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胜者强”
柳传志是一组矛盾。他谈吐朴实,却从论者无数。他成功地控制着一个像民营企业的国有控股企业。
他的故事,很多时候与高技术无关,但是却打造了代表中国制造、中国创意和科技水平的全球企业。
他不讳言曾经逶迤逢迎、暗渡陈仓;甚至于他领导的企业,就是从“不走私就不能生存”的行业和环境里生长并闯荡出来。
但在中国商人的视野里,他是中国管理的教父,是他们最欣赏和尊敬的企业家。他谦逊,居安思危,有胸怀,赞誉之词不绝于耳。
从一个下海者,到倒爷、小汉卡公司、电脑OEM商,直至一个令人称道的跨国公司,联想力量的本源是什么?联想风云拜转型时代所赐,只是一个共性解释,从时代跌宕中,当然能从成功者身上看到契合主旋律的踪迹,那么是老柳的沉腹擅局,人治而胜?我们知道,无论从哪一个时期的治与被治,专权与术谋只能是失去大局的催化剂。如果抹去柳传志身上叠加的时代光芒,老柳无论是言语的掌控、表达语气,还是他所用词汇中所透出的知识结构含量,明明是一个没有王者之相的平常之人。
在制度层面有人诘问,联想“人治,还是法治?”在企业秩序建造上,同样有着“联想喜欢绵羊,而不要老虎”的置疑。
那么,联想的一个个“碎片”因何弥合?而又是什么导致这个企业脱颖而出呢?柳传志有一个极简单,却不是人人都有,甚至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的习惯,那就是“每个礼拜有半天的工作就是静思”。这个习惯,看起来实在不是什么惊人之举,甚至有陈辞滥调之嫌。
但我们看到,正是由于柳传志笃信 “想清楚了再干”——在别人看来联想因老柳的温吞错失了若干良机——反倒演绎为联想的稳健与冷静。
当把老柳放在转型背景中时,时代光芒令他身影宏大,当把老柳放在企业管理的系列中时,中国企业的幼稚与莽撞又映衬出老柳的沉静与有序,但把老柳放在具体的每件事情中,他只是像邻家的一位大叔而已。
如果说有什么是别人无法企及的力量,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不是柳传志的军事化管理、三个原则或者其他什么,而是他强大的克制力与因内省产生的纠错机制。从另一个角度看,还有哪个企业家的弱点如此清晰地摆在世人面前,供人把谈揣度?或许这就是凡人柳传志的最不平凡之处。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看清自己不仅是一种意识,更是强大意志力的表现。而如果一个人能坚持这样一种“批驳自己”的力量,而且不是遍地“掘井”,那么他所做的事情,就可以“久长”。
联想到底能走多远,也正在于柳如何把他管理自己的经验演变为程序,移植于联想的分支机体。这肯定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事,没有一致的价值观与发自内心的认同,任何安排都是无本之木。
老柳称这两年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冻土层”,在尚未并购IBM的电脑业务时,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就与他聊起,中国真正的机会在于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农村。
联想开始摸索这从来为人漠视、却近在眼前的大市场。与以往一样,联想的这个新计划同样遭遇了来自各方的批评:“民族报国情结代替不了市场规律”。但显然,柳传志似乎已经拐过了这个弯,因为联想电脑在国内的销量已从2002年的200万台,增至现在的600万台。而这些增长正来自被称为消费力稀薄的乡镇村邦。
“旗帜”
柳传志的手法是现实主义的。
事实上,23年前,当柳传志们下海的时候,他们是中科院计算机所“埋伏下的一支军队”。柳传志后来回忆说,他们指望着“万一这条路能走通,将来我们所里也不至于没饭吃”。
这样容易理解,为什么直到现在,坊间仍有联想创业之初卖电子表和旱冰鞋的美谈。
不知道柳传志那个时候有没有想到,4年之后,他要喊出“能造出我们真正的国产机器来”,并在9年之后,宣誓要“扛起民族计算机工业大旗”。中关村企业多为草根,只能另辟蹊径,在这里出生的那些最著名的企业,大都因涉嫌走私遭到过调查。大多数人都认同:这是“叫社会环境逼出来的”,若非如此,彼时早已灰飞烟灭。
因此看待联想的“产业报国”,一方面有着老柳那一代人印刻着的时代烙印,另一方面也有着清洗电脑必须用洋货的“翻身心理”。
即使是现在身为跨国公司的联想集团的人事安排,也被赋予了某种色彩:安排中国人到合理的位置上去,被认为是“一个后起国度里有进取心的商人,对提升本土管理水平的一种自发的渴望”。
“要有安排地让中国人到合理的位置上去,过早地接手,业务肯定就要受到损失。”据称,柳传志经常对杨元庆说的话就是要学会“妥协”,而他们的共识是:最终应该让世界不仅仅是接受来自于中国的业务模式、接受来自于中国的品牌,也接受来自于中国的管理和管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