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做了大量的制造业企业调查，至少目前看来，企业没有这个股权改制的要求，因此对股权重组热情不高。”台州市委党校经济教研室主任周霖说。
与台州市政府的热情相比，“股权重构”的主角——民企们的反应却显得有些冷淡。“股权改制”中的各方态度，很难得到统一。这不能不让人对“股份重构”的前景产生一些担忧。
民企有“股改”的内在动力吗
截至目前，台州市政府上市工作办公室的24家企业名单并没有最终敲定。上市办副主任管顺正对此表示：“经常有区市的企业要求更换，所以无法最终确定。”
造成经常要更换的原因很简单，企业提出退出。《浙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某区本来已经确定了三家参与企业，但是后来其中一家制药企业以年底完成改制存在困难为由要求退出。这一现象在其他区县也时有出现。
“股权改制是企业自身的事情，企业应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进行推进。一旦被列入政府考核名单，难免会打乱企业的节奏，这是企业有改制意愿却并不愿意被列入名单的原因之一。”台州一名企业家在接受采访时说。
而台州市委党校经济教研室主任周霖对此则表示，“到目前为止，‘股权重构’还只是一个概念，没有很完整的方案出台，因此对企业吸引力不大。”
记者注意到，已经公布被列入改革名单的民企，大多属于已经完成改制或者接近完成的企业。其中，新杰克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杰克缝纫机早于2002年就计划在新加坡上市，后又将上市地改为香港，可见其股权结构已经非常接近上市公司标准。另一家缝纫机生产企业——通宇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也已经完成了改制工作，计划发行A股上市。
台州黄岩区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企业家说：“如果有心观察，黄岩区的几家参与企业老板都是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其中双鸽集团董事长李仙玉是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永宁药业董事长叶凤起是省人大代表，他们参政热情很高，所以对政府推行的制改非常配合。”
而另一家被列入24家企业名单的天天物流则有其他想法，在2009年4月之前，公司董事长梁军及其爱人拥有100%股权，现在天天物流愿意拿出45%的股权推动改制。“天天物流在与一家国有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下风，梁军想通过引进国有资本获得平等地位，从而参与竞争。”一位台州商界人士告诉《浙商》记者。对此，梁军则没有正面给予回应。“我们做了大量的制造业企业调查，至少目前看来，很多企业没有这个股权改制的要求，因此对股权重组热情不高，”台州市委党校经济教研室主任周霖说，“其实制造业企业在这轮的经济危机中，尽管产值和销售下降，但不等于没钱了。”
外来投资者与民企观念上可以融合吗
台州民企改制股权多元化的成功案例不少，新飞跃便是一个改制重组的正面典型。但是不可否认，一些企业改制后，遇到了一些磨合问题。
数年前，位于台州路桥区的珠光集团与上海人冯惠民合作在台州临海成立了珠光刺绣，其中珠光集团占股55％，上海冯惠民及其团队占股45％。冯是一名技术人才，在成立珠光刺绣后，他遇到了与台州本土企业家的管理理念分歧，导致双方合作分裂。
这就是典型的股份制企业股东的意见分歧。曾著书研究“台州现象”的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史晋川教授将此归结为“民企内部一张不可触摸的网”。
事实上，这么多年以来，民营经济的经济关系的利益关联是封闭的，这在台州、温州甚至整个浙江都普遍存在。而当外部的股东进入后，就会受到排斥。史晋川教授说，“股权重构”，政府的目标就是打破、重建这种经济关系，其受到的阻力是可以想象的。
台州当地金融体系和投资体系尚不成熟，也一定程度使得“股权重构”充满了阻力。另一方面，由于缺乏退出机制，很多有意向离开制造业的企业并不能轻易退出。
“政府提出的方案，最终还是需要企业的接受。企业如果不接受，那还是推不动的。飞跃是碰到了困难，别无选择才接受。那些有钱的企业还是不买账。”一位企业家向《浙商》记者明确表示。2008年，当地一家名为温岭中马集团的企业深陷互保漩涡，当地银行见死不救，以风险控制为由抽离贷款。当时，中马集团曾请求由政府主导重组，但却未能施行。无奈，中马集团不得不自救，逐渐摆脱了困境。该企业相关人员曾在与朋友闲聊时表示，政府现在再想要推动重组，企业只能婉拒了。
实际上，参与改制的企业也有自己的一本账。杰克控股集团董事长阮福德告诉《浙商》记者，政府也在鼓励引导我们做资本的整合收购，“政府引导一下，可以开拓思路，但我们其实也是一直照自己的思路在做。”阮福德表示，“其他企业可能也有他们的思路，企业并购最难的还是文化上的融合。这个问题想不明白，还谈什么收购？。”
借民企改制行“国进民退”之实?
针对台州市政府的“股权重构”，一种忧虑正在商界、学界悄然蔓延。这种声音并不十分悦耳，甚至有些刺耳。有媒体报道称，这一改革旨在“削减民资”。
“台州市政府参与拯救民企的行为比较多，但具体影响的范围有多广、多深，我还没有数据。”一位从事区域经济研究的学者就此表示，“虽然无法确认通过‘股权重构’，政府会否借机推行‘国进民退’，但是现阶段看，这样的担忧是现实存在的。”
根据台州市经委主任张锐敏的表述，台州政府将通过经济结构改革引进国资，并在未来将台州的民营经济比重由目前的98%以上调整到68%左右。这预示着，在而今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下，民企的“国有化”风气似乎又重新抬头。
“我们引进的是战略投资者，并不是简单地接纳央企、国企的项目，而是要找到合适的产业对接点。在央企自身产业链基础上，结合台州制造业的基础，以参股控股的方式参与当地的企业运作。”张锐敏告诉《浙商》记者。
眼下，民营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台州经济结构，已经被国企撕开了口子。除了中石油投资800亿元在台州投资兴建石油炼化一体化项目外，台州也开始吸引其他的大型国企项目。台州市政府希望当地的企业能够借助这些项目的兴建，进入国企掌控的垄断行业的产业链。
这种“国有化”现象，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所处的不同产业链端，决定了金融危机下的受伤程度不同。一位分析人士指出，“国有企业多数处于基础产业，受到的冲击有限；而多数民营企业则处在消费端，特别是外销受到的冲击最大。”
在投入大、周期长的基础产业中，需要国资“挺身而出”，民企也只有傍上国企这个“大款”才能取得更多的订单与更好的发展；但是在一些消费端领域，或许还是“娇小却矫健”、“机制灵活”的民企更具竞争力。这种情况下，引进一些具有龙头地位的中大型民企作为战略投资者也未尝不可。
政府“无为”与“有为”的边界
对于台州市政府的强力推进“股权重构”，有来自企业的声音这样说：政府为民企着想，这是个好事情。但政府如对企业的改制进行干预，非但管不好，而且会越管越糟糕。
在一些观点鲜明的企业家看来，企业就是企业，政府就是政府。如果企业主自身素质不高，要搞小动作，对政府还不是随便骗骗的？
“我们要看其是‘引导’还是‘主导’，如果是‘主导’企业改制，这是我们要反对的。”台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经济中心主任吴南海认为，从目前来看，台州市政府对在“股权重构”中的角色定位是“引导”。
如果历史返回到30年前，人们可以看到，因为政府的“睁一只眼和闭一只眼”，浙江民间原始的创业激情得以奔流。随后多年，政府对民营经济逐步推出必要的引导、规范和扶持。可以说，政府与企业有清晰的边界。政府为企业放权而限制自己的权力，彼此有所为和有所不为，造就了今天浙江民营经济的井喷。
这是历史留给浙江的改革经验，也是改革开放重要的共识。换言之，在不同时期，政府应该有着不同的使命。但根本一条还是“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以绍兴为例，2008年，绍兴爆发企业互保危机，其后，绍兴市政府出手施救，对企业实行托管。又建立“绍兴县民营企业财会监管预警信息化平台”，整合大量涵盖民企财务信息的数据，还加强统计、工商、税务、财政等相关政府部门的监管职能。
诚然，绍兴政府在危机状态下的非常态做法与台州市政府拯救飞跃同出一理，但是这种非常态的政府救助行为，政府应该慎用。
台州市政府主导100家民企改制，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引进外资、国资注入民企，丰富单一的民营经济结构。出发点不可谓不好，据说，确有民企在政府介入下改制取得成功。这就更增强了政府的信心，使得政府的“干预”更加理直气壮。对于处于困境中的民企来说，政府的主动介入或许可以帮助其恢复元气，但对于那些经营没有问题的企业，对于那些并不愿意政府主导改制的企业来说，政府就不该介入。
“拯救飞跃，这个是必然的，政府不是在救一家企业，而是在救台州的金融链条，这也事关台州的信心和社会稳定，以及维护就业。”史晋川教授说道，在非危机状态下，其他企业是否需要政府直接介入，需要再思考。
“即便台州经济困难，但是产权改制应当以企业的意愿为主。”史晋川教授表示，“如果政府希望扶植企业做大，通过股权结构的改革，引入新的股东，政府适合做一些指导、引导和配合性的工作。如果是强制性的行为，即便民企老板有知识缺陷，政府也不宜强迫他搞改制。”
“这不仅仅是民企愿意不愿意改制的问题，很简单，政府一大把资源，如果说哪个企业改制了我给它政策支持、资金支持和土地优惠，为了生产要素的获得，企业当然要跟进。愿意不愿意当然是底线，更重要的还是政府行为边界的问题。”与史晋川教授一样对浙江民营经济颇有研究的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郁建兴教授对此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