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民营企业家没有承接优质基因



  如果说清末民国的一流企业家是张謇、卢作孚等人,现在的一流企业家则是牟其中、任正非、王石、马云等人,高下立判。如果说当时胡雪岩、辜鸿铭等人与左宗棠、张之洞合作既想获得政治靠山,又想获得商业维新同道的话,现在的企业家手捧政治选集,则是在主动寻找中国霸王之术中的阴谋论,为我所用。

  接连有清末民国时期的商人传记问世,这不是十字军朝圣,而是对中国特色的新教伦理精神的追寻。市场经济发展30年之后遭遇瓶颈,需要寻找自己的精神轨迹。

  2008年全球经济巨变影响到的是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民企,这些30年走在国企与外资夹缝中的企业,似乎一夜之间凋零过半。他们面对的不是短期困难,而是货币转型与市场急剧缩小的双重打击。中国沿海出口企业面临抉择,是转向内部市场拼死杀开一条血路,还是通过风险极大的海外并购寻找一条国际之路。

  历史何等相似。上世纪30年代,中国出现货币巨变。货币主义鼻祖弗里德曼在《货币的祸害》一书中有专节描述。20世纪30年代,白银集团在美国大选中获胜,其代表者——总统富兰克林8226;罗斯福实施了白银购买计划。太平洋彼岸的中国是彼时世界上惟一的实行银本位制的大国,美国抬高白银价格导致中国白银外流,流通货币不足造成经济紧缩,政府放弃银本位制代之以不兑现的纸币,但战争发生、财政赤字与政府信用不足,使得货币发行陷入恶性通胀,集大成者就是40年代一堆废纸的法币。

  不消说,当时百业凋敝,发展数十年的中国商业文化、商业基础毁于一旦。那不是传统商业文化的错,而是商业文化的不幸,如果中国能够获得商业伦理与安定社会秩序的护航,中国的商业社会早已发展出一套成熟的体制。

  传统企业家基因

  传统企业家与当代企业家有不同的幸运与不幸。我们很难想象,在清末战火频仍之时,为何出现信用很好的票号钱庄?

  这就是传统企业家的幸运之处,他们处于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中,虽然泥沙俱下,披尽沙砺,也有无数诚信文化之金。他们未喝过打倒一切的狼奶,行事规则遵照传统儒家与商家文化而行,倒也形成了自然商业生态,和自制的风险控制规则。

 叶檀:民营企业家没有承接优质基因

  在落后的清末,只有类似于出纳的户部,由根本不懂经济的翁同龢等官员主管,完全没有中央银行的概念,这反而给民间的金融家提供了空间,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23.75 7.95%]都是股份制民营企业。中国银行的前身清朝户部银行一开始就确立了国家银行的身份,其股份比例也是国家与私人各占50%,实权掌握在商股手中,绝无政府控股、一家说了算的事。

  真正的适合中国本土的银行家、企业家在那时大批诞生。如中行的张嘉璈既顶住了袁世凯制止银行兑现的“乱命”,又帮助民国政府维持了公债的信用,直到坚持“财政当局要拿银行当国库,我却以为银行就是银行,国库是国库”,被蒋介石强行调任铁道部长。当时这样的银行家不是一个,而是有整整一批人。当时的上市公司坚持分红,少有操纵市场坑害中小投资者之事。末代恩科状元张謇不仅是实业家、社会活动家,他对家乡的乡镇规划之科学,后世难出其右。

  对诚信文化发自内心的尊重,信仰的存在,对于个人产权的尊重、商人权利的释放,对家国的责任感,所有这一切传统使传统企业家与市场规则形成良性合力,商人自治组织结构严密,执行力之强,令人叹为观止。缺乏商业伦理,瑞蚨祥、同仁堂等百年老店不会诞生。现在却是形在神失,亟需凝聚。

  传统企业家最大的不幸在于,缺乏安全的社会环境,不是产权不安全,而是战争频发、民不聊生,缺乏起码的社会秩序,缺乏培育商业伦理、商业文化最重要的时间沉淀期,政府不懂也不会保护民族企业,外资蚕食了本土商人的市场。

  如清末最大的茶叶出口商、最大的房地产商、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创始人徐润,看准上海1880年代的房地产热潮,却不幸遭遇中法战争,战线从越南北上一直延伸到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剑拔弩张之下,上海市道大坏,百业凋敝,房地产市场一落千丈。

  又如卢作孚,这位爱国、敬业、有才能的企业家,因为抗日战争,将全部的精力用来帮助国家共渡难关,中国的船王过早陨落。

  笔者绝不否认,中国一直存在官方干预市场的传统,最早的官督商办,从清末到民国,政府都想将大银行收归国有,1935年以后终于如愿,不料银行的信用经过十余年就丧失殆尽,以后更无放贷、投资的银行可言,出现了可怕的断层。但直到民企彻底丧失生存空间,个人拥有财产被视为罪恶之时,商人群体的整体力量一直存在。在盛宣怀、胡雪岩等官商之外,还有彻底的民间商人群体。

  当代企业家基因

  当代企业家在缺乏传统信仰与产权尊重的环境中成长,他们在呼吁政府尊重市场、尊重产权的同时,却在资本市场轻蔑地踩踏小股东的权益。

  如果说清末、民国的一流企业家是张謇、卢作孚等人,现在的一流企业家则是牟其中、任正非、王石、马云等人,高下立判。如果说当时胡雪岩、辜鸿铭等人与左宗棠、张之洞合作既想获得政治靠山,又想获得商业维新同道的话,现在的企业家手捧政治选集,则是在主动寻找中国霸王之术中的阴谋论,为我所用。

  中国不仅几十年与世界隔绝,还彻底涤荡了传统文化,无论什么样的传统全都扫光,只有一种无商、厌商文化反复回响。

  改革开放30年以来,虽然民企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他们面临国资与外资的内忧外患,在与国资的30年博弈中,民企发展史几乎是一场英勇卓绝的诺曼底登陆战,至今,民企依然没有真正登陆;而以对民企不公为代价壮大外资地盘,是对内部竞争体制的摧残。在几乎所有重化工业行业,有阻止民资之嫌的规划(不是政策)早已写就,这一在市场化改革之后再度排挤民资的过程,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再国有化”过程。虽然各级政府不断宣称民企的重要性,在解决就业、占据GDP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事实上地方政府对于国有重大项目的争夺空前激烈,和对外资500强企业的争夺交相辉映。

  2004年获罪的民间钢铁帝国建设者戴国芳,遭遇到幸灾乐祸的嘲笑,一个艰难起家的民营企业家没有得到最基本的尊重,他的投资权没有得到最基本的保障,银行单方面毁约,却让受害者进了牢房,缺乏最起码的人身安全保障,更不用提什么契约权、产权保障。

  民企极端依赖官员对于政策的自由裁量权,成为预期不明确的恐慌之源。一些民企甚至采取出让股权、引入国资的逆向改制以求自保。2004年4月10日,天津泰达集团(国企)全额认购北京万通地产(民营)增发的3.08亿股,成为万通地产的第一大股东。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说:“我们希望有这样的投资人……不仅有货币资源的优势,还应该有跟我们行业相关的土地优势。”

  如果说传统企业家基因有诚信、产权等字眼儿,那么,反商文化吞噬了一切,目前的失信泛滥正是传统基因缺失的结果,假如只是重新回补传统文化而不允许民间市场存在、做大,我们不可能重新回到重商基因。这也许需要几代人才能消毒,才能扭转。

  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商业基因

  无法找到传统文化的神髓,只好用所谓的国际规则与新教伦理,来替代本土商业精神的缺失。这是拥有悠久商业传统的国家的耻辱。

  事情并不那么悲观,中国商业精神或称财富精神仍在破土。这股商业精神在鸡毛换糖的叫卖声里,在孙大午的集资里,在刘永行的铝业里。无论这些企业家是不是红顶商人,无论这些企业家出身如何,只要拥有市场的公平竞争、产权保护、尊重所有人财产之魂,这些企业家就拥有商业精神。

  西方的新教伦理更加虚无,也更加务实,新教徒把做好世俗职业工作视为自己已被上帝预先选择获救的确证,在经济活动中工于算计,因此积累财富用于投资,形成在世俗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增加上帝荣耀的“天职观”。如此务实是为了天国的信仰,商业基因就是赚钱,埋头苦干,投资,赚取更多的利润。

  相比而言,中国的传统商业精神更加具象,有财神,有商规,有来自儒家与佛家的熏染,如穆藕初所谓,“人生在世,必须加惠于人,小则修桥铺路,施衣给药;大则富国利民,就一己之财力与地位而行之。盖钱财为善用之人而运用之,可以有利于人,地位之运用亦然。”实业救国、利国利民是主旨,与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一脉相承。如果天假时日,时局安定,有张謇、荣氏家族的前后相继,苏南恐怕早就成为全球纺织业,甚至服装业、时装业基地了。

  真正的商业基因必定是对于商业有着狂热之爱,加之诚信与勤勉,或可直接与清末民初的现代实业家精神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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