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虽然我们常说廉洁是司法公正的前提，一个贪腐的法官不可能会有公正的裁判，但是如果我们将这里的公正狭义地理解为“合法”的话，就会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一些人在处理大部分案件时存在或多或少的贪腐行为—小到吃请，大到索贿，可最终处理的结果还是八九不离十：基本上都是合法的判决。从这个意义上说，这还真就像不少当事人所骂的那样：“吃了白吃，送了白送。”无论法官捞与不捞油水，他最后给出的结论都是差不多。
“白眼狼”的背后秘密
这种现象其实不难理解，因为法官即便是想沾点便宜，他也不想失掉饭碗，不想失掉名誉。当事人向他行贿，即便被揭发，被证实的风险也不大，假如枉法裁判，被追究的风险可就极大地提高了。所以，在进行了这种利益衡量之后，那些不怎么廉洁的法官在收受贿赂之后也不会满足行贿当事人的分外请求，他宁肯被骂做“白眼狼”也不敢越雷池一步。更何况不少法官在进行这种刀头舔蜜式的危险活动时还看人下菜碟—挑那些看起来比较安全的当事人来敲竹杠。
可能会有不少人反对我的这种看法，他们坚持认为只要是法官贪腐，必定会影响判决公正。这种看法应该说来自于那些曝光的贪腐案例：在这些被曝光的案例中，几乎无一例外是法官受贿后枉法裁判，所以人们很容易形成这么一种“不廉必然导致不公”的印象。
事实上，这种被曝光的贪腐案例在所有的法官贪腐事件所占的比例是非常小的，他们被惩处的原因是贪腐，被发现的原因却并不由此，而是枉法。当事人可以接受法官贪腐，却不能接受一个枉法的判决，于是就有了当事人不断地检举揭发，最后才有了受贿法官的锒铛入狱。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中，我们其实不难发现这样的例子：有些法官非常廉洁，但处理的案件或许是双方当事人都不满意甚至上访闹事；另外的一些被称为“聪明人”的法官中饱私囊之后却让双方都高高兴兴。将廉洁作为司法公正的工具甚至作为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会导致一种让人无法忍受的做法：用结果的合法、公正来证明过程中的廉洁。这样就会掩饰真正的问题，法官不廉的现象也就无法真正得到解决。
除了判决，法院还提供什么？
欲正确地对待廉洁问题，就应该在看待法院作用的问题上有更宏观的视角。法院不仅应该为社会提供判决，还应该为社会提供良知、提供公正感，法院应该承担起用孕育在法里面的公平精神化育人心的职责。这对法官的要求就不仅仅是个处断纠纷的“吏”，而是德高身正的“师”。形形色色的贪腐行为，都是跟这个“师”的角色相背离的。这是从外部视角看廉洁的必要性，如果从内部视角来看，办理案件本身不是法官生命的全部，法官应该是通过审判工作完成自我的精神升华，工作是自我提高的途径，法官的自我要求绝对不能仅仅是不出冤假错案，实现自我人格的完善并在工作中展现人性的光辉才是我们更高的追求。廉洁，当然就是我们法官需要用力实现的目的，它绝对不可或缺。
在价值层面上梳理了廉洁的必要性不在于它是实现合法裁判的工具之后，笔者将用自己的观察来解释法官不廉的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想下药治疗不廉的顽疾，需要找到真正的病因。
正视法官的抱怨
舆论场在评论法官贪腐案件时往往从三个方面找原因：制度漏洞，监管不力；待遇太低，诱惑太大；情操低下，改造（价值观）不好。下面笔者也从这三个角度出发谈一下自己的理解。
法院的制度之多可以用连篇累牍来形容，这些繁杂的制度几乎能挂满办公楼所有的墙壁。从内容上看，这些制度要规范的事项也是叠床架屋、大同小异。为何陷入一种“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尴尬境地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从制定的制度本身来看，大多是一些宣誓性的条款：“法官不得如何如何”“严禁法官如何如何”等，却对违反这些条款应该如何处理缺乏相应的规定；在这些宣誓性的条款中，也使用了很多模糊不清的概念，比如：“法官和当事人单方接触”（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第十三条）之类，让人不明就里，不知所云。这些都消解了规章制度的严肃性。
造成制度空设、监管不力更重要的原因似乎是制度的制定者没有考虑监管的运行过程。在监管的启动方面，制定者们寄希望于当事人的揭发，这就像上文所揭示的那样，在没有枉法裁判的情况下当事人基本上是不会因为法官吃请受贿而检举控告的。笔者曾有四年担任法院纪检组长的工作经历，每年接待当事人平均有三十多个。在这一百多名向我反映情况的当事人中，只有一个单独反映某法官吃请（他跟这位法官曾有矛盾，专门盯着），基本上都是向我反映案子处理的不公，并且是由于感觉不公正进而强烈怀疑法官吃了对方的请、收了对方的贿。当时我还为如何把握纪检工作和业务工作的界限而头疼。没有当事人的检举揭发，我们现有的各种处分条例几乎都是摆设。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大概在于制度设计者的过于天真。他们天真地认为我们的老百姓极端痛恨腐败就会勇敢地同一切腐败现象作斗争，而忘记了很多当事人其实只是痛恨别人用腐败谋取利益，当自己的贿赂行为达到了自己目的的时候，他心里是沾沾自喜、自鸣得意而不是痛恨的。在制度的执行方面，监察人员也深受考评制度掣肘，往往不敢主动调查。这就导致了制度一则启动不力，二则启动了又缩手缩脚，于是这些制度也只好发挥纸上谈兵的震慑作用。
为法官待遇太低鸣不平似乎马上就处在一个道德洼地之中：“你们不要老是跟某些部门比，要跟老百姓比”“你们的法官还有专门补助，比普通公务员高”“身为法官，要甘于奉献”之类的批评大炮可能马上把我们炸得晕头转向。
真的是这么回事吗？是的，我们法官的收入比老百姓多一些，但恐怕还比不上这些年被增长了的人均收入。让法官们无法接受这种说辞的理由是，法官之所以是法官而不是老百姓，不但因为他们在学生时代悬梁刺股付出了比成为老百姓的同学们多得多的努力，而且因为法官们承担了比普通老百姓重要的责任，所以法官们无法接受跟老百姓比收入的说法。那份每个月百十块钱的比其他公务员多一点聊胜于无的法官补助，跟法官数十倍于其他公务员的工作量比起来（这从法院基本没有其他工作部门常见的喝茶吹牛侃大山现象可以证明）， 还真不好说体现出按劳分配的政策。
让法官们产生付出与收入不平衡感的原因可能更多地来自跟律师收入的对比。 法官有很多理由跟律师比收入：同为法律人，同样为社会提供法律产品；同样的教育背景，彼此在受教育阶段付出了同样的努力。还不仅如此，从工作责任的角度看，法官要大于律师，对一些棘手的案件，律师惹不起躲得起，法官就躲不起。法官也是人，和律师一样可能对法律理解错误，这种错误对律师来说就没有太多责任，影响的可能只是他本人的市场评价，但法官的判决可就不能如此。从工作量的角度看，法官也是大于律师， 毕竟法官需要考虑双方的问题，工作量自然上升。在这种情形下，让律师的收入是法官的几倍甚至十几倍，怎么能说是公平的呢？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何那么多法官跳槽干律师，也不难理解为何那么多法官贪腐背后都有律师的影子。
在治疗法官不廉洁这一顽疾的诸多药方中，加强制度建设是被人们喊得最响，也是最“政治正确”的一个，但这和我们整个国家的廉政建设一样还有待努力。
道德是种重要力量
到法官的内心深处寻找给予廉洁以支持的力量可能是根本性的出路。这种力量就是法官的道德。我们知道，虽然少有人明目张胆地公开声称道德无用（被骂做“缺德”还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但也少有人真正相信道德的力量。嘲讽道德在一些人那里甚至成了时尚，他们总是把“伪君子”之类的帽子扣到宣扬道德、提倡道德的人士身上。这种风气也影响到相当的法官，使他们消极对待法官职业道德建设。造成“道德无用”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在于我们没有找到一条提升法官道德水平的技术路径。习惯的做法只是给予法官一些耀眼的灯塔，告诉法官应该如何如何，在讨论最关键的问题“如何才能达到那种精神境界”时却常语焉不详。
提升道德水平是伦理学的根本问题，笔者并无能力对此进行展开，只能结合自己历练人格过程中的内心自证和在自己所管理的狭小范围内的简单实践对此问题谈谈粗浅设想。
一、与目前法官职业道德教化体系中大量的批评话语相反，笔者坚决主张必须对法官有足够的尊重，因为自尊心是一切道德的基础，离开它一切教育都是空谈。二、如果我们把道德情操理解为一种高尚的心理现象，那么我们在进行道德建设的过程中完全可以采用心理学中那些成熟的有效的技术来纠正某些不良心理，这一点笔者深有体会。三、通过机关党建这个载体来推进。笔者认为既然党建工作是每一个基层党组织所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人人觉得很虚很空的东西弄扎实，而不必再搞诸如法院文化建设之类的活动。党建是以提升党员的党性为目标的，党性不就是一种更为高尚的人性吗？这种高尚的人性表现在法官身上就是良好的职业道德。四、教育者本人要具有真正强大的人格感染力量，这种感染是基于其本人的操守而不是仅仅基于权力。
以上是笔者自己对法官不廉问题的诊与治。这种见解或许会被批评为太过理想化，但让廉洁成为可能本身就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只要我们不放弃廉洁的理想，它早晚有成为现实的一天。
生活在大地上的我们，永远不可能放弃仰望苍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