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开发四面临海的荒岛的确是改天换地的工程，从最初码头的修建和船只的购买，到公路、水电网系统的搭设，最后还有酒店以及娱乐设施的设计和施工，这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的投入，尤其是岛上的建设，成本往往是陆地上的两到三倍。这样的工程往往实力雄厚的财团甚至是几家公司一起集资才能完成，必须有巨大的资金在短期内注入，这样才能尽早开始开放经营，否则便有资金链断裂的危险。
陈明哲似乎没有投资伙伴，也从不向银行贷款，只是在去年，金融海啸来了，各地纷纷出台了救市措施，放鸡岛作为茂名振兴旅游业的标志性企业，建设银行找到陈明哲说要贷给他2000万，而且免他一年一半的利息。5年的时间，陈明哲已投入了3亿的资金，在未来两到三年还将追加2亿，现在他已经把台湾的生意尽数卖掉，准备孤注一掷。
关于海岛的大部分规划和设想都在陈明哲一个人的脑海里，他手下的人都是在执行他脑中的蓝图，只有他的3个儿子有时候会跟他讨论一些关于公司发展和岛屿开发的看法。他的整个家庭甚至家族都和这个岛屿联系在一起了。妻子帮忙负责营销，大儿子负责采购，二儿子负责岛上工程的管理，三儿子还在念大学，而他说：“将来应该也是到岛上来工作。”在岛上可以看到一些说台语的人，那些大部分是他的亲戚和老乡。
陈明哲年轻的时候热爱潜水，还曾担任过台湾嘉义潜水协会的会长，东南亚的各大岛屿几乎都有他的身影，可这几年因为忙于建设海岛，他甚至连海水都没碰过。
采访的第二天他搭乘第一班游船在9点半进了岛，之后却推迟了和记者约好的时间，穿着横条POLO衫，开着轰轰作响的小摩托车穿梭在岛上，说有要事要处理。一个小时后，他终于再次出现，可也是难得轻松，电话不断，因为在这个家族企业里，任何事情都必须经过他的批准。走在路上，他随时都会发现问题，小木屋前的路还没铺设好，他赶紧叫工人解决，演出场所的座椅有问题他也让找人来服务员重新摆设，甚至连木屋底下在漏水他也要找技术人员来维修。陈明哲就是这样，集老板、工程师、设计师，甚至是工人于一身，对于岛屿的建设有着极强的控制欲。
中午时分，坐在海边的食街上，点上一盘台湾卤肉饭，陈明哲才开始放松地讲起自己的过去。国中毕业之后，他和妻子白手起家开了鸡肉饭店。他说他和他妻子两个人顶得了5个人，店长、厨师、杂工都自己包了，马桶坏了也是自己去修。两年后，因缘巧合，转行开了个汽车修理厂又赚了一小笔。当他的家乡阿里山的公路通了之后，他就回去开了饭店，并创办了“牛会数算术”的表演。当表演的新鲜度没了，人们不再来看的时候，他又转行开了西餐厅，一开就是十几家连锁，覆盖了台中、嘉义、高雄。而这一路走来，都是他自己不断摸索的结果。
与政府之间的双人舞
陈哲明数年前经营的西岛十分红火，当时中国在海上娱乐方面还十分落后，是他从台湾引进了先进的理念和设备，包括最为火爆的海钓项目，还有摩托艇和快艇拖伞。他同时还雇佣了许多当地的渔民，负责他们的医疗和教育，积极地回报社会使得他成为了当地最受老百姓尊重的人物，同时也给他带来了第一桶金，可是2007年最后的惨淡收场却提醒了他在中国经营生意的特殊性。
“西岛可供我开发的只是整个岛的一小部分，岛上后来就有了多个同类公司，竞争就大了。开始打价格战，虽然海南岛旅游的人多，但是旺丁不旺财。”
2002年，三亚市政府入股50%与另一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同组建西岛旅游开发公司，该公司和陈明哲在西岛的一些项目上发生冲突。《海南特区报》的一篇文章《西岛海上游乐世界缘何没落》报道：“三亚市政府有关部门给陈明哲的批文同样可以批了再废：2002年三亚市发展计划局批文（三计投＜2002＞144号）同意陈明哲的八里海公司投资8000万元在珍珠港西侧兴建西岛旅游码头；而到了2003年6月10日，该局却批复同意西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兴建西岛和肖旗港码头项目，批准同意的同时废止了该局为陈明哲作出的‘三计投（2002）144号文件’……”
肖旗港码头是恶性竞争的开始，也是海南西岛的营业额从2004年底江河日下的重要原因。吃一堑长一智，他现在很圆滑地处理着和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
在放鸡岛签约的50年中，政府出地，陈明哲出资，双方合作开发放鸡岛屿。这种合作方式在当时属于先例，在此之前，大部分商家主要通过出租和出让两种租赁的方式取得海岛的使用权。在这种合作模式下，陈明哲所在公司只需每年上缴政府一定量的管理费，免租金。政府不参与经营，整个放鸡岛只归属一个公司，由陈明哲的公司按照报批时的规划负责独立开发和经营。
陈明哲不时表示对这种合作方式较为满意的态度。面对媒体时，他不时夸奖当地政府是如何帮助他进行开发的。“刚开始合作时，县政府找了旅游局的副局长来帮我们办所有的证，这样效率提高了许多，我们根本不用操心繁琐的办证程序，市里到县里的政府官员都非常地配合我们。茂名的这个地方地处粤西，比较偏僻，如果政府不多做一些服务，就没人来投资了。比如说，建个码头，政府给了我们300亩土地，一亩才一万，我感觉现在的这个政府真正有服务意识了。”
中国目前关于海岛开发的政策和法规都还不完善，于是与政府打好关系成了必要。他坚称在政策上没有担忧，因为政府对他很友好，他相信只要把岛屿开发好了，就不怕没钱赚。
在记者采访的两天晚上，陈明哲都忙于应酬一些政府饭局，电话中不时能听到他在预定房间，这种应酬式的酒局非常频繁，早已代替潜水成了陈明哲的“业余爱好”。
朱仁民 一个人就是一座孤岛
朱仁民：画家，雕塑家，景观艺术设计师，潘天寿环境艺术设计研究院院长
脊梁做不了，我就做一根鱼刺。在这个荒蛮的世界里，我时时想着，我该如何抖露给这个世界看，这是我活着的唯一的愿望。这个岛就是我的一个载体
朱仁民的岛已经和大陆连成一片了，之间只隔着浅浅的一道水沟。
这使得他的岛勉强还算是一个岛。几年前，从码头坐船到岛上需要驶过800米海域。如今，地方政府轰轰烈烈的填海运动侵入了他的领地。“他们把规划全变了。而且，事先也没通知我。”他压抑着心中的愤懑。
海防堤上，一尊尊罗汉像或怒目而视或神情夸张，他们静静地站着，等着随时被挪走的一天。按朱仁民买下岛的最初规划，这500多尊罗汉像本该散布在岛四周的水面，围着160米高的观音像，“同登彼岸”。
保留下来的这二三十米宽水沟也是他一路抗争的结果。然而，填海的土方破坏了之前铺设的海底电缆和水管，岛上的水电供应成了严重问题，使得这个永久免费开放、为艺术家免费提供食宿和工作室的岛成为一个不适合居住的荒岛。
办公室里凌乱地摆满了各样的雕塑、画册、设计图纸。一个脸盘大的不锈钢容器里泡着浓浓的铁观音。在这个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里，他显然是个“怪人”——身为数家公司的老板，没有自己的住处，睡在办公室角落的一张行军床上，光着一双脚丫子，以一天15个小时的工作制忙碌。
和他的岛一样，他孤零零地矗立在世界的一个角落。横亘在他和大陆间的，是一片渡不过的海。
世界
有些人天生就是要做英雄。
朱仁民出身于艺术世家。外公是已故著名国画大师潘天寿，舅舅潘公凯是中央美院院长。4岁开始画画，7岁时，因为父亲曾在国民党政府工作，一家人就被下放到浙江舟山的海岛上。父亲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力，一家五口靠着当教员的母亲每月30块的工资过活。
“常常吃不上饭，家里常常会为这些事吵架，附近贫苦的渔民都过得比我们好多了。”让一个性格孤傲的少年最难承受的是，一到外头就抬不起头，贴着“黑五类”的标签总是遭到冷眼和欺辱。“很矛盾，这种扭曲是非常痛苦的。”
他继承了外公和母亲惊人的记忆力。闭上眼睛，曾读过的中学哪个地方有块石头，石头旁边有棵怎样的草，历历在目。后来，哪个老师自杀了，哪个老师跳海了，哪个老师发疯了，哪个老师跳井了，每一个名字和遭遇都印在脑海中。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外公被一次又一次地批斗，20出头的朱仁民，跑到杭州伺候重病中的外公，也为这个和别人打架。潘老先生后来屈死在监狱里。
“等自己长大一些、开始明白一些道理，自己又掌握着强大的技能，我该如何抖露给这个世界，是我活着的唯一的愿望。我需要一个载体。绘画、做建筑、做设计，不停地转换，我都是一流的，因为要把自己全部的思想抖露给这个世界。”
18岁的时候，开始闹文革，普陀山几千尊佛陀、罗汉像全被砸掉。地方上的红小兵们自己砸不动了，就号召全国的红小兵们来舟山支援。朱仁民偷偷藏下几个重要的佛像，为了从红小兵们手里夺过来，他和他们争吵、打架。“很迷茫很难过，那时什么都不信，只是觉得——这么好看的东西，为什么要去砸掉它。
有一天，他坐在海边，忽然发现对面的洛迦山岛像一个卧佛，接着，他在岛的西面又看到一个卧观音，当地人叫它菜花岛，比之前的卧佛还要逼真。“真是奇迹——在这个佛教圣地，东西海面上躺着两个天然佛像。”可是，洛迦山上造了一座塔，他觉得像一把刀一样刺在卧佛的肚子；那个菜花岛则是驻地部队练习打炮的地方。
他想着，有一天，他要以自己的方式修复这个世界，修复那些被毁坏的自然与文脉。
他很早找到了自己天赋的工具。虽然出生在国画世家，朱仁民一直凭着天分和本能在画画，也没有人指点过他，“好像天生就会的”。当过渔民、铁匠、救生员、教师……后来教画画、做舞台设计。在地方剧团工作时，他一个人的能量能抵下十来号人的活。
吴晓波 财经作家的100亩“试验田”
吴晓波：财经作家。代表作品，《大败局》、《激荡三十年》等
吴晓波认真计算过这项投资的成本和收益，这个岛也成为他验证自己对中国经济思考的一块“试验田”
听说丁磊养猪的消息后，吴晓波发短信问丁磊：“这事儿真的么？”丁磊回他：“兄弟，这事可真有。”吴晓波大笑：“好哥们，你去养猪，我去种菜。”
不是开玩笑，他还真有自己的一块自留地——他和朋友在千岛湖畔买下的一座小岛。
这无关风月。“我是搞财经的，一直认为中国土地最值钱，土地价格处在上升通道中，所以一年买一套房子，坚持了十多年，包括在千岛湖买的这个岛。最初是想买个乡间别墅，后来就搞大了，租下了千岛湖旁100亩果园。”
一个习惯在文字里纵横捭阖、指点江山的书生总容易被当作是“动嘴不动手”的主。但吴晓波显然想多走一步。这个岛也成为他验证自己对中国经济思考的一块“试验田”。
100亩杨梅园
这是一项理性的投资，尽管，听上去很不靠谱——当果农。
吴晓波认真计算过这项投资的成本和收益。“一棵杨梅树最多可以挂果100斤，那么4000多棵杨梅树，就有可能产40多万斤杨梅。按照现在2.8到3.8的收购价格卖掉，每年就是100万元的收益。而按照杨梅树的生产周期，旺产的时候，每棵树可以挂果2000斤。”
所以选择种杨梅，是他向林场场长讨教的结果。场长告诉，杨梅最贱，每年只要施肥一次，除草两回，基本无需培育，而且种植8年才有收获，一般农家拼不起这个时间。
中国“私人岛主”成长历程
1996年，杭州艺术家朱仁民获得“莲花岛”，中国第一代“私人岛主”产生。
2003 年7月1日，国家正式实施《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管理规定》，首次提出无居民海岛属国家所有，允许个人或机构开发利用无居民海岛，租用期最长为50年。具 体程序为：先进行申请的行政审批，再通过政府招标、拍卖等方式，最后确定海岛的利用人。同年，国内外商人对无人岛投资开发热情迅速升温。
2005年1月1日，中国首个无人岛地方性法规《宁波市无居民海岛管理条例》正式实施。私人购、租海岛火热。
2005年10月下旬，浙江省人民政府对省内无人岛开发计划紧急喊停，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项目必须报省政府批准。
两年后，浙江省人民政府宣布：暂停审批无居民海岛开发项目。
2008年12月10日，国家海洋局发布了拉动内需的“海十条”政策，单位和个人可以按照规划开发利用无人岛，并适当简化有关海洋资源和生态影响的论证。
2009年，全国人大审议了中国第一部海岛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草案)》。海岛开发将有法可依，但具体实施效果仍待观察。
吴晓波决定大规模种植杨梅。他请一对当地的老夫妻住在岛上，帮自己打理岛上的杨梅树。
所以选择买下半岛，是出于对各种因素的综合考虑，安全问题、水电供应、交通水运。买下的若是湖中一个孤零零的小岛，各种投入成本一下子会高出很多。
一切正如之前估计的。3年后开始挂果，到2006年，吴晓波的杨梅可以“市场化”了。产量比之前预想得还要大，也无需他为销路问题操心。附近的果商主动上门联系，把卡车开到岛的附近。每年一到6月，一车一车地运往水果批发市场。
吴晓波的岛成为杭州一带最大的杨梅园。每年，一些周边城市的人自驾游来千岛湖摘杨梅，一次收50到100元。
也有烦心的事。一到采摘季节，每天要雇70到100多的工人，吃饭、管理都是操心的事；杨梅烂得很快，山坡高处来不及采摘，第二天就“血流成河”；还有防偷盗的措施和成本，夸张的时候，附近的村民甚至开着卡车来偷杨梅。
这些都由他精明强干的夫人具体负责打点。吴晓波自认内心里只是一个写字的人。
杨梅引发的思考
岛和杨梅，也成了吴晓波财经专栏文章里的一个关键词。
在方寸之间，他常常和他的读者由此谈起，联想、分析、展望中国的土地政策、农业的希望，还有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等等……
第一次收获岛上杨梅时，吴晓波摘一粒放在嘴里品尝，酸中带甜。可是，相比较街边水果摊、超市里的杨梅，自家的杨梅看上去很小，也不特别的紫。有行家指点他一种“新技术”：喷洒一种农药，可以让杨梅早熟，个儿长得特大，卖相特别好。
“我当时问他：会有副作用吗？对方回答是：绝对吃不死人，但绝对能卖出好价钱。”
这让吴晓波吓出一身冷汗。他开始从杨梅想到自家平日吃的蔬菜水果，再担忧到中国食品行业普遍存在的“下毒”问题。“现在没有任何办法。未来，绿色农业肯定会是个很有希望的产业。”
他有时会和太太、女儿一起离开城市，到岛上享受几天全绿色的菜蔬、空气和水。他在岛上有座2层小别墅，各种设施齐备。“游个泳，看看山，看看水，再看看书。”现在，他正忙于《跌荡一百年》下卷的写作，写得痛苦时，就带着笔记本躲到岛上。“后来，发现这也很麻烦，因为写书常常要带一大堆资料在身上。”
100亩杨梅、一湾绿水，听着虫声，携一卷书，听上去很浪漫。
可是，他的下属们不这么认为，每年蓝狮子员工都会到岛上摘杨梅——“我们从不住那里。岛上蚊子多，很潮湿，可以看电视，但是，就那几个频道，也不通网络。”
毕竟是一个文人，吴晓波对这个岛还存有一个诗意的期待。“肯定会有一天，再也没有人愿意读我的文字，再也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我的书，可是我只会这门手艺，有了岛，我就可以去做农民，每年等一次收成，其余的时间就读书、陪太太、看云聚云散。”这也是吴晓波专栏里的文字。
到那个时候，他写的也许是山水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