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有人问刘伟很市井的问题：现在是不是适合买房买股票？这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自言没有时间炒股，但却鼓励有钱了可以买几只股票，从国家现代化和国民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分到一杯羹。
而关于敏感的房价问题，他回答：“这个问题不能政治化，也不能情绪化，在趋势上，中国的房价我认为现在是没有到位的，肯定还得涨。但市场机制是市场机制，政府机制是政府机制：商品房价格高低通过市场来调节，弱势群体的住房问题则应当政府解决，你让他去市场买房，这是对弱势群体的蹂躏。”
9月11日，趁刘伟参加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前沿论坛”的间隙，《浙商》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我最担心的是就业问题
《浙商》：去年大家谈论“危机”，今年大家谈论“复苏”，现在又有很多人担心“通胀”，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您如何研判？
刘伟：跟前两年相比，其实现在中国宏观经济最突出的问题越来越明朗，人们的共识程度越来越高，政策选择的明确性越来越强。中国宏观经济最主要的问题是经济衰退。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因此导致不景气、经济萎缩、市面不活，失业率攀升等等这一系列的危机，成为中国当前宏观经济最主要的矛盾。
今年几个宏观经济目标从上半年来看，保八问题不大。如果秋粮收得好，农作物丰收，粮价能够稳住，这样我们对通货膨胀承受力提高，下一步政策刺激力度就敢于加大。
另外一个宏观经济指标，保持适度的温和的通货膨胀，看来问题也不大。物价上涨有的比较猛，但是总体很低，CPI和PPI指数都不高，前一段都是负的，即使回升了，估计也是在3%上下比较温和的水平。
最没有把握的是失业问题，有可能控制不住。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到了中后期，这一时期重要的特点是：投资从一般的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重化工，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转移。同样的投资带动的就业的弹性越来越低，带来的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少。就业问题将是一个长期的战略问题。
《浙商》：预测明天总是困难的，但读者仍然关心这个问题，您会给出什么样的一个答案？
刘伟：分近期、中期、远期。
近期就是今年，我觉得可能是最困难的一年。温总理说2008年中国经济可能是改革开放30年来最为困难的一年，为什么是最困难呢，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2009年，有了2009年它就不是最困难了。
别看第二季度经济有所反弹，限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内部和国际的原因都依然存在，并没有根本缓解，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使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秋粮的收成、甲流的防控都很关键。甲流靠隔离，而现代市场经济靠交易，这个影响多大啊！今年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反衰退。
中期，未来两三年，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理论上，这些内外部原因在未来两三年之内恐怕还会存在，有些方面甚至加剧。未来两三年要防止的最大的问题是滞胀。这轮采取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在未来两三年之内很可能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政策有滞后性，现在增长与通胀在赛跑，如果增长的效用不如未来通货膨胀影响显著，就形成滞胀，这要通过重大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才能解决，短期政策很难办。
长期，未来二三十年，问题不大。一个没有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又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时代的国家在经济趋势上会保持强劲势头。历史上英国经历这段时期是70年，法国是67年，美国是29年，韩国是26年，新加坡是23年，中国台湾是24年，中国香港18年，它们到了这个阶段发展速度就快。中国是一个大国，前30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长，如果后面不低于7%，仍然是高速增长。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长达50多年的高速增长的长周期。在长期，我们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效率与公平的问题。
货币政策传导存在问题
《浙商》：银行上半年放贷已经完成了很大一部分额度，这些放出去的资金是否真正起到了刺激经济的作用？
刘伟：银根这块，8月份稍微收了一点，9月份又开始加大。实际上不是货币政策不够松，而是政策的传导机制有问题。就像水库里的水已经很满了，但水库外面的禾苗田还是干旱的，没有管道引导出来。
现在的现象是中国国有企业大型化，大型企业央企化，央企垄断化，所以国有企业不缺钱，对银行贷款的敏感度很低，银行给钱不给钱无所谓。真正缺钱的是中小企业，而他们既没有担保机制，也没有抵押机制，银行不敢给它。现在银行里的钱下不去，给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不要；中小企业要，它不给，缺少一个传导机制。就货币政策本身来说，银根现在是相当松的。
消除政策歧视
《浙商》：每一轮的宏观调控总是会出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利益格局大的调整，为什么在这一轮的调整当中，专家学者包括实践当中有非常明显的感觉，就是国进民退。您是怎么看的？
刘伟：在这场经济危机面前，提高国家对经济的刺激和控制的程度，是作为宏观政策的一个部分，国有经济开始进入某些过去退出的领域。这是它制度的基础，也是政策的需要。这是从积极意义上来说。
现在争议比较多的是，破坏市场规则，以行政规则代替市场规则。另外一个争议，如果说国有企业进退有它的权利，民营企业是不是要给它同样的国民待遇，和国有企业和外资一样享有同样的进退权？现在显然在制度安排上有明显的制度歧视。这是恐怕要解决的问题。
全世界政府这一轮面对危机，几乎都加大了干预力度，也加大了对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的重视程度和力度。国家出手收购一些私营企业，这是作为对付衰退和危机的政府干预的有效办法。但是在中国，原有的国有企业的规模和结构性的垄断地位已经相当大了，和西方不能简单相比。这会不会导致市场化机制的倒退，至少有这样一个严重的威胁？
我们到了一次大的抉择的时候了。危机来时，实际上应该是反垄断的最好时期。在中国，反垄断对国有经济来说有直接性的作用；但如果稍微搞不好，特别是在国有垄断的情况下，有可能成为国有企业趁势强化它垄断地位的时候。
我们现在麻烦在什么地方？我们国家现在的问题是垄断和反垄断是同一个力量，真正的垄断厂商基本上是国有的，反垄断的力量也是国家部门的，缺少有效的反垄断的机制安排。不是按照公平准则，而是按照行政规则，这就比较令人担心。
《浙商》：政府的大规模投资轰轰烈烈地展开，但民间投资如何启动是一个难题，您认为民营企业未来的投资产业方向在何方？
刘伟：在未来30年，中国最大的优势产业就是传统的装备制造业，包括汽车、家电、机械制造。
因为这些行业技术已非常标准化，不会由于技术的创新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所以在从技术到产品都已经定型的情况下，剩下的竞争就是成本的竞争。
而美国、日本、欧洲在这方面都将输给中国，所以未来30年中国要保持自己的产业竞争力就要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
只要中国的成本还没有涨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印度和非洲，他们发展这个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包括社会结构还没有调整好的时候，在这个领域中国将在全世界占有领先地位、竞争优势。
但还必须重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要解决后工业化时代中国的竞争力在哪里的问题。虽然现在它不能像装备制造业那样承担起中国在世界竞争中的骨干作用，但我们必须有前瞻性。到中国完成工业化之后，如果我们一味地为了保持这个优势，而忽视了对于后工业化时代竞争力培育，当工业化完成的时候，中国又会落后很大一步，我们还需再重新赶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