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尽管赔偿问题并未谈妥，赔付尚未完全执行，但山西省政府已于新年1月5日在京举办新闻通气会，宣布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这一局，温州煤老板几乎完败。
2009年，对浙商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
俄罗斯切尔基佐沃大市场的查封让浙商损失惨重；迪拜危机套走浙商30亿；而山西煤炭重组，500亿浙江资本深陷其中，损失超过150亿。
一年之内数次投资“折翼”，犹如巨石投进静止的河塘，激起反思的涟漪。
一次最高调的抗争经历
回首2009年，山西煤矿重组的报道，本报持续跟踪报道。
自去年5月山西省出台《山西省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本报便已开始关注在晋浙籍煤老板。
5月起，一场争夺煤矿所有权的“暗战”拉开帷幕：山西省政府国有矿企联盟V.S私人煤老板。结局未出意料，过程却赢得了国内外广泛关注。
10月起，记者辗转山西各地，多方调查采访神秘的“煤老板”。
这些在世人眼中成为暴发户代名词的“煤老板”，其实并非个个穿金戴银、穷奢极欲。浙籍煤老板中，很多都是上世纪80年代进晋的平阳、苍南井巷工人，只是机缘巧合加个人努力，拥有亿万资产。煤炭重组过程中，国内知名的经济学者都提出重组需“过程正义”，呼吁“煤老板的产权也应得到保护”，但仍不能阻止“煤老板”成为历史名词。
10月14日，本报推出了三个版的《温商深陷煤矿变局》。
11月9日，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下属的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起草了一份建议书，同时发向全国人大、国务院、山西省人大、山西省政府。建议书认为山西省就煤矿重组出台的部分文件，在合法性、合理性上可能存在严重问题。建议全国人大、国务院以及山西省人大对上述文件依法进行必要审查。
他们还向山西省政府等机构发出邀请，希望他们参加在杭州举行的“地方产业政策延续性与企业投资信心”研讨会。
11月18日，研讨会在杭州幽静的三台山庄如期举行，数十名知名财经、法律界人士、全国数十家主流媒体、一直不愿露脸的浙籍煤老板都齐聚一堂。唯一的缺憾是主要嘉宾、山西省政府代表并未赴约。
会后，全国几十家主要媒体都进行了报道，本报就研讨内容进行了三版追踪。
至此，浙商最热烈高调的抗争，在山西省政府的沉默中结尾。
今年1月5日，山西省政府在北京举行新闻通气会，在最为关键的赔偿问题并未解决的情况下，匆匆宣布了“胜利”。
追寻浙商的新足迹
所幸，浙商始终在逆境中越磨砺越坚韧。
乐观者如温州煤老板谢有富，虽然几千万的家产投到了山西煤矿，但依然坚称“不管山西那边事情如何发展，我都要坚持下去”，还饶有兴致地于2009年的最后一天选择和朋友去爬山，寓意“步步高”。
正是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才有了浙江今天的富裕和繁荣，并奠定了浙商在当今中国商帮中的领袖地位。也正是这种精神，让浙商在面对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之际，虽然遭受巨大损失，但能迅速地认识到自身的问题和缺陷，积极寻求转型。
而放眼全球，我们看到，尽管面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浙江商人依然屹立潮头，逆势而上，和当地生态“和谐共生”，在危机中寻得了高速发展的契机，在激烈的竞争中，占得先机。
新年伊始，本报将关注在世界各地的浙江商人，为广大读者分享他们曲折的创业经历、精彩的人生故事，以及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挫折、醒悟、教训和成就。
成也“炒”，败也“炒”
“战斗”已然落幕，再去争论其中细节，已无意义，但由此引发的议论和反思，开始在浙商中间绵延激荡，他们需要寻找可持续的投资模式。
在人们的印象中，浙商秉承浙江人低调务实的性情，专注“实业”。但近年来，浙商，尤其是温商成了嗅觉灵敏的游资团队，到处炒房、炒煤、炒国企，炒小水电站，最后漂洋过海，到迪拜炒楼，以至于外界评价浙商是“逐水草而居”、“炒”字当头的“游牧资本”。
几百年前，蒙古骑兵靠武力一度横扫欧亚大陆，帝国版图空前绝后，可最终不得人心，留给成吉思汗子孙的，只有中亚一隅。正当浙江人带着游资四处攻城略地，一场几十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便让他们在国内外屡失城池，损失高达数百亿。面临迪拜债务危机后的损失，阿联酋温州商会会长、亚洲商务卫视董事长王伟胜称，“我们需要反思”。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也表示，只要一说起温州人，总是“炒”字当头，从“炒房团”到“炒煤团”，连前段时间大蒜价格飞涨，都有报道称温州资本在背后炒作，“到了该反省的时候了。”
国内市场经济体制在不断走向规范与完善，长期游离于政策法规边缘，终非投资的长久之策；而在海外市场，浙商在变幻莫测的商业风险与国外完备的法制体系面前弱不禁风。
更为关键的是，不可持续的投资模式和当地自然、社会生态龃龉丛生。时间愈长，引发当地社会反感和排斥反而愈甚。温州资本退出山西煤矿业就是典型。
或许浙商精神中，需要增加“和”的精神，一种和地方环境和谐共生的精神，如此，投资经商方能持续、长久赢利。
这便是古人所说的“和气生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