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中国的性学研究里，一个绕不开的人物是潘绥铭。在郑田田的“红灯区”研究中，她与潘绥铭的理论也做了一些对话。比如在针对男性性消费的一章中，她特地列了一个章节来介绍潘绥铭，归纳称潘认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禁欲主义是毛主席时代以后的男性肆无忌惮购买性消费的动力。男性渴望“彻底改变他们苦行僧般的过去”，“通过与年轻的小姐在一起证明自己的活力”，并以此让自己“将来不会因为生活空虚而后悔”。而郑田田认为，这样的结论并没有把男性的性消费放到改革开放后一个更复杂的社会背景中考虑。
“男人能力的试验场”
时代周报：你研究的案例中，不同消费水平的歌舞厅嫖客有什么不同？
郑田田：卡拉OK厅的层次是与他们客人的层次紧密相关的，高档的歌舞厅主要是为权贵服务，中档的酒吧客人来源很广，有些是暴发户，有些是各个阶层的企业老板和政府官员。低端酒吧则是以服务底层客人出名，来路五花八门，比如小企业老板、一些白领或者蓝领、建筑工人、垃圾回收工、出租车和卡车司机，此外还有中外游客、外国商人。因为歌舞厅的高档与否一般只有本地人才知道，外来人是不清楚的，所以那些出差旅游的人们来低端歌舞厅消费也很正常。
时代周报：在你的研究中，嫖客与性工作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郑田田：这一种充斥了爱情和金钱的奇怪的暧昧关系。性工作者和客人，双方都走在一根绷紧的钢丝上，游走在爱情和金钱、控制和失控之间。有些人失去了自我控制的理性，陷入了无望的爱情里，最终被悲惨地抛弃。有些则保持着一段交易性质的长期恋情，甚至类似于夫妻关系。还有些客人和性工作者相爱结婚，生育后代，从此过得很幸福。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分析中国男性的性消费，其中对潘绥铭教授的分析做了对话—你认为他对于男性嫖娼单纯寻求愉悦的说法过于简单。如果放入到改革开放后整个社会大环境中来考察，我们应该如何分析嫖娼的行为？
郑田田：我解释过性消费的复杂原因：首先，毛主席时代消失的男性特质在性消费中被重新找回，通过对女性的侮辱以及物化，男人重新找回了活力，男性气质得以凸显。市场改革和消费主义催生了一大批性感女性形象，后社会主义时期并不仅仅是对女性地位的重塑，更重要的是让男性气质得到回归。女性特质变成了男人身份的构成背景，以物化女性为代价，许多经历过挫折、发家致富了的人们恢复了他们的男性气概。总而言之，这些人对女人的征服象征着中国后社会主义的男性气质的复苏。
其次，通过性消费中男性魅力的表露，男人们互相之间能够评估对方的素质，决定对方能不能够加入自己所在的圈子。在后社会主义时代，男人不再以出身来决一高低，而是看他们的能力和生意。女人成为了男性能力的试验场，而卡拉OK厅的性消费成为一个测试、评估和肯定一个男人的重要平台。换句话说，卡拉OK厅的性消费是一种社交活动，在这种活动中男人们趁机衡量其他人的道德素质，从而选择他们的同伴并与之建立联系。在卡拉OK厅，男人既参与了表演，又在观看其他人的表演。
理性的控制力和对异性的吸引力，是男人证明自己可以被信任和依靠的品质，也是一种进入男性联盟的通行证。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上，男人的技巧在于魅惑女人并且把她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中，以此来证明他们自身的成功。最强大的男人们可以从生理上和情感上控制小姐们，自由地对她们进行剥削（不花钱便可以上床），然后再抛弃她们。次等的男人们始终处于以钱换性的交易之中，在一大群小姐之间周旋。“最弱”的男人呢，则对舞女动了真情，陷入了无望的爱河里。在性消费中，男人们常常处于失去自控而拜倒在小姐裙下的危险边缘。而一个不能控制欲望的男人，无论对他自身还是对他所在的团体来说，都是危险的存在。
“暴力普遍存在”
时代周报：你在高档、中档和低档三个层次的卡拉OK厅均做过田野调查，性工作者总体的生存环境如何？不同层次的歌舞厅中，性工作者的生存环境是否有较大的差异？
郑田田：三个层次的歌舞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酒吧老板、客人和保安普遍使用性暴力—主要是因为有一些扫黄活动、法律约束和监禁。在我调查歌舞厅期间，我发现女人被打是很常见的事，比如胸部或腹部被踢，或者被酒吧老板、酒吧客人或者保安强奸。这种暴力的普遍性归咎于对性工作者的保护不力，她们的人身安全完全视扫黄活动和法律强度而定。三个不同层次的歌舞厅的主要区别在于性工作者的薪酬高低。
时代周报：你在田野研究中，还与几位性工作者一起回到了她们的家乡。在城市里也与她们一起居住生活。一个可能很简单，也可能很复杂的问题是：她们为何会选择这个行业？
郑田田：首先，这当然不一定是她们的第一份工作。很多人都是从工厂女工、饭店和酒店的服务员开始干起的。有些人因为工资被缩减、被拖欠而陷入窘迫，于是开始了卖淫；有些经历了被男人抛弃的折磨以及在城市里被强暴的痛苦。摆在农村妇女面前的工作，大部分都收入微薄且劳累至极。在这种情况下，卖淫这一行就变成了香饽饽。如果说农村户籍和文化劣势造成了乡下女人和城里男人的差距，那么性工作则为她们提供了逃避差距的契机。作为一项有报酬的工作，性工作给妇女带来了可观的钱财，使她们离开男人也能独立。她们对大众媒体宣传的真爱和贞洁嗤之以鼻，因为在她们看来那不过是男人对女人性剥削的一个拙劣的掩饰。为了达到目的，她们总是善于把爱情具象化和商品化。对她们来说，性剥削意味着男人可以自由使用女人的身体。在这一行，男人必须掏钱，给予经济补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身体和爱情的商品化把女性的自我贬损变成了某种权利的赋予。
时代周报：如今离开你的田野调查已经有十年，你是否和当时一些性工作者还保有联系？一些你熟悉的、成为朋友的人，她们后来的命运如何？
郑田田：是的，我一直和她们保持着联系。我结束调查五年后，所有人都已经离开了性工作的领域。有些变成了公司老板，经营着礼品店、公司或者歌舞厅；有些回到了农村嫁给了老家的农民，有些离开了中国去到日本、新加坡等地；有些在市区最贵的地段买到了公寓，做起了自己的生意，甚至还拿到了本科学位，和最爱的男人结婚了。还有些嫁给了她们曾经的客人，在大城市过着很富足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