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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的时间，地方国企或央企都提及过这样的方式，引进多元化的股东，通过股权多元化来让董事会发挥董事会应当发挥的正常的作用，让企业本身的行为更加市场化，受到市场的约束或按照市场的规则来进行。这个想法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还是没有明文的规定，也没有明确的提法，在部分国有企业的部分业务板块中有所尝试，但没有见到大规模的推进。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重点，一是放开市场，二是通过市场化机制来管理企业。前者是解决市场准入的问题。明确以前国企垄断的行业如铁路、电信等可以引入民营资本；后者解决企业的体制机制问题，以提升企业经营效率，这是一个很好的改革方向。制度设计上是希望能够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厉以宁先生前不久提及，国家不需要百分之百地控制企业的股权，只需要具有相对控制地位就可以，这样可以在让董事会发挥市场化的作用的同时，国家通过对资本的控制来获得在重要领域更大的影响力。放权能更好地让企业按照市场规则运作，放权以后的企业效率能够得到提升。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与影响面也可以更广泛，更灵活。这里的“放”与“控”其实是可以统一的。
然而，这项改革设计能否成功将取决于一个基本假设，就是董事会能否更像一个市场化的董事会。通过董事会的机制去管理一个企业，真正影响到企业的重大战略决策以及重大人事任免等，这个假设能否成立？当它引入更多的股东之后，股权多元化能否真正以市场化的方式来决定企业的重大战略决策，能否真正影响到企业里核心高管的任免，这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这就涉及改革中最核心的问题，即央企或大型地方国企的干部任免，还是属于政治性的组织任免，核心领导干部还是走的中组部任免途径。目前的企业去行政化尝试，基本还是停留在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层面。在大型国有企业任职的核心高管按照目前的组织体系，比如央企一把手们的任命，到目前都没有提及他们的任命可以不通过中组部来任免。核心国有企业的核心领导岗位的市场化改革，如果组织部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核心领导的管理不可放开，而又需要保障企业核心领导们是真正有市场经验的人员，唯有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就是改革组织部选择任命的标准，即使是组织部进行任命，其选聘核心企业领导干部的要求和市场化选择的要求保持一致的，这是在现行体制下能够变通的一个办法。如果这点不能改变，董事会对企业能够产生的市场化影响依旧有限。
现在不管是地方国企还是央企，借着深化改革的东风，应该都会去尝试混合所有制经济。其中，上海成了改革的先锋。2013年12月17日，上海正式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即“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在系列政策的推动下，不论是在国务院国资委层面还是在上海国资层面，都会陆续有所行动。其他地方国资也会跟进。
引入战略投资人，通过股权多元化形成混合制经济可以在国有企业的集团层面或者是各业务板块层面进行。尤其是在各业务板块层面，更容易突破体制机制的约束，充分地发挥混合制经济的优势。此时，集团可以通过管理资产的方式，从资源分配的角度来管理下属各业务板块。这样的尝试，在部分管理创新实践比较领先的国有企业已经开始实行。
现在混合所有制发展较好的都是思想上比较活跃的国有企业，现代管理制度探索比较早的企业，如华润、招商局集团等，这和每个企业领导对现代管理制度的追求有关系。
总之，发展混合所有制，一是要解决市场准入的问题，原来国有垄断的，其他体制的经济实体可以进入，二是打破体制机制约束的问题。希望通过股权多元化，使董事会发挥市场化的作用。但改革的关键还是董事会能否真正发挥作用。我们期待看到各级国资企业在深化改革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