个叫杨绩龄的干部来芜湖调查我，还写了个调查报告，后来这个报告被带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惊动了邓小平，所以他当时就晓得了我“傻子”。当时他的表态是放一放，看一看。
我们中国，非要走改革道路，从个体走到民营道路，合资道路，我后来也走了合资道路，跟政府合资，但是失败了。1984年的时候，我主动向工商部门提出联合经营的建议。1984年7月1日“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正式挂牌，当时成立公司也简单，设两个副经理、会计，挂个牌子，就可以了。
我与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和芜湖县清水镇工业公司签订了联营协议。他们出资30万元，我以商标权和技术入股，并担任总经理，向他们交纳18万元的利润之后，其余部分归我所有。与公家单位的联营，我当时的考虑就是这样可以减少麻烦，找个“保护伞”，可以摘掉“资本家”的帽子了，以前在公家单位上班的（干部），一个月拿40多块钱，现在我们这里工资就是500块，他们把钱拿走了，到最后却（给我）来个斗争，但我觉得吃亏的不是我，而是他们，因为我倒他们也倒了！
我给你们高工资，但是你们得遵守我的制度。他们在单位干惯了，上班就是看报纸，我规定上班看报纸要罚款100块，报纸晚上可以看，但是上班是上班，办公室不能看报纸，他们都讲我太厉害了！后来他们就上告，给我合资戴帽子。
贪污案却判了流氓罪接着麻烦也来了，说我是贪污，我拿了我孩子的钱，孩子拿我的货，可我拿的是我的钱，为什么讲我是贪污呢？工厂是我投资的，账目上的钱都是我的，我拿了也写了条子，我哪里是贪污呢？我去市委里闹，朝着当时的市委书记就是一个大嘴巴子，我谁都不怕。
我知道我肯定要坐牢了，被抓前三天，我请儿子吃饭，我讲，你们的财产赶快转移，爸爸最多两天要（被）逮捕，我知道要坐牢。但没判我刑，我还在派出所蹲着，但是我不害怕，我没有贪污我怕啥呢？当时联营失败，社会影响不好，他们需要有个人来扛这个责任，于是就把我推出来了。除了贪污罪，又说我犯了流氓罪，说我强奸厂里10个妇女。我说好，那我干脆给你凑够一打吧，我说那就算12个吧！
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一审判决年广久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执行（关于流氓罪，1997年新刑法已经取消该罪名），就跟没坐牢一样，回去算了！他们就是想整我嘛！我抗诉，一直抗诉到中央。
小平南巡再次谈到“傻子”
接着是邓小平南巡，再次提到安徽的“傻子瓜子”，他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1页）南巡讲话，这不是为我一个人讲话，为在那儿的更多的改革家讲话的。
就这么几句简单的话，芜湖市检察院主动撤诉了，1992年3月13日，我被宣告无罪释放。我虽然当时不知道这些，但是我晓得外面发生了变化。一个企业家是会算命的，不会发财怎么能发得了财呢？哪个项目能卖钱，哪个门面旺不旺，都要心里明白。店面设在哪里，还有怎么设计门面，都是学问。比如你门面就要比别人伸到外面来，醒目，摆设要美观漂亮，才能吸引人，我最大的店面就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方，不管南边来的人还是东边来的人，看到都会说，哦，“傻子瓜子”，来几斤带上。
出狱之后，市委书记领着一帮人在市委大礼堂集体接见我，握着我的手说：“老年，你吃苦了！”我知道了邓小平为我讲了话，我和儿子联名给邓小平同志去了封信，邮去几包瓜子，不晓得他老人家收到没有。
绝不服输的老人
但我出来以后，“傻子瓜子”情况不好了，瓜子也卖不掉了，我又离了婚，就到蚌埠我的徒弟那里，帮他做生意，1994年11月我又宣布出山，成立了“安徽芜湖傻子瓜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孩子不听话，出了事（指2005年11月，43岁的大儿子年金宝离奇死亡，警方查明系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也是他自己有错。我“傻子”年广久重新出山了，收回了商标跟肖像权（2001年，年广久曾宣称将“傻子”商标以1分钱的价格，转让给长子年金宝），以后再选接班人。这些年，“傻子”的影响力小了，有些人讲“傻子”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我觉得，我还没老，“傻子”永远没过去，我要是大干，谁也干不过我。起码这些年，我从未缺过钱花。我还有67个徒弟，我现在抽的中华烟，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他们送给我的。至于我这些年到底赚了多少钱？这是秘密，我不告诉你。
回首我这一辈子，可谓三起三落，我觉得自己对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作用。我在安徽第一个站出来，进入市场冲浪。
我多次说过，我这一生都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邓小平。说到邓小平，他是个预言师，什么事情都看到眼里，他让我躲过了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他的思想非常开放。当然今天这些我都不用担心了。因为已经可以说永远都没有运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