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与每个企业密不可分。柳传志、李东生、刘永好、郭广昌等商界领袖如何踏上创业之路？30年起伏，怎样的商业真谛使他们立于不败之地？30年沉淀，企业家自身和他们创办的企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他们眼中，30年改革开放又是怎样的？
12月9日，大型财经电视纪录片《激荡·1978—2008》年度盛典举行。柳传志、李东生、刘永好、郭广昌讲述了他们的创业历程。
刘永好：连万元户都不敢想
主持人：今天请来的四位企业家，他们的出生地或者来源地，包括事业的发迹地都不太一样，他们四位很形象地反映出每个地方都可以用独特的方式，以独特的路径寻找个人事业发展的机会。他们都选择了一个对自己有特别意义的年份。
刘永好：我们有四个兄弟，我是老四，一直很关心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了，我们就想（行）动。1979年底，我们找了公社书记，说想做点事，我们做无线电的，做的音响非常好，市面上没有卖的，很多人想要。我们建议能否和生产队建一个合资企业。公社书记说那还了得，走资本主义绝不可能。1982年，农村开始搞专业户，我们去找县委书记，说愿意把学到的科学知识带到农村去。书记说好，现在科技兴农，你们搞专业户我支持，但是有个条件，希望你们发展成为万元户，希望你们每年带10户万元户。我就领着任务下海了。当时是1982年，那时候连万元户都不敢想，（但）一走（就）走了27年。
何力（《第一财经周刊》总编）：你26年来一直专注于做农业。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中，与做农业的民营企业关系非常密切的，就是国家政策。你觉得国家政策对于农业、农民、农村以及从事农业的民营企业意味着什么？
刘永好：国家的政策对农民、对农村、对我们都至关重要。建国的时候，农民分到了土地，奠定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30年前把土地经营权放给农民，奠定了改革开放的基础。现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再一次提出，让农村共享改革成果，又给我们带来新的机会。每一次重大的变化，都是以农村、以土地、以农村政策调整作为先导。作为从事农产业的企业，我们体会特别深。
当然中间也有很多低谷。上世纪90年代初，一方面农业经济掉入低谷；另一方面国内的争论特别激烈。很多事情都遇到问题。我们想，是不是要把资产全部交给政府？我找到县委书记说，书记你支持我们创业，你交给我们10个专业户的任务，不但完成了，公社已经有超过千万元的资产，我们交给政府了，但有个要求，这个给我们管。书记想了想说，你们做得是对的，科技兴农带动农民增加收入你们也发展，这是对的。你该做什么做什么，没有想收你财产的想法。到现在我们仍然非常感谢这位书记。
主持人：我看了《激荡》这个纪录片才知道，王石在创业的时候也是“倒腾”饲料的，但是后来专门做房地产。而你是“倒腾”饲料，后来“倒腾”银行，“倒腾”房地产，好像往多元化方向“倒腾”。为什么这么选择？
刘永好：其实这就是专业化和多元化的争论。之所以我们能坚持下来就在于一直做农村经济。但在适当的时候腾出一部分精力投资银行、房地产，做一些发展。而且我们进去的时候恰当，适当的时候做一个减值，通过简单的进去和出来，规避了行业的风险期，达到了利润高峰期。
柳传志： 坚决要求“下海”
柳传志：1984年对我来说，是非常明显的分水岭。那年我40岁。1978年以后，我们在中国科学院，待遇也好了，但是有限的好，工资涨过两次。我所在的研究所是技术性研究所，出的成果是机器。每做一台新机器要拿去评奖、写论文，然后提职称、涨工资，机器放在那儿再做下一台。从1978年到1984年，我参加过三个项目都得了奖，但是心中不爽的是，（机器）搁在那儿到底干什么？没有任何人说。其实我的大多数同事也没有想。
当时中科院院长到美国，了解到技术是跟企业联系在一起的。回来以后，强调科学院搞改革，希望把科学院的科技产品推出去，要用企业方法做，号召一些科技人员下海。我特别想做这个事。科学院有一些科学家下海是被动员下去的，我是坚决自己要求下去的。
主持人：以前在联想工作的人说你像军人似的管理员工。例如开会，迟到就站5分钟。现在在管银行控股投资公司，你的管理风格还是以前那种吗？还是柔和多了？
柳传志：企业文化里主要的部分是核心价值观，我们把求实放在核心价值观非常突出的位置，这是所有中国企业要注意的问题。我在公司里带的员工是科学院出来的，事情做不成能够讲很多理由。每开一个会，如果定在8点开，9点人都没到齐。做企业不行，企业真的跟军队一样。当我明白这个以后，就把求实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因此定了一个规定，开会迟到不请假一定要罚站一分钟，从1990年前后几百名员工到现在几万人，一直是这样规定的。所以，在联想开会的时候，有人迟到而没罚站，我就会把组织会议的人叫到办公室站一分钟。
刘东华（《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通常有一种说法，想做好人就很难做成事，尤其是做成像样的事，要想成事就很难做好人。你走这么远的路，做这么大的事，你认为这个概念是否成立？如果遇到这个冲突，你是怎么解决的？
柳传志：做好人要是真做好，得懂坏事、得懂坏人。如果不懂，光当纯好人是要出问题的。比如，我被人骗肯定得总结到底怎么回事，第一次被骗了，第二次换个角度又被骗了一次，我又得总结一次。要学会从书里、从别人摔的跟头里研究。我总体的感觉是，要做好人还是要懂坏事、懂坏人，不懂是做不了的。
李东生：各利益方能在改制中得到好处
李东生：1997年对我非常有意义。我是40岁，年届不惑。1997年企业进行体制改革，我从一个打工的变成企业的小老板。
主持人：企业本身创建更早？
李东生：企业创建是在1981年，以地方企业身份发展。我们是惠州最大的民营企业，所有制是地方国有，产权不清晰。1996年，我担任集团总裁后开始实施企业的体制改革。当时市政府领导非常开明，提出要我们考虑一个改制的方案。我研究了很多企业的改制方案，包括联想在1993年的改制方案。我提出的改制方案得到批准。我变成了企业老板。
当年改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因为改制一定要有利益和风险对等的安排，所以我必须要缴纳风险抵押金。我所有家当抵上去还不够，风险抵押金要50万元，我就把自己的房子，还借了我父亲的房子一起抵押。经过五年体制改革，我们公司从国有独资公司变成多元化了。
1997年开始第一年的体制改革，在1997年得到第一笔分红，再投资到公司变成公司的股权。
主持人：你们公司正式上市是在哪年？
李东生：集团整体上市是在2004年，2002年完成了企业授权经营体制改革。经过几年运作，管理层和员工持有一部分股权，政府算战略投资者，主要是国外的产业同行，出让了一部分股权，到2004年企业变成国有的，有管理团队和员工，还有外国投资者，主要是飞利浦、东芝。
主持人：有些国有企业改制把自己改进去了，你改制没有把自己改进去，诀窍是什么？
李东生：没有太多的诀窍，把握两点：第一，一定要合规合法。虽然当时法规法律不健全，但法律法规规定不能做的事情一定不能做，能够突破的就是没有规定的。第二，所有和企业相关的利益方都能在改制中得到好处，有利于企业发展。我们五年改制下来，国有资本增值3倍。地方政府、境外投资者出让股权拿了一部分收入，剩下的股权价值比原来多了3倍。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团队、我们的员工能够得到激励、得到实惠，大家愿意干。我们企业大概培养出五六个亿万富翁，过千万的超过五六十个。
郭广昌：民营企业的争取
主持人：你们开始创业的时候有多少钱？
郭广昌：注册资本是10万元，实际到位是3.8万元。
主持人：你后来做的生意，在一般观众看来都属于大手笔，房地产、钢铁、投资，特别是大型的资本运作，有很多东西都需要跟政府相关部委打交道。你们有什么特别的门路吗？
郭广昌：还好我没有特殊的门路。30年改革开放，民营企业做哪个行业都是自己争取来的，党和政府逐渐认可。不知道大家回忆起来是不是这样。我记得很清楚，一开始要做房地产的时候，有人会说怎么可以让一个私人公司开发房地产呢？这也是一个过程。进入钢铁行业也是逐渐（被认可）的过程。现在，民营企业开银行要认证，但开饭店不需要了。其实，当年开饭店的困难程度和现在要申请办银行难度差不多。并不是说我们有特别的门路，还是要感谢这个年代给民营企业的空间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