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深圳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股票在深交所上市，叶澄海资产猛增至50多亿元。这是上市仪式上春风满面的叶澄海。
2009年9月10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淡出公众视野多年的叶澄海出现了：笔挺的深色西装，雪白衬衣，红花纹领带，步履稳健自信，脸上始终带着微笑。他亲自敲响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钟声。信立泰随后成为中国“最贵医药股”，股价仅在茅台之后，成为时下中国股市第二高价的股票。叶澄海个人身家随之飙升到50多亿元，一步跨入中国超级富豪行列。
人们把这个曾经担任过深圳市副市长的亿万富翁团团围住，问他的财富观，问他对公司前景的看法……当然，最重要的是，人们想知道，一个39岁就成为广东省最年轻的省委常委的高官，怎么会在此后选择辞官下海经商？
“马克思不是早说过，人们在选择职业时，上帝早已为他选好了职业。”面对各种好奇的问题，66岁的叶澄海依旧不露声色，以一句“外交辞令”式的话作了回答。
39岁官至副省级
信立泰上市的敲钟仪式过后，有人问叶澄海，副市长与上市公司的企业家，更喜欢哪一种身份？为什么？叶澄海很干脆地回答，更喜欢从商，因为更自由，更有挑战性。
对于这个答案，广东省委党校65岁的退休教授丘立才却是另一个评价：“澄海其实一直都是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丘立才是叶澄海的好友，两人是高中上下届的校友，交往时间已经长达48年。
“没有政治抱负，他当年会那么刻苦地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吗？”丘立才的普通话没有粤语口音，隐约夹杂着些客家口音。叶澄海和他都是广东梅县的客家人，高中都毕业于当地的名校东山中学。那里也是叶剑英元帅的母校。
丘立才比叶澄海低一届。1963年，叶澄海高中毕业，毫不犹豫地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并考上了国际政治系。丘立才记得，那个时候，人民大学被称为“第二党校”，对有政治抱负的学生们说，人大比北大和清华更有吸引力。
丘立才说，叶澄海的这个选择，在当时的梅县非常少见，因为一般梅县人对北京不感兴趣，最关注的是印尼、新加坡和泰国。“我们客家人的传统是要去闯南洋，去做生意的。像我老家的村子里，在雅加达的人就比留在村里的人还多。”
高中时的叶澄海，堪称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几乎门门功课都是满分，他是校学生会主席，还入了党。丘立才与叶澄海恰好住在一个宿舍，在他的印象中，他们平时在一块聊天的内容也和其他同学不太一样，基本上就是在谈政治。
虽然已经辞官下海二十多年，但丘立才感觉，叶澄海对政治的兴趣丝毫不减当年，他们每次见面，聊天最重要的内容还是政治。作为省委党校的教授，丘立才说，他给上至省委领导，下至中青班后备干部讲了快三十年的为官之道，但叶澄海在政治上的见解是绝大多数干部都比不上的。
叶澄海从人民大学国政系毕业后，经过河南商丘一个部队农场一年多的锻炼之后，1970年分配到广东宝安县(深圳市前身)，成为县委宣传部的干事。这个时候他已经结婚，生了第一个孩子。
妻子廖清清是叶澄海梅县的同乡。廖清清的出身非同一般，父亲是被柳亚子赠“梅州大侠”美誉的廖安翔。这位早年经商香港、思想进步、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大侠”，在抗战期间参与并组织了着名的港九“秘密大营救”，成功救出被困香港的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胡绳、夏衍、乔冠华等大批文化界名人和民主人士。同时，他还筹集了大量的支持华南抗战的经费和物资。当年被廖安翔营救的人士，一部分成为新中国初期的高层领导人，与他交往密切。
到了宝安，叶澄海工作上的表现让很多人记忆犹新。作家廖虹雷当时也在宣传部工作，他还记得，叶澄海刚来的时候，整个机关都比较关注，那时大学生少，名牌大学的就更少。而宝安又穷得叮当响，大家都觉得这个北京名牌大学来的年轻人，很可能吃不了这种苦，干不了多久就会走人的。
叶澄海不但没走，还干得非常投入。在廖虹雷的记忆中，这个戴着眼镜的大学毕业生一来就扎进了农村。1970年到1974年，叶澄海在农村工作了四年多，根本就没把自己当成大学生。工作起来，和农民们摸爬滚打到一块，犁田、耙地、插秧、施肥、播种、收割，样样都学会，不比农民差。庄稼收割的季节，近200斤的一包谷子，他扛在肩上运送到手扶拖拉机上，来回几趟大气不喘，没有人不佩服的。
1979年深圳建市之后，叶澄海担任第一任罗湖区委书记。“他这个书记有个特点，几乎天天都在下边搞调研。”廖虹雷记得，当时叶澄海鼓励企业对外搞来料加工、让农民过境到香港去耕作、建议有关部门同香港商人合资开餐馆，创造良好的环境以吸引外资……
有一件事廖虹雷记忆非常深刻。1979年8月底，为了解决港商来深圳投资没有饭吃的问题，罗湖区委决定开办深圳的第一家合资餐厅。但当时粮油糖在全国还是统购统销，香港进口需要审批和完税，深圳市委的主管领导思想并没有扭转过来，根本就不同意办。他撂下“宁可不让我当书记，也要办成这件事”的狠话，硬是自己跑到市委书记那里去磨，把这个项目磨了下来。餐厅从搭建到营业，只用了个把月，一年就让国家净挣350万元。
“他是个思想很解放，很有想法的官员。” 廖虹雷去过叶澄海的家，“朴素到可以用简陋形容。”当时深圳不少干部已经流行通过香港的亲友，为家里买来舒服的沙发，但叶澄海家还是那种老式的藤椅，而且还是补了很多个补丁的。
丘立才说，叶澄海的从政之路，一直都比较顺畅的原因，除了运气好，和他精心的经营也有很大的关系。
1983年的一天，丘立才去省委大院旁边的干部宿舍区探望叶澄海。时年39岁的叶澄海刚被提拔为广东省委常委兼外经委主任。一进叶澄海家，学中文的丘立才就被客厅墙上悬挂的书画吸引了。一幅画着两头驴子的国画在中间，旁边是一副对联。对联写的是“历经世间坎坷路，不向人前数不平”。
叶澄海告诉丘立才，他就是要用这幅画和对联来鞭笞和激励自己，在今后的从政生涯中，不管遇到什么坎坷和困难，都要“像驴一样，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决不放弃”。
遭遇仕途“滑铁卢”
这样一个在官场上春风得意，且处处精心经营的人，怎么会在40出头、风华正茂的年龄突然“急转身”呢？
令人好奇的是， 叶澄海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自己辞官下海的原因。一个流传开来的说法是，因为他为人直率，个性张扬，往往说话毫无忌讳，再加上，他观念意识超前，因此在工作中四处碰壁。于是，思量再三后，他决定弃政从商。
在信立泰(SZ002294)的高管资料中，对董事长叶澄海是这样介绍的：中国国籍，香港永久居民……1968年-1979年历任广东省宝安县宣传干事、理论教员、公社副书记、县委常委兼公社书记、县委副书记；1979年-1983年先后任深圳市委常委兼罗湖区委书记、深圳市副市长；1983年-1985年任广东省委常委兼外经委主任；1986年开始从事商业活动，创立了香港美洲贸易、深圳海滨制药有限公司等……
迄今为止，在所有媒体的报道中，对叶澄海从政经历的记录都是到1985年他担任广东省委常委、省外经委主任这一职务，但这并非他从政的全部经历。
记者经多方打听得知，叶澄海这份履历的背后，隐含着不为人知的苦衷。早在1984年9月前后，叶澄海遭遇了仕途“滑铁卢”，连降三级，从副省级变成了一个副处级干部。而且，还从广东到了湖南郴州这个不起眼的地方。
湖南郴州，是叶澄海在自己的履历中从来没有提到过的地方，但这里却是他从政生涯的最后一站——叶澄海辞官下海，最后辞的并不是深圳副市长，也不是广东省委常委，而是湖南省郴州地区(现郴州市)经委副主任。
“照理说，副处级这个级别的官员是不存在跨省交流的，但省委组织部一个电话打来，叶澄海第二天就来报到了。”提起叶澄海，现任郴州市经委主任的刘洪书马上打开了话匣子。
刘洪书当时还是郴州经委人事政工科的一个普通科员。虽然主任一级干部的异动并不在他的职责范围，但他还是从有关领导的口中知道叶澄海算是被贬郴州的。从副省级到副处级，叶澄海应该是犯了错误，但犯了什么错误，没有人知道，上面人不说，叶澄海自己也从来没有提起过。
不过，据一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与叶澄海关系密切的人士透露，叶澄海是中了港商精心设计的“圈套”。1984年，中央已经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当时叶澄海手握广东省外经贸审批工作大权，很多人都希望他能大开方便之门。
“对方对他进行要挟。不过，听说他很硬气，根本就不理要挟。”这位知情人士说。
叶澄海中“圈套”的事情，丘立才也知道，但叶澄海是如何应对的，他并不清楚，只是知道，叶澄海此后就被调到湖南郴州去了。
刘洪书原本以为会看到一个状态非常糟糕的人，没想到，眼前的叶澄海面带微笑、不卑不亢。
郴州的另一位退休干部邓秉清对叶澄海印象深刻，则在于他的言必信、行必果的办事风格。
1985年，邓秉清在郴州下辖的宜章县当县长，县里准备建一个水泥厂，他是总指挥长，还有500万元的资金缺口，不知道怎么办。恰好刚来郴州经委工作的叶澄海到宜章调研，饭桌上，偶尔听邓说起水泥厂有资金缺口，叶澄海当即就表示，这件事交给他来办，他到深圳去招商引资。
第一次见面，又是饭桌上顺口提了这么一句。邓秉清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没想到，隔了几天，他就接到了叶澄海从深圳打来的电话。他已经开始在联系引资的事情了。此后，“几乎是在叶澄海的督促中”，水泥厂招商引资工作迅速展开，三个月不到，邓秉清一行十人就出现在深圳，进行合作谈判。
谈判中，“他手里拿着一个巴掌大的计算器，帮我们算细账，和深圳的商家讨价还价，忙得都顾不上喝水。”邓秉清说，“谈到最后，参加谈判的两方人都累得不行了，他还依旧干劲十足。”
刘洪书告诉记者，其实，叶澄海到郴州，他的人事档案一直没有过来，在郴州这边只有工资关系和组织关系，郴州经委也没有给他安排什么具体的工作。后来就让他在深圳负责郴州的外向型经济联络工作。这样一来，叶澄海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在深圳，郴州只是偶尔过来。“一年才几次，主要就是来领工资交党费什么的。”
不过，1985年之后，叶澄海就不怎么来郴州了。很多时候，工资都是郴州经委的人代领，然后利用出差到深圳的机会送给他。那时叶澄海的工资一个月大概是七八十块钱，刘洪书给他至少送过三次工资。刘洪书记得，自己到深圳给叶澄海送工资的时候，他很难为情，有些不好意思。有时候，他甚至并不情愿见到郴州这边来给他送工资的人，个中滋味也许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在刘洪书的印象中，1987年，叶澄海曾经对郴州这边口头提出过辞职，但也是说了说，并没有提交辞职报告。
到1980年代末期，刘洪书自己和其他代送工资的同事就很难联系上叶澄海了，工资没有领，他也从来没有上门来要过，听人说他到美国去了。郴州这边最终不再发放他的工资，1989年，叶澄海没有办理任何手续，和郴州方面彻底失去联系。“等同于自动离职吧。”刘洪书说。
艰难转身
叶澄海后来对外宣布他辞官下海是在1985年。其实，这个时候，他还拥有郴州地区经委副主任的职位，一个闲职。
一直以来，在官场上都是兢兢业业、忙忙碌碌的人，居然成了闲人，他怎么能闲得住呢？要知道，那可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正经历着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波下海经商的热潮呢。1983年，王石和刘永行已经挖到了第一桶金。
接下来的1984年，一个骚动而热烈的年份。《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已经做出，“下海 ”成为这一年的年度热词，“全民经商热”降临中国。1984年被称为“公司元年”。王石、张瑞敏、柳传志、李经纬、潘宁、牟其中纷纷在这激情燃烧的一年里为各自的事业大厦奠基。
在这股下海潮中，也出现了官员的身影、不过，这一时期，官员的下海还处于半遮半掩状态，被称为“半下海”，是指体制内的一种流动。如机构改革后编制缩减，于是有些官员平级调到国有企业中去当领导，“充实基层力量”，实际上只是原有编制待遇的平移。
真正敢于吃螃蟹、弃官下海的第一人出现在1986年初。那就是被媒体称为“弃官下海第一人”的叶康松，不过叶康松当时只是温州永嘉县城关镇党委书记。当时他辞职下海并不是去经商，而是去承包山林，务农。
叶澄海，一个在经商风气非常浓厚的客家地区长大的孩子，有一个在香港经商的岳父，还经历了这样火热的年代，闲下来的他，不动经商的念头也难。“在我们客家人看来，经商本来就是男人证明自己能力的最重要的途径，观念上就很接受。”
丘立才根据自己对叶澄海的了解，知道他是个希望能不断证明自己的人，当官不顺时，当然就去经商了。
1986年，叶澄海向亲友借钱，选择在皇岗村租了个不起眼的小厂房，办起了丝绸服装厂，接着是办电子厂，生产验钞机。
1985年到1989年间的叶澄海，没有对自己做一个清晰明确的规划。这期间，宗庆后、任正非等人又纷纷看准机会创下基业，一大批跨国外资企业纷纷来到中国占领商机，他倒好，去了美国、南美等地经商，领域涉及电子、丝绸、焦炭、房地产、钢铁、制药等诸多领域。后来，他又到香港做贸易，到美国与当地公司合作经营果园和生产相关产品。
叶澄海后来对人说，因为这段时间压力实在太大，经常彻夜难眠，“借的钱，怎样来还？”他只好咬了咬牙对自己说，“尽你的能力去做，奋斗过了，就行了。”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对于叶澄海这样曾经拥有巨大官方资源的人来说，下海经商应该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要知道，在当时的“价格双轨制”背景下，“官倒”之风盛行，一夜间暴富并不稀奇。
但叶澄海那些坎坷的经商经历表明，他似乎没有在“官倒”上打主意。丘立才就记得，刚去郴州的时候，叶澄海还曾乐呵呵地对自己说，到郴州工作也蛮好，就当是调整自己。那时候，虽然仕途灰暗，但胸怀政治抱负的叶澄海或多或少残存着东山再起之念。
丘立才说，叶澄海连贬三级之后依然乐观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和当时一位中央领导过去对他的赏识有关。
叶澄海还在宝安县当县委副书记的时候(七十年代中后期)，曾经被中央某部委抽调去工作一年，据说工作能力突出，还要留在北京。
叶澄海的老同事，深圳原市委副书记方苞最近就在公开场合说出了这个秘密。
丘立才也告诉记者，当时那位中央领导很看重叶澄海，考虑到基层更有利于锻炼，才让他再次回到基层。回到基层的时候，他已经成为“第三梯队”最被器重的后备干部之一。
不过，随着高层政治的变迁，远在郴州的叶澄海自觉东山再起无望，遂于1987年向郴州有关方面提出辞职。按照老友丘立才的说法，这段时间，他可能比较大的收获，是让孩子们开始在美国接受好的教育——女儿和儿子后来都读了美国的高等学府，拿到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儿子还是耶鲁的高材生。儿子和女儿现在都是信立泰的高层，是他的得力助手。
从1989年开始，叶澄海最终落脚深圳，填海建厂，与人合伙开办制药厂，确定以制药作为自己的主营方向。
从那时候开始，至今整整20年，叶澄海从少年得志的副省级高官到被贬三级，再从辞官到商海打拼，卧薪尝胆，60多岁时重新站在舞台的中央，完成了从高级官员到富商的角色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