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企业家都有一种使命感。赚钱当然是最重要的工作，可是，当获得大量金钱后，使命感便会油然而生。如果没有使命感，一个人很快便想到退休，每天在高尔夫球场出现。”郭鹤年现已年过八旬仍然奋斗不懈，便是基于这种信念。
郭鹤年说，无论是谁，开始做生意的时候，难免会走一些“捷径”。一个人一生光阴有限，不能一直等。开始假如需要一些捷径，应尽量根据有道德的路线去走，以后有一点点资本、资历了，当然就不能再走这些偏僻之路或邪门歪道。走正路，可能发展得慢一些，但前途比较稳妥。老想走捷径、找邪路，用不正当的手段、方式去做，比较危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翻船”。
绅士巨商：商海纵横，唯我独尊
郭鹤年的母亲郑格如女士，在他的事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郑女士受过高等教育，独具慧眼，在众多子女中选中排行第三的郭鹤年委以重任，让他挑起振兴家族事业的担子。而郭鹤年也没有令她失望，他不仅创造出无数的奇迹，更把家族事业发展成为一个备受尊敬的国际大企业。
“母亲对我今天的成就有很大的功劳，她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对儿子的管教非常严格，也是影响我一生最大的人。”郭鹤年说。
在家里，郭鹤年最尊敬自己的慈母郑格如，从来不讲让母亲不高兴的话，不办让母亲不高兴的事。母亲已经90多岁，每天早上的例行工作是把一些不幸人士向社会求助的新闻剪下，然后交给郭鹤年手下的慈善基金会，一一拨出款项加以救助。郭鹤年对自己子女要求很严，从不娇惯他们。他说，要记住，物质的东西，人死不能带去，多留给子孙是害他们，而不是对他们好。太多的财富好像是砒霜，把砒霜点在子孙的头顶上，不是破坏他们的头脑吗？
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如果不能良好地服务社会，那么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会挣钱的商人。郭鹤年并非如此，他非常爱自己的家乡。他不计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也是这个国家民众所公认的。他说，“我的心可以说分成两半，一半是爱我生长的国家，一半是爱我父母亲的老家。我是百分之百地承认自己是中国血统，但我心里还是爱马来西亚的，那个地方也是个好国家、好社会。我们华人在经济、环境困难的年代，很多都跑到南洋，得到当地人的爱护、提拔，像提拔我的父亲和我的兄弟，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一点。马来西亚是我的祖国，即使生意网遍布全球，我仍然保留马来西亚公民的身份。但我也不忘记我的祖籍在中国。我的父母亲都是年轻时从福建移民到海外的，他们对故乡的感情非常深。”
郭鹤年致富之后，成为公众人物，一向谨言慎行，平时甚少曝光，在公开场合更不多语，保持低调的作风。他讲话言简意赅，做事踏踏实实，不喜欢参与政治。在一般大众的眼中，郭鹤年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物。虽然他与马、新两国许多要人有着深厚的私人交情，但他除了曾担任马来西亚驻美国大使和马来西亚旅游局主席等职外，极少出入政界。对大众传媒界而言，他是一个好像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的人物。因为他几乎从不接受记者的采访，以至于报章杂志上刊印的有关郭鹤年的照片，差不多都是同一个样子，都是记者在他难
得露面的几个场合拍摄的。
郭鹤年是一个具有华人传统品德和作风的商人。他为人随和，没有豪门巨富惯有的那种霸气，以至于在人群当中，常常不为人注意。1986年，马华公会前总会长、国会议员陈群川不慎卷入与新加坡有关的经济案，在新加坡法庭受审。法庭上出现了一位相貌忠厚、慈祥的中年人，默默地坐在众人当中。一位记者与他攀谈，当问他从事何职业时，中年人平淡而简短地答道：“卖糖的。”后来他在法庭出面保释陈群川时，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这个中年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糖王”郭鹤年。
郭鹤年虽然拥有巨额的财富，却生活朴素，从来不讲排场。作为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的大老板，他每次因事住店时，总是住在普通的客房。他的长子郭孔丞举行婚礼时，他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分别宴请亲朋好友，每次不过20席。
尽管郭鹤年本人并不热衷于政治，但却十分注意和政界保持密切的关系。他与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哈托等政要的关系非常融洽。凭借与政界的多层次、多渠道的交往，郭鹤年及其家族时刻洞悉政坛变化，以确保自己的地位和财富的稳定性。郭鹤年在经济上积极支持政府的发展计划，他在政府办的许多国营企业中参资、参股，甚至亲自出任董事长。通过与国家资本的结合，郭鹤年与政府建立了相互依赖、共存共荣的关系，他的企业也由此得到政府政策的保护，获利甚丰。
1992年5月，郭鹤年宣布退休，将其事业交给他的儿子郭孔丞与郭孔安。不过，事实上他是退而不休，仍然拥有郭氏集团的最高决策权，尤其是在中国内地与香港的投资方面。“做生意有如逆水行舟，必须不断向前划，否则，一停下来便可能倒退。因此，我们不能停下来，必须不断向前、不断寻找机会。”可以预见，在郭鹤年的幕后指挥之下，郭氏集团将继续活跃在亚洲的投资舞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