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时髦的新东西、新品牌都很好奇。公司里按部就班地上班,他就打不起精神来。但是,一听到什么新鲜的东西,他的两只眼睛就开始放光了,很像个小孩子一样。”九城的市场部每两周要和暴雪公司的人开一次例会,每次他会来凑热闹,每次要提出很多有趣的想法。他不喜欢在会议室里开会,认为这毫无效率,周末时常常约经理们喝咖啡谈工作,当然,最后掏钱买单的总是他。
若是以为给朱老板打工会很轻松,那你想错了。九城的经理们早就习惯了在晚上12点时还被他的短信骚扰。“今天的上线人数为什么比昨天跌了很多?明天开会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对数字盯得很紧。
记者:九城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朱骏:我们没有核心竞争力,我也不做预测。互联网是无法预测的,总归是新人上来、推倒前辈的最好竞技场。在这里,没有传统势力,没有独占,背景不起作用,永远等待着知识人群。这就是互联网的魅力所在。我现在所做的,是搭好一个平台。
互联网最好的时候是在2006年,当时我和陈天桥是最牛比的。有次开会,丁磊他们几个讨论场面很热闹,我就不冷不热地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两三年。”你看看2007年,江湖局面马上变了,七八家搞网游都出来了,姓刘姓史,姓什么都有。丁磊、史玉柱他们都很懂得游戏,比我懂得多,不稀奇了。我就做我自己的,每个人都能赚到钱,不是很好?
记者:在做企业的人里,你看起来最轻松、潇洒。有什么是让你焦虑的呢?
朱骏:我现在最大的精神压力,是要把公司尽快地做成系统。让员工、让管理层、让一部分高层的人成为老板,这在中国很难。如果实现,这个公司的未来就不得了,即使暂时落在后面,将来超越起来是大跨步的。
记者:你是说会把公司的一部分股份拿出来和员工分享吗?
朱骏:这都是系统的一部分。你是指把我的股份分给他们?我才不肯呢,那是我的钱,我不做上帝。我们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有很多现成的激励方式。
记者:中国人是喜欢当老大的,特别是自认为有点本事的。你真的有一天会让出老大的位置?
朱骏:这个很简单。(如果)我当老大赚十块,不当能赚到二十块,我当然把位子让出来。初中里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价格是围绕价值波动的,商场上是围绕着钱转的,什么对我赚钱最有利,我就采取哪一个。他们做事,我赚钱,这有什么不好?
我也是很喜欢做老大的,但我有个原则,能做老大就做,不能做就退出,他们知识比我多、对互联网的理解比我深、对技术的敏感度比我好,凭什么我做老大、他们做老二?我看过韩国不少很好的游戏公司现在已经不行了,问题就是他们公司的老大还在老大的位子上,所以公司完了。没人能总是当老大的,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老大!
记者:那你现在在第九城市扮演着什么角色?老大?精神领袖?什么时候能建立这么一个系统?
朱骏:现在的九城,朱骏的色彩还是很浓。在中国五千年以来都这样,是很难。怎么办?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这是共产党总结出来的。建立一个人格化的系统,精神领袖还是需要的,精神领袖是朱骏。但是,我还是希望未来是靠系统。
四、足球,那不过是我的一个businessmodel
作为九城的老板,朱骏为人很低调。但作为足球队老板,他时时刻刻在制造新闻。很多体育记者都有朱骏的手机号码。自接手中国足球的大腕申花队后,关于朱骏的是是非非不断:插手训练,拿着200万美金砸人,下放不听话的明星球员等沸沸扬扬。而几乎所有的体育媒体所呈现的,都是一个飞扬跋扈、豪气冲天的足球大佬——朱骏。人们常把他和俄罗斯年轻的石油寡头阿布相联系。2003年,这位在伦敦定居的犹太裔商人买下英超豪门——切尔西队,随后几年间疯狂砸钱,将诸多国际巨星搜罗门下,濒临破产的切尔西短短时间里成为和曼联、阿森纳比肩的英超三强之一。
“是非多,好嘛,不就证明吸引到了眼球么?”朱骏又开始笑。“现在,是需要谈到申花就是朱骏的时期。问题是现在没有一个教练、球员是可以捧起来当明星的。所以,我朱骏只好勉为其难地站到了媒体的最前面。”
至于,他到底热不热爱足球呢?之前朱骏曾多次在媒体宣称,自己最爱的是足球。“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讲法。那个时候一定要讲足球是朱骏最喜欢的,明年可能我还是会讲足球是我最喜欢的,以后就很难说,那不过是我的一个businessmodel。”
“你下面会问我玩足球的目的是吧?”他笑眯眯地自己接着答。“奇怪的是,中国这么多的体育记者竟然没有一个猜到我做足球的目的。”他忽然卖起了关子,“这一两周,你会看到我们的一个新闻,这是个线索。”关键之处戛然而止,让人怀疑是有意为之。
到现在,唯一能看到足球为他带来的直接好处——是从EA手里拿下Fifaonline的代理权。而九城内外的人都觉得,网游和足球是两个相去甚远的行业,朱骏在足球上的声名对网游业务起不了什么直接的作用。然而,2008年是个奥运年,似乎让人感觉其中会有前所未有的商机。
谈及对老板踢球的看法,副总黄凌冬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从我这块运营的角度来看,我希望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公司这边,而不是一味地张扬他对足球的爱好。”在公司内部,这种观点颇具代表性。
当记者提到“你仗着老板财大气粗的身份,瞎搞足球”,朱骏首次表示了愤怒。
“我没有瞎搞。首先,我是投资者,我没有拿着别人的钱去瞎搞。另外,中国也没有人懂足球,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
但据一位与朱骏接触频繁的体育界人士看来,这一年,朱骏自己的变化也很大。“越来越专业了。请来吴金贵和买到好的外援后,他也越来越依从吴金贵的意见;虽然一度和球员杜威、李玮峰关系紧张,他后来通过谈判还是把他们留下了。”
他不再想当然地要求教练和队员陪着他踢球过瘾。今年2月,朱骏随着申花赴日征战东亚四强赛,这一次,他没有要求在比赛中上场。在日期间,只和教练和其他几个人组成球队,和日本当地的一支业余队打了场比赛。申花如果有比赛,比赛前两天,朱骏绝对不会找球队踢球。
无论动机如何,不可否认,朱骏对足球还真是有几分真性情的热爱。在申花队,他有自己专属的球衣、球员号,还曾报名上阵。沉迷于足球世界里的朱骏,或许就是另一个沉迷于游戏世界里的史玉柱。在那里,动机不再是那么纯粹和清晰,混杂着自我释放,野心、控制欲,理想中的自我形象,对自我实现和社会认可的渴求……
采访临近结束,朱骏忽然间对谈足球的社会意义来了高谈阔论的兴趣。“……总之,我就是弄不明白,为什么足球就不算慈善事业。”他哗啦啦地列举一大堆的好处,可以培养团结、拼搏的精神,可以让打架、离婚的人数大大减少……“这是很高尚的一件事。难道等中国人有钱了,个个就知道把肚子喝得很大,不需要一点点精神了吗?”
探讨完足球形而上的意义,还是继续回到“小我”的问题。“等我退休了,成了个老头,抽根雪茄在一旁看着一群小伙子踢球,这才是最奢侈的享受!张朝阳花400万美金买个游艇,跟我比差远了,我一年要1000万美金。比起来,那些买个游艇、买部跑车玩玩的,都算个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