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不久前，在《南方周末》创刊25周年庆祝活动上，万科董事长王石在主办方提供的几个标签中，为自己选择了“不行贿”。在随后的发言中，王石透露了万科“不行贿”的底线，及其受到的广泛质疑：一次企业家论坛上，他与一位嘉宾先后发言，“我讲我不行贿，下面没有掌声；他讲他行贿的时候，下面掌声雷动。我坐在台上多少有点尴尬。”
8月19日，王石在新京报主办的“学习嘉年华”开幕式暨五五总裁讲坛特别专场上发表演讲，题为《假定善意———王石与你一起探讨企业价值》。会后，记者独家专访王石，请他亲自讲述他尴尬背后的故事。
【谈“不行贿”】
我先假定人是善良的
记者：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假定善意”，但一般来说企业给人的印象首先是逐利，这跟你说的“假定善意”是否矛盾？
王石：“假定善意”是我这几年一直在提的一个说法。我选择“不行贿”标签，的确因为它是做人的底线，也是做企业的底线；但我到大学里，到社会上与大家进行分享，没想到那么多人不相信。大家相信什么？首先假定政府官员是腐败的，政府官员一定是要受贿的，企业不行贿就做不下去；这是首先假定对方是恶人。但是从我的角度看，在我跟他交流之前，我先假定人是善良的，假定善意，这是前提。
记者：你是从道德的层面来假定的？
王石：当然。
记者：但现在人们好像更多的在强调制度的作用。
王石：制度是用来抑制恶的，这跟我说的假定善意不矛盾。人人都有善恶，有天使也有魔鬼。我不认为自己就是善人，我身上也有恶。我们用制度来抑制恶，但要跟人打交道，还是要跟善的一面打交道，首先还是要假定他是善意的。我们总不能刻意去跟他恶的一面打交道吧。
记者：现在万科已经发展到全国第一，可以做一系列慈善性的和善意的活动，有底气说不作恶。你刚才也说到，你不认为自己是善人。但是如果一个企业刚起步，迫于生存而做一点恶呢？万科成立的时候，你有没有做过一些今天让你感到后悔的事情？
王石：我没有，这是我的底线，做人的尊严。现在对我不行贿的质疑主要有两点，一个是你不行贿，但是你万科行不行贿？你现在不行贿，过去有没有行贿？我告诉你，我所指的就是万科，我不行贿就是万科不会行贿，这是制度上的设计。我现在不行贿，我过去也绝对不行贿。
并不是说，我这个人生来就没有恶意的倾向。我在《道路与梦想》里说过，刚起家的时候，我需要两个计划的车皮，主管的货运主任我送了他两条烟，他没有要，计划车皮还是给我了。实际上货运主任给我显示了善意，正因为这种善才让我假定人就是善意的，也给了我对人心向善的信心。
你刚才说创业的时候能不能做到不行贿，就我个人的体会是能够做到的。是很难，但是不是像想象的那么难。总结下来，你坚持向别人展示善，别人向你展示的也是善。这就是动力。
【谈“捐款门”】
我没有错，道歉是妥协
记者：我发现无论是写书还是演讲，包括你刚才这些话，都具有非常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这跟竞争激烈的房地产行业没有矛盾吗？
王石：你说我是理想主义者，我觉得我是实用主义者。我的工作不是著书立传，我们是在搞企业，搞企业首先是实践家，实践不下去就要被淘汰掉。
下围棋你说是理想主义还是实用主义？靠理想主义赢不了对方，但有的人在看这一步吃了对方几个子，有的人在看十步之后，二十步之后。我只是有一个更长远的眼光而已，不只看现在。现在我要存在下去，未来我也要存在下去；而未来当然有两种假定，一种假定未来是恶的，另一种假定未来是善的，我对未来的假定是善的。比如说讲制度，讲透明，讲不寻租，讲市场公平竞争，这是你对未来的一种假定。还有一种竞争就是寻租、腐化、堕落，这个公司越来越糟糕。
当然如果说我这种假定就是一种理想主义，这个我同意，我首先是假定往好的一面发展，我往好的地方做。但我现在做得不错，行业中一直证明，各方面都是不错的，怎么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呢？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而且很成功。
记者：实用主义者有时会为了利益，暂时牺牲一下理想，做一些妥协。你有过吗？
王石：我当然有妥协，但是我有底线。社会的本身就是妥协，理想主义和妥协不矛盾。刚才说的不行贿，就是我的底线，如果我不行贿，我经营的企业生存不下去我宁肯关门，我宁肯出国当二等公民，因为这和你的人格和尊严有关系。创业的初期，一些人被迫做一些不愿意做的事情，并不等于他的人格不高；但是我要说的是，往往这种被迫最后成为一种自愿，成为一种情不自禁；这种被迫发生后，再想成为理想主义者很难。
记者：“捐款门”之后你的道歉可不可以理解为妥协？
王石：应该是。道歉的前一天同样一家媒体问我，你准不准备向网民道歉？我认为自己没有错。
记者：这个道歉你觉得不违反原则？有人解读这个道歉是最成功的危机公关，你同意吗？
王石：不违反原则。因为道歉其实是换一个角度看这个事情。当然和危机公关有关系，成功不成功，让别人去判断。在那种情况下媒体对我表示出善意，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让我减轻压力。
【谈市场运营】
某些方面我会一直不“成熟”
记者：说到危机公关，现在万科刚刚接手了上海倒塌的楼房，如果万科自己的产品出现这样严重的事故，怎么进行危机公关？
王石：按照万科的策略，如果发生这样的问题，不存在危机公关，万科就完蛋了，向大家谢罪吧。
记者：听上去很刚烈。
王石：我的性格属于比较刚烈的，我宁可事业无成，宁可出国当二等公民，也不愿意委曲求全，不愿意为了财富失去人格，这个是非常明确的。举个例子，有次为了一项业务，某位领导出面干涉，是进口商安排的。吃饭的时候我才知道是这样的安排，当时站起来扭头就走，拂袖而去。当然现在不会了，不让别人难堪，现在我是知道了。
记者：当时你有多大？
王石：那时候四十二三岁。
记者：已过不惑之年还在饭桌上拂袖而去，有没有人说你表现得很不成熟？
王石：我去年都觉得自己很不成熟，觉得自己很青涩。但有人叫我老狐狸，我很高兴。我有没有狡猾的一面？当然有，但我觉得不值。什么叫聪明？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聪明。我可以很狡猾，但是何必那么狡猾？
记者：就是说你可以很青涩？
王石：不是吧。我是说我某些方面会一直不成熟，这就是我青涩的一面。处理人际关系上，有时候把人得罪了浑然不知，我就是有不成熟的一面。这方面也没有兴趣改，从某种角度来讲，改不是不可以改，但是会改得面目全非。人总会有长有短，不可能总是长的，如果都是长处，一定短命。
记者：你说你不成熟得罪人，有没有影响过万科的发展？
王石：当然有。我们当年开发的一个楼，外立面颜色是绿色渐变的，人家叫“竹笋楼”“苞米楼”，那就是当年得罪一位领导的结果。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例子是倒过来的，人家给万科的好处我不要。最典型的是我们在成都拿一块地，签约的时候，我说根据成本核算，你们给我们的价格，成本打不下来。我提议，每亩地加五万块钱。我们老总马上拽我，人家要给你折让，你怎么还要加价。
对方也不明白什么意思，我就讲根据万科拿大地块的经验，便宜地块往往我们得不到什么好处。因为你是从农民那拿来的，你们很便宜的压榨农民。我们一个楼盘的墙老倒，我问为什么这样，他们说当地农民推的，我说当地政府不管吗？人家说就是对着当地政府去的，当地给农民补得少，农民觉得吃亏了。
后来我就知道，便宜的东西后面是有陷阱的，并不是说我表示我高尚，我加的钱你们给农民，这样我的围墙不会倒。像这样的故事不止一例。
【谈旅游探险】
已不再单纯是我的个人行为
记者：关于万科的发展，我看了下你的三本书，《道路与梦想》、《让灵魂跟上脚步》、《徘徊的灵魂》，书名上就给人一种逐渐内敛、收缩的感觉。作为一个大企业的领军人物，你在自省、在慢下来的时候，会不会对企业士气有影响？
王石：应该不会。“慢下来”，是因为我们不仅要看到未来，看到更远的地方，也要回顾过去，要看得更清楚。无论是个人历程，还是企业轨迹，都要有这一步。我去过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去过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馆，可竟然没去过自己国家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身边的朋友，也没有一个去过的。除了个体的原因，可能也和我们民族整体意识的忽略有关。
在万科，说起持续高速增长，个个头头是道；但有几个记得海神广场？当年它几乎葬送了整个公司。写一本激情四射的书，说说理想、成功、韧性，再加几个小失败做点缀，这很主流。但我们更需要“慢下来”；不能看清楚过去，也将看不清往何处去。
记者：我看了你新书的目录，主要是游记、旅游或者探险活动，跟你目前的企业经营有没有结合？
王石：应该说探险行为基本上和企业分开。尽管从社会关注度来讲，联系是很密切的，但是作为我个人把它们分得很清楚。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用我探险的名义宣传公司的产品。但是我替其他很多公司做过广告。他们找我，除了因为成功企业家这个因素，也是赞赏我的探险精神。
为什么不把我的探险精神注入到万科的品牌里？探险是我个人的爱好，我不是为了塑造公司的品牌。探险有一定的风险，战胜风险，安全回来的时候，对公司的美誉度是一个提高；但是万一出事了可能就会倒过来，对公司冲击非常大。
应该说2007年有所变化，2007年我们申请加入世博会，获批准建立万科馆，这更多和未来环保、绿色、生态结合起来。我个人的探险在2005年有一个转变，是把探险与环保、生态结合起来，已经不是单纯的探险。
2008年我的探险行为和公司的生态环保行为有意识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我个人的行为和公司要宣传的品牌是一致的，以前是非常明确严格分开的。
记者：你和万科，在企业界显得特立独行，这两者对其他的企业有没有借鉴的意义，或者可复制的可能？
王石：应该是互相借鉴。现在在现代企业建设方面，中国也在探索。刚开始时我们更多地赞赏西方的东西，现在国学热了，因为中国经济起来了，国学热生逢其时。但是我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当然很宝贵，但是作为现代企业制度来讲，我们更缺西方文明的公共意识、法律意识。
记者观察
王石气质造就万科风格
万科成立之初，创业者王石就打定主意把它打造成一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转的公司，在走过多元化的误区后，万科找到住宅专业化这一核心业务。
万科由此一开始就深深打上了王石思想的烙印。“我不行贿就是万科不会行贿，这是制度上的设计。”王石对本报记者说。
很大程度上因为这种制度设计，万科创业初期一度拿不到好地，只能到偏远郊区发展，被人戏称为“城乡接合部开发商”，即使在珠三角大本营，万科多年来也是集中在广州郊区、深圳关外开发项目。
除了拿地，“不行贿”还影响到万科方方面面。当年，万科在南方的一个项目被突然勒令停工，理由是外立面颜色不符合深圳“城市色”。
万科找到城市规划院，规划院哭笑不得，说深圳根本没有规定城市色是什么。万科只好把楼刷成绿、黄、白渐变色，就像半熟的玉米，由此过关。王石戏称这是“苞米楼”，也有南方人叫它“竹笋楼”。
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王石多次表示，正是基于“不行贿”的制度设计，万科不能靠地王或者其他非市场因素来赚钱，只能专注于专业能力的挖掘，打磨产品，做好服务。在业内，万科是产品设计和研发的标杆，并得到资本市场和投资者认可。
2008年，万科遭受了上市以来首次净利下滑，开始筹划在变幻莫测的市场中调头。事实上，在2007年，万科就放慢了拿地扩张的步伐，将可开发的项目储备量降至2年；2008年，万科宣布不拿地王，并坚持随行就市的销售策略，迅速清理库存。
王石在新书《徘徊的灵魂》中说，万科在反思和内省中寻求改变：慢下来，追求质量效益型增长。当整个行业在关注宽松货币政策是否持续、房价是涨是跌、拐点是否再临的时候，万科把目光投向了住宅产业化和环保公益。在上海世博会万科馆中，万科给出一个想象的话题：2049，我们的地球和城市将是什么样子？
万科的答案是，绿色、环保住宅。“当中国政策对碳排放进行限制时，万科怎么办？”“当绿色组织来找企业时，万科怎么办？”房地产行业是消耗木材等自然资源的大户，也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存在着很大的潜在外部环境成本。未雨绸缪，万科主动找到了绿色环评组织，请其去了解万科，并开足马力研发住宅产业化和绿色建筑产品。
作为最早开展住宅产业化的国内企业，王石告诉记者，住宅产业化的关键节点技术万科都会申请专利，但这些专利将对行业免费开放，大家共同来促进行业竞争力的提升。
“你要把这个看成理想主义，也未尝不可。”王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