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迪拜抄底,到海南买楼,去山西炒煤……2009年中国经济GDP“保八”成功,交出满意的答卷,以温州为代表的沿海资本左冲右突,风光无限。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资本动作背后,他们的真实意图是升级,目前已出现竞相提高技术的局面。或许下一个中国经济的样本又出现在沿海。2010年,复苏路上中央经济将异常复杂。作为民营资本最敏感的地方,温州资本的做法可以作为重庆乃至全国的参考。温州知名经济学家马津龙教授表示,这是温商历史上的转折点。成功渡过此关,即便是外人还叫他们“炒家”,但他们已经开始向企业家迈进。
怎么升级
买技术 抄底海外高科技
挖人才 主动适应洋下属
“讨论是否升级的时候,我们几个股东吵了3天的架。”“洋知识并不一定符合我国国情,我们也不一定做得好‘刘邦’。”
技术升级,牵一发而动全身,将带动产业链上一系列企业的改变。温州老板们不仅要花钱从海外买技术、挖人才,还得忍受洋下属们直来直去的性格。
产业链集体升级
改变并不是轻松的事。温州浦北集聚了一批中低端鞋厂,其中一家鞋厂的老板赵智透露,自己不打算升级技术,“一年才卖50多万双鞋,要花几十万升级车间,万一失败了,一年的收入都打了水漂。”说着,他指着斜对面大概300米左右的一家厂房说,“那家去年花了50万搞升级,占用的流动资金过多,后来高息举债才渡过难关。我还是守着现在的厂房,大不了去设计公司买版式。”
赵智的担心,代表了一部分客商的想法。李代富48杯酒喝得痛快,但谈及当初的起步艰难仍深有感触。“我们几个股东,在酒店包个房间吵架,吵了三天。”李代富说,有的认为要转行,有的认为要升级,还有的主张和其他公司合并。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分月投入,逐步技改。“自己改变还不够,还涉及配套企业。”李代富说,比如说给我们做容器的配套厂商,以前可以随便找焊工,现在就不行了,必须是持有技师证的焊工,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焊接,连空气湿度都有要求。“不少配套厂商达不到这个标准,要么跟着我们技改,要么换其他厂商。”
“牵一发而动全身。”温州重庆商会会长徐雪说,在沿海这种配套发达地区,任何一家整机生产商的技术改变,带来的将是一条产业链的变化。不仅对上游的配套厂家,对下游的销售终端也是一样。新产品面世,销售终端要重新培训销售人员,在销售渠道的建设上需要建立更宽的网络。
管理流程更加严谨
义乌饰品协会副会长、浙江美联工贸公司董事长张约爱表示,引入国外的先进技术后,在生产管理和市场管理上有很多的约束。比如说做发夹,一些义乌生产商以前就是请美院的学生随意设计几种型号,或是把别人卖得好的款式拿过来模仿。但现在不行,每一款发夹、每一条纹路的走向都必须要做科学的论证,看是否符合设计定律,是否经过了消费者的测试。而且在检验的时候不能依靠目测,必须用精密仪器。他举了个例子,元旦前,一家金华的企业收购了一项国外先进的服装制造技术。回来自己一试,虽说原材料一样,制造出来的衣服始终没有国外的好。他们花钱咨询国外的工程师,原来是整个流程的控制有问题,在某个裁剪的过程中,裁剪师傅没有严格按照标准操作,虽然裁剪的误差无法目测,但影响了衣服的整体效果。
化解洋技术水土不服
对于“洋玩意”的运用,一些沿海企业表示要有选择地吸收。义乌紫光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施新雨说,国外一些经验,,拿到国内不一定适应。比如说耳坠,欧美人一般比较高大,作为饰品的耳坠就要做大一点,但是这样的耳坠拿到国内销售就不适合。除此之外,还有文化上的差异。温州著名制鞋机器厂家宏业精机经理安良均表示,外国人受西方文化影响,喜欢直来直去,不喜欢加班,工作上不留情面。他们有能力,但他们是比“韩信”还有性格的下属,作为沿海的老板,能否有肚量做好“刘邦”,这是他们需要面临的新课题。
渝商动态
选择回重庆区县寻找商机
“重庆商人勤奋,善于钻研市场,也善于学习,虽然现在整体实力还不强,但他们能和温商很好地融合,未来发展潜力较大。”
在温州打拼的重庆商人表示,在温州发展就如虎口拔牙,靠的全是速度。由于温州的压力越来越大,一些重庆商人选择回到重庆开拓区县业务。
回重庆区县找商机
“我们纯粹是虎口拔牙。”温州政鑫贸易公司董事长王政说。10多年前,在广东东莞做过建筑工人的他到温州从酒水销售员一步步做起来,到后来老板转行把公司以很低的价格转让给他。
“这次回重庆,主要是考察主城区市场,投资修建红酒咖啡庄。”王政说,他已经在老家合川投资了一个酒庄,重庆有几个区县的代理经销商正在谈,“温州那边做红酒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考虑回渝发展。”
就在上周,有好几名在温州打拼的重庆老板回乡,有的选择了投资楼市,有的选择开办工厂。“我们也在区县考察,看可否做经济型酒店。”老家在垫江县的张智说。
温州重庆商会会长徐雪说,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0年前后,是重庆人集中涌向温州的时候,大部分人从打工仔做到部门主管,再到职业经理人,最后自己创业。目前在温州的渝商处于整体萌芽期,个体不大,九成以上的资产还没有过亿。
创业者配套老东家
除了李代富这样的重庆商人主动进行技术升级外,温州一家生产水钻设备的公司负责人也是一名重庆人。在他的带领下,技术工人攻克难关,提高了制造设备的效率,一时旺销。温州当地知名企业家,楠江集团总裁林庆灯说,重庆商人勤奋,善于钻研市场机会,也善于学习,虽然现在整体实力还不强,但他们能和温商很好地融合,未来发展潜力较大,“在奥康、森达等温州大块头企业中,有不少重庆籍高管。”此外,一些才起步的创业者选择给老东家做配套。据了解,最近一年,在温州创业的重庆人主要集中在电器行业。
宏观影响
温商转型或成“中国模型”
“在庞大的资本实力下,允许技术升级犯错。中国的创新性经济发展,很有可能在温州这样的沿海城市搞起来。”
技术上的升级带来了整合。中国农业银行在温州占的市场份额最大,其市中支行行长黄益巧透露,技术升级要贷款,一家的抵押物不够,于是一些同行便整合起来搞。他透露,目前温州的几个中小钢企准备合并,好几家做鞋的中小企业,还有做箱包的,都在谈合并。“不仅如此,还吸引了不少温州客商从外地回流。”黄益巧说,一些在内地发展的温商企业,纷纷回温州设立代表处或者研发部门。
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曾国平教授看得更加乐观,从改革开放起,江浙沿海的商人从鸡毛换糖开始发展,成为企业家的不少,比如李书福、南存辉、王振滔等,但大部分经济实体还属于个体经济或者中小企业。在金融危机前,他们还没有完全结束仿冒仿造的局面,劳动力竞争优势让他们赚取了财富。随着这种优势的消失,如果升级,投入太大,不升级,又面临国内的克隆版竞争。正在迷茫的他们,遇上了金融危机,可以借此收购海外的品牌与技术。政府大规模的投资不可持续,必须要靠需求来拉动经济,只有新技术新产品才能挖掘新的需求,从而刺激经济发展。从这个宏观的角度看,江浙一带的技术升级、引进海外优秀人才,显得特别有意义。
曾任温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的温州本土经济专家马津龙教授表示,金融危机加速了温州的经济转型,一些企业纷纷向高技术方面转型。温州民间资本丰厚,私募基金有十多家,如果说上海是金融中心,温州可以算长三角的金融次中心,在庞大的资本实力下,允许技术升级犯错,有先进技术萌芽发展的土壤。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创新性经济发展,很有可能在温州这样的沿海城市搞起来,一旦成功,甚至可以作为模型,随着温州资本的流动推向全国。纵横商务研究所所长刘可认为,只要抓住了机遇,温州老板们完全可以借此机会摘掉“炒家”帽子,成为投资家与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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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经济开发区十余高新项目“待产”
记者在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看到,十多个高新项目正在建设,涉及新能源、新光源、汽车关键零部件、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比如温州华润电机有限公司投资3.26亿元,将打造国内首个规模化生产电动汽车电机配件的企业,预计明年6月投产,可新增产值10亿元。而温州市科技局的数据显示,去年1~3季度,温州市229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总产值达320亿元,同比增长12%;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达54亿元,同比增长26%;研发经费支出11亿元,同比增长18%。
除了技术,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是我们最缺的
1月17日,周六,浙江义乌市国际小商品城的国贸大厦5楼,其他办公室都是大门紧闭,金华温州商会所在的3间办公室却是人来人往。商会秘书长林绍银十分忙,找他签字、谈事的人排着队,他透露,他正组织一批人去迪拜和欧洲抄底。
在义乌,异地商会总共有30多个,林绍银是这30多个异地商会秘书长联谊会的理事长。在义乌商人中,四分之一是温州客商,最多的时候过半。“迪拜那边,我们准备春节前去;欧洲可能要春节后再去。”林绍银说,“迪拜那边的事情简单,有1000多个单元的房屋,正常的时候大约每平方米20万元人民币,现在跌到7万元,是好机会。那个地方是石油堆出来的,再穷,经济也不会垮到哪儿去,现在只是一时困境。”
林绍银更在意的是春节后的欧洲之行。“在欧洲的温商有好几十万人,我们已经与他们取得联系,正在帮我们联系收购的企业。”林绍银说,比如说有家瑞典的木制品制造商,产品设计和工艺流程都属于国际领先水平,他们是多家世界500强的供货商,但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控股方损失较大,准备出售。“这次去欧洲有三个目标,技术、品牌、管理流程,只有拥有这些,才能做到不给别人打工,自己才有发言权,这也是我们三十多个商会的会长、副会长等人的共识。”
不仅是义乌商人要出去买技术,一些浙商早在去年就开始请来国际优秀人才。“引进了技术,并不代表我们就有机会长大,关键在于人才。”林绍银说,“除了技术,具有国际视野的管理人才也是目前最欠缺的。只有引进这些人才,才能让我们消化国外的技术与经验。”年轻的时候做过国有企业董事长,下海后自己做过制造企业,也做过商贸企业,深谙管理之道的林绍银表示,“有时候一个企业,往往就活在一个优秀的管理者手中。”比如浙江开山集团,挖到世界螺杆压缩机技术领域的高手汤炎博士;艾斯弧建筑景观设计公司则聘请了世界上唯一一个两次获得“美国景观建筑师协会最高设计奖”的海格;中南建设集团则将刚刚退休的前迪斯尼运营总监招入麾下等等。
在温州从事制造业的重庆人李代富就是一个刚尝到技术创新甜头的人。半个月前,因为技术改造,李代富在山西太原签下一个3000多万元的合同,回忆起签约成功当晚的情景,他两眼发光,说话的声音陡然提高,这一个合同和他2008年的销售额差不多。“一桌16个人,每人1杯6钱的汾酒,53度啊,我走了3圈,48杯,居然还没有醉,平时最多一圈就倒下。”
1月16日晚上,李代富透露了自己能成功签约的秘密,从金融危机开始,他任总经理的温州神华轻工机械公司开始技术改造。“我们去年花了近200万进行技术改造,花得我们几个股东心痛。我们当时也属于破釜沉舟,订单一下没有了,不升级系统,肯定是死路一条,做其他行业完全没经验;升级系统,至少有五成机会。结果没想到,升级成功后一个月就签了往年全年产额的合同。”
技术改造的效果显而易见,温州的不少企业加大了培训费。25日,来自温州的消息称,2010年,奥康集团将投入1000多万元“天价”培训费。很多企业的培训经费比2009年增加了50%,最多的增长200%以上。
“由于义乌的整体层次上不去,收购了国际品牌还不敢张扬,就像父亲不敢认儿子一样。”
“为什么要搞技术创新?时势所逼!”林绍银说,习惯运作资本的江浙商人在金融危机后,到海外去抄底,但抄底了才发现,自己还不能大张旗鼓地宣传,一旦宣传,就会砸了海外的品牌。
义乌一位很知名的商人在2009年收购了一家法国高端饰品品牌,手续完成后,原本准备开一个盛大的新闻发布会,但海外合作对象提醒他,如果法国品牌沾上义乌血统,可能会影响该品牌形象。这位张姓商人始终不愿意透露收购的品牌。“由于义乌的整体层次上不去,收购了国际品牌还不敢张扬,就像父亲不敢认儿子一样,对任何一个父亲来说都无比难堪。”他的合作伙伴表示,从此以后,张老板开始重金在海外挖人才。
在温渝商李代富说,作为药品器械生产厂家,金融危机之前,温州有80多家和他类似的企业,现在还剩下15家左右。大量企业在金融危机中倒闭。一些“个头”较大的,因为没有进行技术创新,现在沦为我们的配套厂家,或者是基础产品的代工厂家。
在温州的商贸领域,这样的情况也在上演。比如红酒,海关统计,全国一成的洋红酒从温州进关。在温州做红酒贸易的王政5年前在温州市区租门面做酒庄。“那时装修花了近10万元,同行都笑我是傻子。”结果开张后生意比别人都好。但金融危机后,利润降了一大截。一些外贸商出口后对方没钱付款,用红酒做抵扣,“几乎是一夜之间,温州做红酒生意的从几十家增加到上千家。”王政说,对金融危机恐惧,导致大家都想快点回笼资金,于是倒回来的红酒不断杀价,毛利率由原来的五成下降到三成左右。
此外,作为温州制造业的传统强项,制鞋业也面临着来自全国的冲击。在温州生产鞋机的李军先生透露,一些鞋厂老板表示,最近江西、安徽的销售商都不在温州进货了,而是转道河南、山西等地。“那边土地便宜,人力成本更低,温州这边优势全无。”一方面国际市场疲软,一方面来自国内的压力。“如果不升级,我们就和自己的‘儿子’、‘孙子’乃至‘兄弟’在一口锅里抢食,为什么我们不做厨师?”林绍银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