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37年12月，14岁的草婴随家从宁波避难上海，开始对俄罗斯文学发生浓厚兴趣。在随一位俄侨教师学俄语后，草婴认识了姜椿芳，在俄语学习上得到极大帮助，称“姜椿芳是我一生的楷模”。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草婴开始为《时代》、《苏联文艺》等刊物译稿。德国正式投降后，草婴到上海塔斯社成为专业翻译工作者。在塔斯社这几年，草婴在翻译中提高俄文水平。多年后，有苏联朋友到中国来，问：“你是莫斯科学的俄文还是列宁格勒学的？”草婴开玩笑说：“我没有去过俄罗斯，我是在上海的俄罗斯大学学的。”
1950年代，草婴专门从事文学翻译工作。他译了一些苏联小说，主要是肖洛霍夫的小说《新垦地》第一部和第二部、《顿河故事》、《一个人的遭遇》，还译过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
“文革”开始，肖洛霍夫被污蔑为苏修文艺鼻祖，草婴因翻译其作品，被斥为肖洛霍夫在中国的代理人和吹鼓手。草婴回忆：“1950年代苏联作家作品很多，我最重视的作家就是肖洛霍夫。肖洛霍夫的作品思想性比较强，他主要是信奉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写作上是现实主义的，而且非常成功。在当年的苏联，他也是影响最大的作家，他作品在苏联和中国都是有争议的。肖洛霍夫是继承托尔斯泰最成功的作家。他写作很多技巧都是向托尔斯泰学习，比如，他的小说里有很多心理描写，这是托尔斯泰作品最大的特色。这可以联想到我后来为什么一定要翻译托尔斯泰。我是‘文革’最早批斗的对象，后来就隔离、劳动、受伤，十年来就苦苦熬过来。”
草婴本来就有胃病，当时靠边去劳动。1969年在农场割稻子，身体很虚弱，身重不到一百斤，结果大出血，上面吐血，下面便血，五天五夜滴水不进。幸好在医院里抢救成功。
1975年1月28日，草婴在上海出版系统的建筑工地上劳动。水泥包运到工地，要求那些“臭老九”去背水泥。天已经昏暗了，草婴站在卡车边等车上的人把水泥包放到我背上。背了几包后，他还没有站稳，一包水泥下来，正好打在他的背上。草婴当时听到“格嗒”一声，脊梁骨断了，人就昏过去了。工地对面是瑞金医院，X光一检查，说草婴第十二节胸椎骨折。这地方骨折挺麻烦，不能上绷带，不能上石膏，唯一的办法就是躺在木板上一动不能动，自然愈合。当时草婴已经失去知觉了，医生跟他家属说了，如果错位了就麻烦，轻则下肢瘫痪，重则生命难保。草婴家里人要求住院，医院不收牛鬼蛇神，就到家里临时搁了一块木板，他就仰天躺着，保持一个姿势，吃喝拉撒都是家里人照顾，不能动一动。躺了近半年，本来医生说，可以动一动，但稍为动一动，草婴就感到天翻地覆。后来慢慢练习，第一步能在床上稍为转动，过了一定时期，可以坐起来，好了一点，在床上可以吃东西。再过一段时期，可以下来在房间里走动。1976年1月8日，草婴才可以从家里大门走出去。
“文革”结束后，草婴花了二十年时间把托尔斯泰全部小说翻译成中文。他自述：“在阅读和翻译文艺作品中，我认识到托尔斯泰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一生就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他的作品用感人至深的艺术手法培养人的博爱精神，反对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和思想。”
本来，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领导找草婴谈话，要办上海译文出版社，考虑让他去当总编辑。草婴回复：“我一辈子就做翻译工作，其他的行政领导工作基本上没有经验。”他从1978年开始，他下决心要把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翻译出来，总共400多万字。
1987年，草婴在莫斯科国际翻译会议上获“高尔基文学奖”。那一次，一个日本的女翻译家去过好多次苏联，草婴问她：“你这次来，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她说：“很大的不同，以前来，苏联满街都是斯大林的像、标语口号，现在没有了。”草婴的感觉是，在莫斯科苏联作家协会开会，协会前面有一块大的草地，草地上有一棵很大的古树。他们看见几个老太太整天坐在树底下，原来当时的莫斯科市政府要把这块地盖新房子，要把这棵树砍掉，当地居民不答应，就请老太太们轮流去看守。草婴说：“这说明以前苏联老百姓根本没有权利的，官方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到1987年，老百姓有自己的发言权了。”另外一事给人印象比较深，莫斯科有一个很大的美术馆叫特烈基雅美术馆，那是世界上闻名的美术馆，草婴提出想去参观一下，当地人告诉他，美术馆老的房子不够大，建了一个新馆，老馆已经关闭了。新馆盖好了，请一些专家到里面去验收，结果是温度、湿度、光线的设备不合格，要大大地返工加工。草婴说：“这说明那时候苏联已经开始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尊重专家的意见了。”
草婴
1923年生，翻译家，译有：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1部、第2部、《一个人的遭遇》、《静静的顿河》，20余年以一人之力译完《托尔斯泰小说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