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最后的救赎

 哥本哈根:最后的救赎


在哥本哈根市官员Lise Borup Krogsgaard看来,气候峰会之所以能够落地哥本哈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哥本哈根市极其重视环境保护。

2012年,玛雅人预言中的世界末日或许不会来到,但这一年,《京都议定书》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2012”步步逼近,碳行动必须尽快拿出方案。今年12月7日至18日,被称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即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这个环境优美的北欧城市已然吸引了全世界最多的关注目光。

而就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周,11月30日,前来上海筹办世博会丹麦馆事项的哥本哈根市金融管理局的高级顾问、2010年上海世博会丹麦馆建设的项目经理Jesper Bladt,和哥本哈根市金融管理局的新闻官Lise Borup Krogsgaard,在上海浦东喜来登酒店里接受了《浙商》记者的独家专访。

为什么会是哥本哈根

在Lise看来,气候峰会之所以能够落地哥本哈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哥本哈根市极其重视环境保护。

据其举例,在哥本哈根市,有一种被当地市民称为“严格的热能体系”的非常特殊的供热系统。

“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其碳排放量要比普通供热系统少很多。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哥本哈根市有80%的房子都采用了这种供热系统。”Lise介绍说。

哥本哈根的城市节能意识显然还不仅限于此。

在中国国内日趋萎缩的自行车市场在哥本哈根应该非常火爆,因为骑自行车已经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一种流行。

“其实,在哥本哈根市,每条机动车道旁都有专门的自行车车道。你到哥本哈根一看,就会发现与上海满地爬行的轿车不一样,当地满眼都是自行车,在那里,骑自行车是一件很时尚的事情。”

除此之外,哥本哈根当然也非常注重资源的回收再利用。

而在全球气候峰会即将到来之际,哥本哈根市政府相关部门的努力方向是,如何让人们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很时尚的事情。

“哥本哈根市是一座效率很高的组织型城市。”Jesper笑称,“为了宣传这次峰会,相关部门在哥本哈根的街道上,设置了非常多的峰会标志。因此,这些标志在城市俯仰可见,还有很多视频在不间断地播放着这次峰会的宣传片;另外,这次峰会的主题歌也被广为传颂。这就像2010年世博会现在在上海的情形一样。”

显然,气候变化峰会无疑成为了哥本哈根市民茶余饭后谈论很多的一个焦点话题。也正因此,尽管大部分市民对此持着正面、欢迎的态度,但是也难免有少数人持批判意见。

“在这些批判者看来,靠政治力量根本无法解决本质问题,但不论态度如何相左,至少说明大家对这次峰会、对人类生存环境、对低碳经济的发展都是时刻在关注的。”Lise坦言。

“能坐下来谈总比漠不关心好”

作为此次全球气候峰会的承办方,相较他人,记者眼前的这两位哥本哈根人对于会议情况更如数家珍。

据其介绍,届时,或许将有近200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和其他官员参与此会,其中包括伦敦、纽约、墨尔本等国际性大城市的市长,还有一些国家的元首,可谓群贤毕至。

“会议的主要议题当然是关于如何减少碳排放的,众多国家领导人打算坐下来好好地寻求改善环境的解决之道。”Lise说。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亮点,或者说关键词,就是城市。目前的研究表明,75%的碳排放量来自于城市,之前人们可能还没有想到问题这么严重。所以,如何让城市扮演推进环保进程中的重要角色,也是这次会议的主题之一。”

在Lise看来,这次峰会最大的争议就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就环保问题达成共识,尤其是发达国家如何减少对于发展中国家设置技术输出壁垒问题。

而实际上,由于2005年生效的《京都协议书》将于2012年正式到期,因此如果此番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无果而终,预期中的《哥本哈根议定书》不能在缔约方会议上达成共识并获得通过,那么“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就将在人类的指缝中悄然流失。

“至于双方是否能达成协议,那我也说不好了。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我想就算没有实质上的推进作用,至少那么多国家的元首、市长愿意坐下来谈,本身就表明了他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至少会对当前的一些行为产生政治压力,也相信至少会潜移默化影响很多人的观念。退一万步说,总比大家对于环境恶化漠不关心、全然不知、依然用以前的粗放型方式发展要好吧。”对于峰会的前景,Lise显然更为乐观。

“中国不要重蹈丹麦的覆辙”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如何抉择,一直是国内争论而无结果的议题。

然而,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也好,是“过来人”也罢,在Jesper和Lise眼中,这样的争论已成为了一个伪命题。

“我想以丹麦曾经的教训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Lise直截了当。

根据她的介绍,其实,丹麦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天平权衡上,也曾走过弯路,也有过失败。

尤其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丹麦的污染问题已经非常严重,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其一,彼时,丹麦确实没有先进的技术,比如排除水污染的设备。但这还只是客观原因。其二,就是更为重要的主观原因,在那个年代,丹麦人完全缺乏发展低碳经济,注意环境保护这样的意识。

“我们不认为环境污染会对经济造成什么危害,直到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所以我想,既然我们已经走过了这样的路,中国就不要再重蹈覆辙。”Lise警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除此之外,她还建议:“环境和经济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中国应该大量使用先进技术,把环境保护的成本降下来;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强烈的环保意识。这里,政府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包括制定政策法规,加强宣传等,让人们知道,环境保护在目前可能会让你的经济发展速度暂时下降那么一点点,但是长远看来,绝对是经济腾飞的基础。”

Jesper告诉《浙商》记者,这是他的第二次中国之行,第一次是在1992年:“那时候,我记得中国满大街都是自行车,但现在几乎被小汽车所替代。这虽然一方面说明了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很迅速,但同时也意味着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

“我倒希望十年之后,我再来中国的时候,在大街上看到的更多的是自行车。”Jesper一脸诚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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