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总热衷于谈论一种制度好还是坏。其实这世间哪有什么最美好的制度？而且在一段历史的生成中，人是最大的变量，即便有宛如天国的规划，谁知道个体会产生怎样的欲求？但是制度虽说没有完美，却肯定有底线，那就是公域里不能搞独裁，私域里不能讲强制。击穿了这一底线，方向可能就错了，遇所谓“明主”可能有一时繁华，但长久下去终逃不脱“通往奴役之路”。这一点，捷克斯洛伐克电影《一切善良的市民们》讲得很清楚。
国内看过《一切善良的市民们》的人可能不多，仅见的几处介绍都出自非常粗糙的同一个版本。至于资源更是难寻，即便找到，我也尚未见到翻译流畅的版本。其实这部电影的导演沃依采克·雅斯尼被米洛斯·福尔曼（捷克新浪潮导演，“布拉格之春”后流亡法国，后去美国，导演过《飞越疯人院》《莫扎特传》《性书大亨》）被称为“捷克新浪潮的精神领袖”。这部电影在1969年入围金棕榈奖，并斩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电影的故事横跨20年，引子起自1945年二战结束，尾声到“布拉格之春”。描绘的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从德军手中“解放”后一步步被苏联纳入意识形态版图的过程中，一个小城镇在不断变迁。公版的介绍是：“战后好不容易欢欣鼓舞新生，却又被紧接而来的苏联势力迅速摧残，而原本乐天知命的村民也因此开始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其实就是“一切善良的市民们”一步步失去自由，被强制加入合作社；就是“地富反右坏”被一层层清洗；就是捷共依托暴力机器完成大一统；就是苏联模式席卷所谓东欧。
二战结束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乡村回复到之前的“自然”状态，可以说是自力更生，安居乐业。因为本身就有宗教信仰（某种意义上提供了解决冲突的方式），乡村生活其实是自成体系的。以琴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以小农场主为代表的富人，以石匠、裁缝为代表的手工业者等相安无事其乐融融，这里不是天堂，但也绝非地狱。这种状态有传统基础，有现实支撑。实话实说，在没有外力干预下，民众很难再去制造出另一种“制度”。但在1948年，即“二月事件”之后，这种状态被打破，民众被要求去服膺另一种规划，即要接受“领导”，要加入合作社，而且没有拒绝的权利。
电影里其实有一条线索，是关于一位美艳的红发寡妇。俊朗的邮差与她尽欢，结局是死于“组织”之手；之后投机商与她尽欢，最终也被“组织”逼死。于是有了这样一个传说：与她有关系的男人都会死于非命。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一个男人喜欢漂亮女人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但这样的选择却被赋予了一种悲剧的宿命论解释。如果这条线索非要说寓意的话，那很明显，就是自由选择已经成了灾难的化身。其实整部电影中的“善良的市民们”都处在一种非自由被强制的状态之中。
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状态？还是要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捷克斯洛伐克有着比较深厚的议会传统，资产阶级政党力量强大，斯大林在二战后对捷共能否取得议会斗争的胜利一直很担忧。而且，事实上捷共开始也是想通过代议制下的政党博弈而非赤裸裸的专政来达到掌权目的。莫斯科方面对此着急，甚至不惜让捷共通过违宪的方式掌权。
1947年12月，苏联斯拉夫委员会代表什梅拉莉对捷共提出了批评。她说“捷共领导人以不能破坏法律为借口，拒绝在国家机关中进行清洗，试图通过劝说非共产党的官员们加入捷共的方法来实行共产主义化”。1948年2月20日，捷克斯洛伐克12名部长拒绝出席政府会议并向总统提交了辞呈，引发政府危机。苏联驻布拉格大使佐林敦促捷共“准备采取坚决的行动和可能要违反现行宪法和法律中的一些空洞的条文”。1948年“二月事件”后捷共掌权，代议制结束，一党独大开始，某种意义上就是公领域中搞起了“独裁”。而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一切善良的市民们》展现的城镇市民生活，即私领域里开始了强制。
在电影中，1948年之后的几节，其实就是斗地主、斗手工业者、斗农民。虽然不如刺刀见红一般惨烈，但莫不是以暴力为背书强制进行。在没收大地主房产的过程中，地主对没收者抱怨：如果我的地比你的少一点点，那我就是那个没收你房子的恶魔了。可见，斗地主不是因为他们邪恶，而只是因为他们相对富有。
而对于农民的政策，就是强制加入合作社。可问题是没有农民自愿加入，于是“组织”让最有威望的弗朗提什科带头。但后者不从，于是被捕。在又一轮的“公有化”过程中，弗朗提什科又被要求带头签字，但他还是不从，于是被抓到了警察局。市民们或许是因为害怕，或许是要救弗朗提什科，最终无奈签字，弗朗提什科这才被释放。
正是因为公搞独裁私被强制，善良的市民们过上了痛苦的生活。本就有民主传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当然不满意，这才有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一切善良的市民们》正是在这个节点上对那个击穿了底线的制度做了故事化的呈现。“布拉格之春”当时虽被苏联镇压，可之后历史还是顺着大势走了下去。确实，在现在社会，那种击穿制度底线的苏联模式肯定不能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