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和马云:上阵亲兄弟
老潘和马云是好朋友,这一点从10月10日SOHO中国上市的庆祝晚宴上,马云不辞辛苦“打飞的”只为喝一杯庆功酒就能看出来。在老潘成功上市一个月后,11月6日马云旗下最成熟的一个蛋——阿里巴巴也上市了。
老潘普通话说得有明显的甘肃天水味,就别说英语了。虽然后来娶了一个喝剑桥洋墨水的老婆张欣,但潘的成功被众多朋友们归结为天生对中国市场的敏锐嗅觉。此后才是在张欣的带领下不断开阔世界视野,反过来推动事业发展。这一点与马云开阔视野后再扎根中国中小企业土壤很有些殊途同归。
潘读《老子》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在海南时也曾跟着易小迪接近过佛学。现在他信奉的应该是本质上更接近于老庄的中国式的“禅”——追求自然、平衡、混合和天人合一。因此潘在他的建筑里试验“混合”的功能空间、混合的物业形态和混合自然的商业等等,都是其世界观的体现。
老潘的企业文化发展了12年,不仅没有贴到墙上,具体内容也没有专门去归纳。上市之后,老潘意识到只有自己总结的几个词还不够,他发给每个员工一张纸,总共3句话。其中有一句大概意思是,每天都要反省自己的工作对社会的物质和精神层面是否有贡献。
看来老潘已经意识到牛根生所说的“众志成城,其利断金”的重要性了。
马云在近几年高速的扩张中,坚持给每一批加入阿里巴巴的新人上一堂企业价值观课。阿里巴巴追求“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在价值观上还有著名的“六脉神剑”(客户第一、团队合作、拥抱变化、诚信、激情和敬业)。
与潘石屹化于无形的价值观不同,马云虽然也没有俗到把价值观贴在墙上供人瞻仰,但他一直试图把价值观放到自他之下所有人的考核之中,业绩和价值观各占50%。这点上好像算马云独创了,赞同者说他善于打造凝聚力,反对者说这是精神巫术。
马云崇尚侠义精神,阿里巴巴6000多名员工都有一个花名,取自武侠小说和古典小说,马云本人的名字是风清扬。马云的武侠精神实际上是想让他的员工有一种“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价值观,这与其“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异曲同工,而又容易理解,说到底是统一企业价值观和个人价值观的工具。
阿里巴巴连续在2001、2003、2005年引入风格不同、背景不同的战略投资者,在管理和财务方面实行的是最严格的国际通行标准。近两年,他又不断从传统行业中吸收职业经理人进入他的阿里巴巴帝国,朝着专业化分工的方向不断发展,其企业各层级上的链条不断在延伸。经过数次结构调整后,马云的企业里虽然大部分是25岁左右的年轻人,但已经是一个层级众多,以高度制度化的流程来平衡管理的企业巨鳄。
潘从创业开始就被与之合作过的股东称赞从不隐瞒利润。此后潘在企业纳税问题上确实能够拿出数字来说话。据说潘对财务和销售人员培训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要诚实。潘的朋友们解释说:潘简单,而且看多了在这上面栽跟头的例子,所以干脆不在这方面埋地雷,不费这个心思。据说,会计师事务所在上市前审计SOHO中国的账目时很轻松,没有什么纠缠不清的账。
因此老潘的公司同样也是比较透明的公司,但这种透明不是来自制度,而是来自潘个人的风格。
老潘和马云,两者一个轻如水,看似无形实则能顺应潮流而动;一个重如石,战略大旗之下,层层推进而无往不利。
本质上,老潘和马云的成功是共通的,他们都是为中小企业提供平台,并因此创造了独特的商业模式。马云提供商务交流的虚拟平台,让中国的小老板坐在家里,开一个网页就可以做生意,而老潘则给这些创业者提供了最便捷的办公场所和街区。
潘的商业逻辑是:新富阶层非常需要投资来保持资产的增值;与此同时,又有大量处于起步阶段的小公司需要办公,却没有实力购买办公室。因此,SOHO中国来盖房子,投资者来买房子,创业者来租房子,商铺为租户提供各类商业服务,并吸引周边社区和写字楼的人聚集过来享用他们提供的快捷服务,这样就搭建起了一套完整的利益链条。
从外部性上看,这种模式实际上顺应了中国中小型创业企业爆发增长的需求。作为马云“志同道合”的朋友,潘石屹认购了阿里巴巴的股票,支持马云的模式,同时也是他自己的模式。二者都是沿着一条看似简单的路走来,但最后随着各自拥有的用户数量和质量的变化,反而创造了他人难以效仿的商业模式。(商思林《商务周刊》杂志)
关键时刻的正确选择
对于北京地盘上一些有小资情调的人而言,潘石屹的建外SOHO是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那里有一些味道一般但是环境简洁的餐馆。
现在,我们又走在通向建外SOHO的路上。和往常一样,国贸桥下是最塞车的地方。出租车司机牢骚满腹地摁喇叭,“没有修这个什么建外SOHO的时候,这里是不那么堵车的。”我们大笑,说:“连堵车也要怪潘石屹么?”电梯间也很有意思,几个在这里上班的人摸着墙壁和门框,说潘石屹用的材料真不怎么样,这么简单的装修,却卖那么高的价钱,不地道。
多年来我们了解的潘石屹似乎是从一次准“偷渡”开始的。那是1987年,潘石屹变卖了自己所有的家当,辞职南下深圳,到达南头关时,身上剩下80多块钱,这便是多年后外界描述的潘石屹的“创业资本”。由于没有边境通行证,这笔“创业资本”首先是花了50元请人带路,从铁丝网下面的一个洞偷爬进了深圳特区。
这个细节有意思。按照一般的理解,潘石屹应该提前办理好边境通行证,以他当时身份,办个这样的证件并不是难事,但潘就是这么毫无准备地闯深圳去了。另一方面,一个腰包里只有80元的穷人,拿出50元请向导,似乎也是豪赌之举。如此细节,想来出自潘本人之口,他应该是为了强调他去深圳的义无反顾,强调他在人生的一些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在另外一个场合,潘石屹给朋友们讲了他在海南炒卖房子的故事。那时,他以每平方米3000元买进了8套别墅,两个月之后,一位山西老板有意购买,潘石屹开价4000元,还没有签单。忽然又来了一位内蒙古的有钱人,潘石屹马上开价4100元。价格上去了,山西老板很生气,但买房决定已定,只好愿意出价4200元,将潘石屹的房子买走。但潘石屹这个时候胃口大开,只同意出售3套,余下的想坐以待沽。果然,最后的两套别墅,他卖出了每平方米6000元的高价。
许多年以后,就是这么一个近似于卖大白菜的故事,被潘石屹自己总结为“一改传统方式,用市场杠杆来平衡价格与利润关系”的典型案例。客观地看,在这个故事里,潘正确预估到了价格上升的空间,他没有慌张地将房子过早卖掉,至少说明他有做生意的信心和机灵。后来他带着这些炒房赚来的钱到了北京,先是在怀柔注册了公司,然后在一次饭局的闲聊间无意中听旁边人讲,北京市给了怀柔四个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标,但没人愿意做。潘石屹深知指标就是机会,于是决定出手,由此形成了北京万通日后发展的底盘。
他到底信奉什么?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潘石屹旧友说,老潘就是靠着他那点机灵混到了今天的模样。他说潘石屹向来相机行事,不墨守成规。潘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在商业领域,教条主义的东西很难行得通,而实用主义、经验主义、机会主义的东西往往行得通。”
在我们面前,他微笑着说:“凡事理性分析的人、有文化的人全都没赚到钱。而那些见识比较少的,动脑筋比较少的,却摸着市值了。”他想起那些带着硕士博士学历闯海南、走广东的人,想起他们聪明的憋屈,他们有知识,有思考的能力,有不错的见识,甚至还有理想,可是却赚不到钱。而那些基本上目不识丁的广州包工头,凭借着他们的生存之道,财大气粗地走到了今天。
潘石屹承认自己就是在读书人和包工头之间找到了某种结合点。或者我们可以总结,潘石屹把包工头的趋利性格发挥到了极致,又把读书人的个性和清高恰到好处地遮蔽起来。
我们看到,他的楼盘都有一些文化艺术的作料,但在如何赚钱的问题上却毫不含糊。你不能说潘是一个文化人,是一名艺术家,可是他却经常折腾出一些文化艺术的话题,让自己身在其中;你同样不能说潘是个锱铢必较的商人,他会经常和朋友们在一起谈到理想,跟那些包工头相比,老潘的内心至今仍然有理想之火在燃烧。
理想,或者是理想主义,这个上世纪80年代的关键词再一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那个时期,潘石屹白天工作赚钱,晚上则就着小小的灯泡读书,读《走向未来丛书》。只是,当更多的人被理想主义烧灼的时候,潘石屹却从理想主义的火焰中抽身而出,走上了具体的发财之路;当更多的知识分子在为一些普世价值的丧失痛哭流涕,几个衣着寒酸的读书人反复书写市场经济定义的时候,潘石屹却直接跑到市场经济的第一线,开始盘点此生如何积累起更多的财富。
在潘石屹宽大的写字楼里,我们很想和他谈一谈80年代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潮对他的影响,谈一谈90年代实用主义和功利思想如何左右了他的人生选择,可是他却总是闪烁其词,只是和我们反复谈起他的商业模式,谈他的公司如何在遭遇资本市场冷遇之后终于成功上市。对我们另一个向度上的探索并不配合。
像潘石屹这种在上世纪80年代接受过启蒙主义教育的人,主动放弃理想主义追求,走上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道路,更多是环境的逼就,还是内心使然?
为什么潘石屹不继续留在机关里慢慢往上爬?农村出身的潘石屹,从父母那里传承过来的人生价值观主体应该是从政,而不是发财。
为什么潘石屹能够很早地放弃读书人的清谈作风,转而迅速形成自己的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的商业方法?这种方法论的改变决定了潘石屹商业上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