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真实的交易：提高生活质量的通俗经济学》
第1章 买房投资买车炫耀
——人为什么要和自己做交易交易从最普通的层面上说明了人的社会性存在，农副产品市场旁边不仅有旅馆，还有早点摊，如图1-1所示。更多的人因为别人的服务而互相发生商业关系。图1-1市场外观◎股市在不成熟的年代里必然弥漫着投机气氛，而且是过度投机，从而冲淡了投资成分。●不管一个人的性格是稳还是躁，他都会对激励作出反应，只不过是反应方式不同而已。◎自我交易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人与他人之间的交易、人与亲人之间的交易、人与国家之间的交易产生影响。●如果资源无限，没人会考虑成本问题，也没人考虑利润问题。◎预算约束线对个人十分重要，它是让人作出经济方面理性反应的一条“红线”。●总的来说，在一个社会当中，替代与互补之间的界限越模糊越好。1.1股市赔钱的细账说起经济学，人们一般会认为它是属于有学问人懂的东西。其实，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尤其是由于社会对经济学知识的需求大增，通俗表达就成了一个趋势。因此，它的原理性表现在日常生活细节中随处可见。比如，一家人到餐馆吃饭，只要不是提前订好了餐馆，大多会商量一下去湘菜馆还是川菜馆，吃涮火锅还吃炒菜。此类情况不一而足，即便是某个人决定请客，在正式发出邀请之前，也会作出如上选择。这类情况在经济学里称作“人常常面临取舍”，它是经济学里既简单又重要的原理之一。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时不时也会用“成本”一词表达自己取舍的结果。比如，你要到同一城市的某个地点与一位普通的朋友见面，坐公交去比打出租车去肯定会省一些钱。或许你会说“坐公交成本低”。成本还不只表现在花3元钱坐公交，或者花22元钱打车方面。更多的是无形的取舍，即除了花钱之外，还有“抉择成本”要计算——去湘菜馆的成本是放弃去川菜馆。同样，我手头的钱有限（比如300元），急需支付水电气等费用（大约200多元），那么我就要放弃买一套休闲服（恰好也是200多元）的打算，尽管我对后者想了很久。水电气费用与休闲服的价格在此时互为成本，这样的成本，说的是“机会”状态下的事情。本来，我在手头比较宽松的时候，可以买休闲服，但是一拖沓，到了水电气费用要交的时候，就失去宽松时的那个“机会”。机会成本往往不是用钱的数量来表示的。因此，它的取舍特性最为明显，即取舍本身就是机会成本的确定过程。比如，潇洒英俊的单身男士张先生同时喜欢李女士与王女士，但最后他只能娶其中的一个。再假如王女士和李女士都相貌平常，但李女士家庭背景好一些，王女士个人气质好且工于心计。最后张先生娶了李女士，他的婚姻成本就是放弃王女士。机会成本在特定的时间内，其取舍性更强。比如，一个要从北京到天津参加商务会议的高级白领，往往要在20分钟内作出取舍：是乘京津城际高铁去，还是自驾商务车去。在这20分钟内，他能参考的信息也只有两条：一是赶上某班城际高铁的可能性；二是从他公司出来，到京津高速公路入口处的这段路况（堵不堵）。对于我这样的自由撰稿人来说，机会成本更为重要。一方面，在自由撰稿人这个身份下，我是个经济学者，能写通俗的经济学读本（如本书）；另一方面，我对历史感兴趣、有研究，能写通俗历史读本（如出过几本该方面的书，而且有的市场反应不错）。但是，在限定的时间，我只能写一样，而不可能“双手提笔”，一边写历史书，一边写经济学的书。更严格的限制是，必须拿出专门的时间来完成已签订合同的书稿。作出的取舍是：写手头这本通俗经济学读本，就不能写历史方面的书，尽管这本书里面会涉及历史。简单地说，写这本书的成本，就是放弃写一本历史方面的书。人们常常指责爱占小便宜的人，说他“人心不足，蛇欲吞象”。这个说法很夸大。即便蛇要吞老鼠，也是有限的，正像你的某位有酒量的朋友喝到3扎啤酒，再也喝不下去了一样。你酒量小，1扎啤酒就够了，那么在经济学家看来，1扎啤酒就是你饮酒的“边际量”。在参加朋友的饭局时，你肯定会考虑自己的这个“边际量”。你的那位朋友酒量大，3扎啤酒才够。那么，3扎就是他要考虑的“边际量”。亲友相聚，下饭馆时点菜口味各不同。不同的口味之所以表现出来，是因为菜谱上的菜名（或许还有实物图片）对点菜的人进行了“刺激”，或者说是“激励”。而点菜的人会对激励作出反应，权衡价格之后，再决定点与不点。经济学家把点菜这类反应，也视为一大原理，叫做“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当然，激励不只是在吃喝方面有作用，在任何交易中都有效。比如，股市之所以有“涨疯了”的情况，出现“连傻子都能赚钱”的机会，那是因为更多的人愿意对激励作出反应，并且也确实反应了。听说下波还涨，就有人往里砸钱。“听说”叫激励，“砸钱”叫反应。对于我来说，同样会积极地对激励作出反应。比如，编辑对书稿的某部分或某个细节提出修改意见，我就得马上查阅他所指的内容，并及时进行删节或添加，或者进行结构调整，有的章节内容要分散到别的章节中去，有的要组成新的一章。如此，这本书才能较为满意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编辑给我的意见叫“激励”，我的修改过程叫“反应”。相对于写书这样“比较专业化”的行为而言，股市的激励反应很普遍。但是，其取舍性往往容易被忽略。举个例子来说，被股市套牢的高薪小资何先生在作出投资股市20万元的决定之前，他已经放弃和朋友合伙开一家特色餐馆的投资计划，因为他认为股市赚钱远比餐馆来得容易。不过现在呢，他的股票投资赔得还剩8万元，以20万元一股开餐馆的朋友却每股赚了5万元。算起来，何先生会产生一系列的机会成本，这个系列至少由3个阶梯组成：（1）12万元，就是他在股市亏的实际数额。（2）在12万元实亏的基础上再加上放弃投资餐馆可能的每股5万元的获利，等于17万元。（3）按俗话说的“一块赚头儿不进账，等于赔两块”的计算方法，12万元亏损应当加倍，即亏了24万元。亏24万元的计算是成立的，因为股市在不成熟的年代里必然弥漫着投机气氛，而且是过度投机，从而冲淡了投资成分。过度的投机就是赌博，而赌博的心理更使成本计算复杂起来。比如，何先生在24万元的亏损计算上，仍然可以加计第二项里的5万元，这样，他就认为自己的亏损达到了29万元。长话短说，张先生与何先生这两个例子说明了“个人取舍即自我交易”这样一个逻辑的存在。这个逻辑也说明十大经济原理的前两项实际上可合并为一项。1.2二者必居其一的抉择张先生在考虑与李女士或王女士结婚的过程中，常会出现一些微小的调整，比如，他在双休日只有总共10个小时的休闲时间，若想多和王女士在一起3小时（解释不可能与其结婚的理由），那么他就得告诉李女士：“我们必须共同牺牲我的这3个小时，来为我们未来的幸福打基础，否则王女士会给我们带来麻烦。”这项选择对于张先生与李女士来说，都是自我交易行为。更重要的是，王女士的反应对张先生也是一种激励，并且可分为正负两个方面：负激励是王给张李的婚姻制造麻烦，正激励是王祝福张李的婚姻和谐美满。股市的变动对何先生的激励再明显不过了！他随时会产生自我交易的想法：壮士断臂，拿着8万元“血本”出来再寻别的行当投资，比方开一家规模较小的面馆；或者说破釜沉舟，甚至在有8万元的基础上可能去亲朋好友那里借钱，再投30万元。不管一个人的性格是稳还是躁，他都会对激励作出反应，只不过是反应方式不同而已。同时，对激励的反应，也是思维训练过程或者说信息利用过程，比如何先生股市赔钱的几种算账方法，还有他是否净手、是否再“砸”30万元的考虑。类似的问题还有汽车安全带的强制使用。有了它，驾驶员的生命安全系数提高了，车速也就普遍高了，结果呢？车祸死亡的人数比使用它之前确实减少了，同时车祸发生的概率也增大了。简而言之，“人们面临取舍”的经济学原理是十大原理中最有用的一条，因为它的逻辑内含是“个体取舍即自我交易”。自我交易是一项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但它又是非常重要的，“男人没主意受一辈子穷”，这句话将自我交易与终生财富的积累联系起来。另一种情况是，一个人要是自我交易的频率过高又愿意引人注意，就很容易受到外界的批评，说他“没准谱子”。中国的俗语“易涨易落山涧水，易反易覆小人心”，在通俗经济学那里，就反应为自我交易过度频繁。由此可见，自我交易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的整体交易存在有机联系，或者说自我交易很容易与社会生活产生联系。1.3救市背后的经济学道理自我交易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人与他人之间的交易、人与亲人之间的交易、人与国家之间的交易产生影响。网络舆论影响人与国家之间的交易是个最时尚的例子。比如，在股市大跌的时候，何先生以及与他有同样遭遇的股民“气势汹汹”地要求国家救市，经济学家们则大多反对救市的群众意见，坚称国家不是“救世（市）主”。但是，当股市跌到何先生等人心理无法承受的时候，国家还是采取了某些拯救措施，比如调低印花税。尽管这些措施远未达到何先生等人所希望的程度，但毕竟是国家发出了积极的信号。随着刺激经济计划的实施，数以万亿计的资金投向市场，其中一部分流向了股市。于是，股市上涨了，上证A股到3000点时，比最低的1800点上涨了67%。国家为什么会救市呢?原因很简单，经济学的道理告诉我们：国家要逆对市场风向，逆对市场风向会改善市场交易环境，能让交易持续下去，而不是“砂锅子砸蒜，一锤子买卖”。类似的救市行为，经常会发生，它们的表现形式是国家储备物资的增加或减少。比如，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大幅下降，国家就要大量收购猪肉，以免养猪的农户或场主一怒之下不养猪了，人民生活质量就下降了；相反，市场的猪肉价格一旦涨高了，国家就要向市场投放相当批量的储备猪肉，让猪肉价格降下来，以免过高的猪肉价格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经济学家坚信这样的操作是正确的，称为“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也是经济学的重要原理之一。只不过，平常人们在对救市（股市）与否发表意见时，很少能联想到猪肉价格问题罢了。这个重要的原理同样告诉人们，国家与公众的主动交易会时常发生。而且，它不只涉及股市、肉价这类的纯经济问题，还会涉及社会问题。事实也告诉人们：国家主动与公众进行交易，是获得双赢的重要且有益的取舍行为。在社会问题方面，最著名的案例是1999年美国一个州的检察官对全国几家主要烟草公司提起诉讼，结果迫使烟草公司向烟民赔偿2460亿美元的款项。检方能拿到关键证据是因为一位在烟草行业服务多年且有30万元年薪的杰弗里·甘维德经过反复权衡之后，愿意向检方作证，举报烟草公司向国会隐瞒了吸烟使人上瘾的实验结果。在此之前，甘维德就举报与否、实名与否进行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他决定宁可冒失去年薪30万元职务并失业的风险去举报。对于他勇敢的抉择，一位企业家坦率地说：“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雇员不会因揭所服务的公司疮疤而感到不安。可问题是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对于甘维德的抉择来讲，他虽未获得目前的利润，但却赢得美国烟民乃至司法界的尊重；对于国家与公众，他们的交易由此而成功：国家因司法公正获得了公众的认同，至少是烟民们的认同；烟民们获得相应的赔偿，得到现实的经济利益。这个例子之所以经典，并不是因为烟草公司那样的商业寡头们受到了惩罚，而在于国家需要个人交易在实现自己效用的同时为社会带来福利。2009年下半年发生的“阎爷爷砸车的故事”性质也是如此。从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阎爷爷专砸违章车辆，是因为有车屡闯他健身的小公园而威胁到他的安全。也就是说，砸车虽然会被法律处罚，但总比被违章车辆撞死要好。第二，阎爷爷砸车成为一个“公益事件”，得到许多人的喝彩。这种喝彩正像我们以上模拟案例中所说的何先生“气势汹汹”一样，作为一种信息会使国家对车辆违章行为进行严厉的处罚，特别是对闯红灯行为将有更细的惩罚-爱华网-性规定。“阎爷爷砸车”借助网络表达，给全民带来了巨大的福利。新浪网的民意调查表明：40万答卷者中有78%的人支持“阎爷爷砸车”。无论甘维德的勇敢举报，还是阎爷爷的愤怒砸车，他们都没得到直接的经济利益。而同样的一些案例，则表明举报人得到了不菲的奖励。它表明个人自我交易关联个人与国家的交易。比如美国辉瑞制药公司夸大药物治疗范围，被6位知情人举报，司法部处以23亿美元的巨额罚金，其中有1.2亿美元用于奖励6名举报人。也就是说，每个举报人可获2000万美元的奖励。6位举报人中，有5位是辉瑞公司职工，一人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医生。
|!---page split---|
《辉瑞被罚23亿美元续：6举报人分享1.2亿美元罚金》，中国广播网，2009年9月5日。美国有关的州政府也希望从联邦政府收取的23亿美元的罚款中，得到一定的好处。几个州政府表示：在他们的医疗保险制度中，药品是州政府用税收来支付的；辉瑞不正当的宣传，使病人多花了钱，就等于州政府超额承担，因此，分享巨额罚款，可以补充医疗保险资金。据悉，堪萨斯州已经得到了600万美元的分配款。一个州政府得到的好处还不如一个举报人多，确实有趣。但它无疑给举报人带来了巨大的鼓励。中国在奖励举报方面才刚刚开始。比如，2009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举报规定进行了修改，明确给举报人以金钱奖励。金钱-爱华网-奖励取代了原来的精神奖励。该规定第58条称：“人民检察院根据举报追回赃款的，应当在举报所涉事实追缴赃款的10%以内发放奖金。每案奖金额一般不超过10万元。举报人有重大贡献的，经省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可以在10万元以上给予奖励，数额不超过20万元。有特别重大贡献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以上数额的限制。”对照美国司法部对辉瑞的处罚案例，中国的奖励规定似乎与他们有点巧合：奖励额度在10%以内——1.2亿美元的奖励与23亿美元的处罚，比例为5.2%。美国是一个比较爱使用举报奖励方式的国家，大有中国兵法格言“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意味。比如，联邦政府在2006年下半年增设了一个网上举报奖项，用来打击雇佣非法移民的业主。不过，该奖项不过区区200万美元。靠举报挣取额外收入的人们甚至抱怨联邦国土安全部，说它每年经费300多亿美元，而给网上举报者的奖励“不过是九牛一毛”。更为有趣的是，2002年美国在阿富汗悬赏捉拿本·拉登，奖金额高达2500万美元，这个单项是移民局打击雇佣非法移民专项的12.5倍。然而，2500万美元的重奖没换来任何有用的信息，本·拉登仍然如鱼在海。2500万美元对阿富汗人来说，真算是天文数字了，因为1美元合4726阿富汗尼。2500万美元折合成118150000000阿富汗尼。阿富汗山村的老百姓，对2500万美元是多少钱失去了概念。美国中央司令部弗兰克斯将军问一位村民：“你得了2500万美元会干什么？”后者竟然说：“我想，这些钱足够我9个孩子花一年的。”真是个不大不小的笑话！于是，美军决定用阿富汗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作为奖金，其中最实惠的一项就是给一群羊。还有，给小额的阿富汗尼或帮助打井。
《2500万悬赏无效，美国政府欲用羊只奖励举报拉登者》，中国新闻网，2002年3月14日。1.4把我卖了吧人们为什么要选择自我交易呢？为什么自我交易最终可用“成本”概念解释呢？很简单：人的愿望与所拥有的资源之间，存在着永远无法拉近的差距！如果资源无限，没人会考虑成本问题，也没人考虑利润问题。假如在1.1节中涉及的张先生可以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那样，拔根毛儿、一吹气儿就能拷贝出一个小孙猴儿来，他断然不会在李女士与王女士之间做两者必居其一的抉择，更不用非安排出专门的3小时换取王女士的宽容或祝福。假如何先生有无数的金钱，不用担心12万元的损失，那么，他不仅可有资金往股市里继续投30万元，还可以在朋友合伙的特色餐馆里投资。正如那位赞赏甘维德先生的企业家所说“可问题是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愿望与资源被一条叫做“预算约束线”的东西给分开了。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又出现了“替代”与“互补”那样极其重要的概念。人受到资源条件的约束，往往要将自身当做资源来使用。比如，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买妻风俗”，就是如此。1817年，英国的一个卖妻者将卖妻所得的钱，给此时已为他人之妻的前妻，买了羊肉和篮子。
《“把我卖了吧”》，《读书》杂志，2001年第10期，作者刘培锋。有时，买主和卖主表面的交易关系，基于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卖主的妻子与买主是情人关系，且已有过两情相悦的性行为。卖主为了体面，在公开场合卖掉妻子，以示“市场出清”；买主得到了情妇，可即日起合法地生活在一起。有时，买主和卖主表面的交易关系，又基于另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卖主夫妻之间的感情破裂，买主则是自己的娘家人，把她买回去，好让她早日脱离不幸的婚姻。无论如何，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妇女主动愿意被卖掉的。“把我卖了吧！”这是寻求新生活的开始。一场交易，带来一个新的生活模式。正如社会学学者们所说：“这一时期（18、19世纪）英国的卖妻与其说是对女性的奴役，毋宁说是对女子爱情选择的一种让步，体现了当时下层妇女婚姻生活的一种进步。”谁让步了？不仅仅是那些要求“把我卖了吧！”的妇女的丈夫，而且是国家。国家对此种现象提供了相当妥当的制度安排：第一，卖妻不得私下交易，必须在公开市场上进行；第二，正式进入交易之前，先在市场上公告（以便让真正的买主有所准备）；第三，被卖的妻子套上绳子，由丈夫牵着，以示一种薄惩（把她当牲口一样卖掉）；第四，交易时，要有中间人（相当于本书4.3节所说的“筋筋”）参与才能进行；第五，交接仪式要郑重其事，特殊情况下还要立字据，双方签字盖章；第六，卖妻一方向买妻一方收取价款。收取价款，是人们能理解的事情。何以“特殊情况”下要签字盖章呢？那是被卖妇女所要的尊严，如一位被卖的妇女，他的情夫叫邓恩，在顺利完成被卖交易并拿到契约后，她说：“白纸黑字的契约证明我将和邓恩结婚，我不愿人们说我过着一种通奸的生活。”1.5请客是件不容易的事先说预算约束线问题。最典型的是希特勒“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口号，他希望把德国尽可能多的资源用于武器生产，而没必要往人民生活方面追加投资。具体到个人案例，假如我们前面所说的王女士手头目前只有100块钱，要请两位女友（而不是分手前的张先生）小吃一顿，又要买一件便宜得体的半袖上衣，那么她一定要好好进行一番自我交易。可能的情况是先请两位女友吃一顿，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每人消费不能超过20块钱啊！”剩下的40多块钱才能用作选半袖上衣的开支。假如她一定要把两件事同时安排好，则要先买降价但不一定劣质的半袖上衣，挤出更多的一部分钱来请客，才不至于使小小的饭局出现尴尬。极端的情况是“要饭局不要半袖上衣”或“要半袖上衣不要饭局”。预算约束线对个人十分重要，它是让人作出经济方面理性反应的一条“红线”。中国俗语讲“省囤尖莫省囤底”、“常在有时思无时，莫到无时思有时”的那些状况，就是这条线在起作用。预算约束线对国家也非常重要，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它只能生产出有限的产品。比如钢铁资源要在铺铁路、盖楼房、造汽车之间进行合理分布，否则总有一项会受到削弱。除非国家提高技术水平，比如生产出既轻又坚的铁轨或大量进口，才能使三方面的状况变好。相关的问题又来了，技术水平的提高与进口的增大都会导致就业率降低。在一段时间后，经济问题转化成了社会问题。经济学是门很庸俗的学问，它永远要面对没完没了的社会问题。为了对付没完没了的社会问题，经济学家发明了“替代”与“互补”这样一对概念。“替代”的全称是“替代商品”，比如大米和面粉、茶叶和咖啡之类。你消费其中的一种，就会放弃另一种。吃米饭，就会放弃吃馒头；而喝茶呢，也就不喝咖啡了。问题确乎如此，一顿菜肴不错的午餐主食有米饭和馒头，如果一个人吃一小碗米饭的同时又吃了一个馒头，那他就等于放弃了单吃两小碗米饭或单吃两个馒头作为主食的选择。但是，“替代商品”这个概念并不能全面地描述出自我交易的本质，因为它只注重同质商品。于是，我们把它简化为“替代”，所产生的效用就大多了。对于王女士来说，半袖上衣与饭局上的菜肴也是存在替代关系的：少吃菜或吃较便宜的，就意味着可以买贵一点的半袖上衣；同样呢，半袖上衣便宜了一些，饭局上就能吃得好一点。第三个比较重要的概念是“互补”，它是“互补商品”一词的简化。与替代不同的是，互补注重不同性质商品之间的关系，而不像馒头和米饭的关系。镜框和镜片、汽车和轮胎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是“缺了谁都不行”的关系。不过，在更多的情况下，人们更倾向于“离了谁，地球照样转”的抉择方式，于是，替代和互补的关系就复杂起来，界限也更加模糊。比如，前面提到的张先生选择结婚对象的例子，李女士与王女士确实是替代关系，但是，一旦张李的婚后生活并不顺利，感情出现危机，王女士很有可能被张先生选择为婚姻的互补关系。两人的婚外情不见得导致张李离婚，但很有可能李女士在宽容张先生重温旧情行为的同时，自己也去寻找婚姻的互补关系。广义交易关系注重互补，因此，两大地域的合作如香港与广州、北京与天津，其主导性的关系是“互补大于替代，合作大于竞争”。公司职员们之间的关系虽然也是竞争性的，但是，互补性质更重要。质而论之，交易的本质就是世界互补性的表现。至于常常处于自我交易状态的个人，只要“这个人”有主体意识，那么，他（她）不难发现：替代与互补两种经济行为在自我交易中是常常发生，又常常是同一预算约束线下的事情，比如说买房与买车的关系。1.6“70后”的炫耀有意思在结束了对张何两位先生、李王两位女士4位理性人的自我交易行为分析后，我们不妨注意一下一对“70后”夫妇的经济行为。这对“70后”夫妇是生活在三线城市的中产人士，夫妻二人每月共收入6000元，有一个上小学的女儿。房子呢，是男方父母的老宅子，两间旧平房。汽车嘛，还没有，正打算买。碰巧的是，男方老宅要拆迁，开发公司让他选择是要40万元补偿款还是要一套150平方米带电梯的居民楼。要是选择后者，按优惠价来说，还得交12.5万元的差价。夫妻二人商量，他们买一部15万元办全各种手续的汽车，这个档次的车在三线城市足以显示小资阶层的身份。至于房子嘛，在近郊买一栋220平方米的独立小别墅，最低首付15万元。这样决策后，节约了10万元现金，加上夫妻二人十几万元的积蓄，日子可谓无忧无虑。不过，如前面的何先生一样，这对“70后”夫妻发财心切，把平日积蓄的十几万元外加从父母那里“借来”的几万元，共20万元全投到股市上了。因此，夫妇二人得备下10万元，防备父母有病急用。但是，他们的亲戚开始议论，诸如“不该买汽车，不如将买车的钱全投到房子上”，“不如多交首付，贷款少，支付利息也少”，等等。这对“70后”夫妻对亲戚的意见不以为然，他们的理念是：炫耀——买车付了全款，“70后”一代人已经习惯如此；投资——买房，虽然说是最低首付，但他们有年龄资本在，根本不用担心还不起房贷。进一步说，如果买房是零首付，他们很有可能购置一部更高等级的私家车。炫耀但不是过分张扬，恰是一种人性表现！在这对“70后”夫妇合为一体的决策中，自我交易过程中“替代与互补”全然混合在一起：其一，提高一倍的首付，可能对买车形成替代作用，但是买房可贷款改变预算约束线，买车与购房形成了互补关系。其二，一般情况下，投资和消费是替代关系。一个家庭用于消费方面（如每年的旅游支出）越多，投资（如购房的付款比例）就越小。相对于汽车来说，住房集投资与消费于一体的效用更明显。10年之后，汽车因总体降价与本身折旧而失去大部分财产价值，住房则因人们对居住条件改善的要求而不断涨价。房地产开发商没有向买房者揭示房地产市场的长期趋势，但那确实是他们不想降价的原因所在。其三，家庭会对社会产生更多的替代行为。比如，这对“70后”夫妇开私家车去旅游，不再乘坐火车或旅游大巴，他们的私家车就对火车或大巴运输-爱华网-产生了替代。对于运输经济一直不算发达的社会来说，私家汽车的存在是公共运力的互补。旅游大巴不会穿越道路不明的沙漠，私家车的拥有者则视这样的穿越为很好的体验。总的来说，一个社会当中，替代与互补之间的界限越模糊越好。它们的界限越模糊，公众的生活质量就越有可能提高，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也就越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