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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记者：最近浙江民营企业境外投资大手笔频频，您认为这股浙商境外投资热潮背后的动因是什么？
张汉东：近几年来，浙江境外投资一直持续快速增长，2006年浙江境外投资中方投资额达到3亿美元，2007 年为6.06亿美元，2008年为8.6亿美元，浙江境外投资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这主要是由三个原因造成。一是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地区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的时候，该地区就会进入大规模境外投资的发展阶段。而参照浙江省的情况，2004年人均GDP首次突破3000美元，2008年已经超过了 5000美元，所以浙江境外投资的热潮也随之产生。
二是由于市场要素的逼迫。去年以来，我国外贸出口在国际市场遇到了一系列的限制，出口量大幅下降，而出口商品由于国内生产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增大，导致价格上升，造成了在国际市场竞争力减弱；另一方面国内一些优势产业，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生产能力已经大大过剩，因此急需开拓国际市场，进行跨国经营。
三是国家的政策鼓励。2000年，中央确立“走出去”战略，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同时并举，相互促进。而近几年，中央又把发展经济外交作为重点，利用类似贸易、投资或者稀有原料出口等经济手段来增加实现外交目的。国家政策的倡导和扶持，也激发了浙商境外投资的热情。
观察记者：目前金融危机正席卷全球，西方国家很多大型公司因为资金链短缺面临倒闭的风险，而一些浙企正是在这个时候抢先一步、果断出击，完成了海外并购或收购，您认为现在是否迎来了一个境外投资的大好时机？
张汉东：金融危机对境外投资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在西方发达国家自身投资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很需要引进外资，特别是民间资本，而与此相关的国家政策限制也会放松，这是一个全世界对资本都很“渴”的时期，所以也是浙商境外投资的一个“良机”。
但是根据我们多年来的观察和研究，境外投资也面临着一些风险，主要是商业风险、政策风险和社会风险。
在西方国家实体经济遭到冲击的时候，企业走出去投资，可能会碰到生意伙伴破产倒闭的危险，这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所以企业出去投资时应该睁大眼睛，注意防范这些风险，进行调控。
政策风险指的是投资地政府的国有化、征收以及不合理的政策调整等政府行为。比如俄罗斯一些机构运用不正当的手段帮助外国的境外商品以较低的关税和较短的时间进入俄罗斯市场，俗称“灰色清关”，使用这种方式报关的中国商人特别是中小型浙企多次遭到俄罗斯执法部门的查抄。虽然浙商用这种方法报关不妥，但也正因为俄罗斯政府放任这种“灰色清关”的业务和机构存在，才扩大了浙商被查抄的风险。
社会风险主要是因一些社会问题而起，比如绑架、罢工、动乱等突发社会事件。比如在索马里发生的工人绑架事件，西班牙纵火烧鞋事件，还有阿富汗、伊拉克等国家的战乱治安危险。
观察记者：那么面对这些风险因素，您对浙商“走出去”有哪些具体建议？
张汉东：尽管有一些不确定因素，但我始终认为现在是一个走出去的好时机。
我有几个建议，一是提高对境外投资重要性的认识。“走出去”表面上是资本的流动，实质上却是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整合，是一种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行发展的良好模式，非常有利于企业实力的壮大和竞争力的增强。
二是要优化境外投资的政策环境。建议简化境外投资项目审批和企业核准程序，结合投融资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要严格管理，对民营企业“走出去”要进一步放开搞活；建立税收、信贷、外汇、融资、保险、信息支撑体系，为企业境外投资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是创新境外投资的方式。支持企业积极稳妥地通过收购兼并、股权置换、境外上市、重组联合等多种方式境外投资，提升浙江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层次和水平，鼓励在欧美发达国家兼并收购研发型企业，提高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
四是培育本土跨国公司。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浙江民营企业已具规模，竞争力有了显著提高，虽然与国际知名跨国公司相比仍有不少差距，但毕竟具备了国际化竞争的能力，可以择优选择一批进行重点培育和扶持，组成浙江创建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的梯队。
五是加快推进“人才强商”。加大企业人才的培养、引进和使用力度，培养和造就一支敢于探索、勇于创新、奋发图强的跨国经营企业家队伍。同时也要通过市场化运作，招揽人才，乐于借用“外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