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挖吴子富这样一个人才,盾安集团董事局主席姚新义费了很多心思,苦苦“追”了7年。而最终吸引吴子富加盟盾安的,除了姚新义的诚意,更多的还是他看到了盾安事业的广阔平台。如今,身为盾安控股集团总裁的吴子富,更是将自己对事业的追求与盾安的发展捆绑在了一起。
《浙商》:您有一个说法,说自己“不是职业经理人”,而是“事业经理人”,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
吴子富: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提的。我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想法:
一是我们有个“大盾安”的理念,强调的是“共同的盾安、共同的事业、共同的利益”。
二是从盾安集团整个股东层面来看,也已经社会化、多元化了。从这些角度讲,我们的直接利益,我们的个人价值和我们的事业都紧密联系在一起,用“职业经理人”已经难以涵盖了。
三是作为盾安的高管,我们必须以足够的“责任心”与“胜任力”来承受盾安给予的信任度。我们还要建立一种双向的信任,这种信任包括对愿景、机制和制度的足够信任。这是在共同事业基础上的。同时,我们每个高管也有自己的事业追求和价值追求,盾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而且很好的平台。我们应该把盾安的发展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而不仅仅是一份职业。
《浙商》:您所说的这一切要实现,首先盾安得有一个很好的机制。
吴子富:你说的没错,而且盾安已经具有这样的机制。我们的团队越来越认同这样的理念,因此我们也会更多地去考虑建立更好的机制,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把我们共同的事业做得更加辉煌。如果股东只是看到自己的那一块权益,或者职业经理人也只是关注自己的利益,那么两者之间就会有沟壑,不能完全凝结在一块。只有理解并认同“共同的事业”,职业经理人主动向事业经理人转换,股东才会高度认可,相互间的缝隙也就消失了。
《浙商》:我知道姚新义主席是费了很多心思,苦苦“追”了7年才把您“挖”到了盾安,最终是他的诚意打动了您吗?
吴子富:首先归结为姚总和盾安的诚心相邀。没有他的诚心邀请,没有对盾安团队的接触了解,我肯定不会来。
第二,这么多年观察下来,我看到了盾安的发展,这让我心服口服,觉得这个团队是认真做事的,企业是有生命力的。
第三,我跟姚总沟通下来,感觉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当然,跟我的个性也有关系。我在政府部门工作多年,也想感受商业的氛围,希望人生多些变化。所以,我刚到盾安时曾经告诉我的朋友,我来盾安工作“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义”,这个“义”是姚新义的“义”,也是朋友义气的“义”。
《浙商》:那您也可以选择自己创业。
吴子富:我认为我加盟盾安本身就是一种人生创业!而且我加盟盾安后,认知了这个平台,这个平台相当大,我可以很好地实现自己的事业理想。这又回到我们刚才谈论的“事业经理人”的角度了。我当初到盾安的时候,任职是集团副总裁、盾安环境董事长,那时候主要精力放在盾安环境上。我当董事长的时候,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董事长。
《浙商》:您刚才重点强调了“真正意义”,怎样算是“真正”的?
吴子富:我的职责是明确的,权力是到位的,责任是清晰的,没有说实际控制人是姚总而我就是个傀儡董事长。我有用人的最终拍板权,我也有分配的最终决定权;涉及到战略决策上,我有权力也有责任,姚总从来没有干涉。刚来头三个月,我做了一个阶段性汇报;他就批评我,说你不用跟我汇报,你要讲到股东会上讲,你董事长是对股东会负责的。
所以,我觉得姚总是从股权关系上控制盾安集团。能从职业经理人中聘任董事长,并倡导向“事业经理人”转换,这是一个企业从优秀走向卓越的创举。
《浙商》:随着您的职务发生变化,你们的分工也有变化了。
吴子富:是的,我现在担任集团总裁,日常经营管理的权责利都在我这边,而他就负责集团整个战略决策和监督考核等,他是决策层我是执行层。只要是总经理组织的例会,他从来不参加,他只参加由他自己主持的决策层的会议。
当然我们也经常在一起讨论,我们一起出差一定要住标间,因为很珍惜这种可以在一块讨论的机会。碰到一些具体问题我们相互沟通,沟通后就各忙各的。
我们在一起工作虽然很辛苦,但心情很轻松,精神很充实,所以很快乐。
我从与他的共事中也学到了很多,比如:他的胸怀,他的谋略,他的好学,他的诚信,他的刚毅等等。人生关键是学习做人,阳光心态装点美丽人生。所以,我在盾安的三年多时间里已经收获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