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张鹏悠闲的转动着独脚凳。
6月30日，这位农业银行绍兴分行诸暨店口支行行长面前，摆着一组数据：去年12月底该行贷款余额6.18亿元，存款余额为5.79亿元；截至今年6月，这两项数据分别为7.3亿和7.45亿。
“金融危机，对我们这里影响不大。”他据此判断，“各类企业运营如常，并且它们的盈利能力反而更强了。”
当天，张鹏经手向浙江盾安集团、军联铜业和另外两家小企业发放总额4300余万元的贷款。
“‘识得铜，吃不穷’。店口企业都有自己的避风港。”店口镇镇长张壮雄则向本报记者感概。
截至目前，店口有5家年销售收入超10亿元、200余家500万元以上，以及上千家100万元以上的企业。去年该镇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人均纯收入2.4万元。
上述数据的背后，是电解铜从去年初的8万元/吨一度暴跌至1.8万元/吨的惨淡行情。那么，这个中国最大的铜加工基地，是如何逃避金融危机的侵蚀的？
作为浙江产业集群模式的典型代表，店口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样本。
危机下的新机会
“从春节到现在，我没有休息一天。”陈锋略显疲倦地告诉记者。
三辆集装箱车等候在万安的大门口，工人们正忙着装货。为了保证前往美国的船期，万安总经理陈锋将这批液压盘式制动器的工期提前了5天。
去年底中国汽车工业受到了金融危机的较大冲击，整个汽配产业的产值大约降低30%，但万安所受影响不大。由于它承接的中高档轿车零部件订单量大，仅盘式制动器就需要500套/日的生产量，因此春节全厂1700多名员工只休息了三天，就进入加班加点的工作状态。
陈锋并不讳言，他也曾有过睡不着的时候。去年7月份起，金融风暴传导到实体产业领域，又加上前期汇率等因素影响积累，占万安销量30%的海外业务出现下滑迹象。
同时，电解铜价格从8万元/吨一路下跌，仅在10月份就从每吨5.8万元跌到了2万元；而占汽车制造成本40%的钢材价格也大幅下跌，车用冷轧板、热轧板和镀锌板价格都下降了近四成。如果原本在高位拿货导致库存过大，这笔成本帐可真不轻松。
一位当地人士说，店口铜加工企业普遍采用“电解铜价格＋加工费”的定价模式，以销定产、订单驱动，铜价随市场波动而波动，但加工费相对固定。这种定价模式有利于生产企业降低铜价波动风险，也使得它们不能享受铜价上涨带来业绩增长的好处。
“店口生产的零部件差不多可以组装一辆整车。”店口镇副镇长徐挺对记者说，店口五金汽配企业共有2094家，彼此协作关系十分密切，依靠区域内采购、物流、生产等综合成本最低的优势，成长为以铜配件为核心的汽配产业集群。
对于陈锋来说，如何保证这个由家族企业脱胎换骨的企业平稳运营，牵扯其着股东、员工以及600多家上下游配套企业的敏感神经。
在万安内部，陈锋按照自己的节奏作出了调整。过去一年来，汽配企业生产成本至少减少了14%左右，他据此对部分产品出厂价也做出了适当变动，以维护供应链的稳定。
对于现金流的控制，陈锋也作出了新的规定。以往公司帐户上维持着6000万元/2月的现金存量，后来他调高至1.5亿-2亿元/2月的标准，并要求所有应收帐款加快回笼速度，降低内外部财务风险的发生概率。
这样的应变能力，使得金融危机之下，这里的数百家汽配企业并没有发生关门倒灶的悲剧。
今年2月，陈锋斥资数千万元，收购了安徽某地一家铸造厂70%的股份。该厂原本是万安的核心供应商，为其提供多个重要产品配件。最近，该公司已在合肥和店口购置350亩土地，预计年底前可新增2万多平方米厂房面积。
“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那些为万安等大企业配套的老板们，并没有满足于“靠点小菜下饭”的订单，他们每天都在寻找成为行业领袖的通道。
“五金配件利润太薄，我们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浙江中伟实业集团董事长陈仲伟用简单的话语，勾勒出自己的生意经：1988年入行，做一种为马达配套的小铜螺帽；1993年，转做液压制动设备配件；2000年，为汽车动力转向油泵配套；2003年，转攻无害化焚烧处理系统。
陈仲伟的每一次业务调整都获得了成功。这归功于散布全国2000多个县的1.1万店口销售大军，他们像八爪章鱼一般敏感而灵通，从市场的各个角落搜集的信息总能在第一时间反馈回店口，并迅速改变陈仲伟们的产品线。
2006年初，中伟集团获得诸暨北部6个乡镇的垃圾集中焚烧业务。该工程总投资达1.2亿元，由中伟投资，店口镇政府则以土地入股，双方分别占股51%、49%。根据协议规定，中伟以BOT的方式（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经营的一种方式）获得了25年的经营权。
如今，这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立式垃圾焚烧炉系统已投入运营，日处理垃圾150吨，受益人口26万人。二期工程已于去年6月启动，建成后日处理垃圾300吨。
陈仲伟向本报透露，仅财政转移支付的垃圾处理费就可以维持该项目日常运营，而余热和制砖等衍生项目则可产生利润。该项目原定投资回收期为7年，现在看来有可能大提前了。
值得关注的是，店口多家大企业也在高端环保产业投入了巨资。
去年，海亮集团投资2.38亿元，新上马了为海水淡化设备配套年产3万吨新型高耐蚀抗磨铜合金生产线，建成后将占海水淡化蒸馏法技术领域铜管全球市场50％以上的份额。
在店口铜王国内部，一个新的环保产业集群正呼之欲出。
砸掉“带血”的饭碗
先行者嵌入历史褶皱里的一颗小螺丝，早已促使店口在江南水乡的阡陌纵横间实现了工业革命。
过去30年间，黄铜成就了海亮、盾安、万安等龙头企业，也带动数万农民通过一爿爿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完成了洗脚上田后的财富积累与身份转变。
店口也因为完成这样的转变，付出过代价。
以前，“下在店口的雨都是酸雨，空气也经常是灰蒙蒙的”。一位当地人说。酸雨起因于店口的1326只小铜炉，这种简易的焦炭炉能够将废铜烂铁变成铜棒，再加工为各类铜配件。这是30多年来店口妇孺皆知的谋财之道。
到了2007年，当地政府决定发起一场对小铜炉的整治，明确规定将焦炭坩埚炉拆除或改成电炉、油炉。这种“自砸饭碗”行为，曾引起了一些企业的激烈抵制。
“砸掉‘带血’的饭碗，才能找到更好的饭碗。”身型粗壮却很会算账的张壮雄认为，长三角产业集群普遍面临的困境是：因为产品趋同性带来产能过剩，产品附加值低，内耗不断，并形成低端产业链路径依赖症。不破不立，政府在产业升级上不能失位。
张壮雄给相关企业算了一笔帐，“小坩埚”改“电炉”，前期投入是增加了，但产能可以扩大几倍。而且安装除尘设备，综合效益也会明显提升。
就这样，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店口人举起沉重的铁锤，将1284只小熔铸炉砸了。
“自己做的不如买的便宜”，永大冶金公司老板俞天波说，为他配套的小企业主们现在感受到了“小农经济”模式如此糟糕：一只小熔铸炉一天最多生产2吨铜棒，现在改用电炉后产能提高了6倍，而成本下降了40%。
而俞当然也是受益者，去年虽然外包业务减少了20%，但他做出了3.5亿的产值，同比增长110%。
通过“自我革命”，店口铜产业集群内部完成了再次分工：众多土法炼铜的小企业或上马标号铜棒等高新项目，或转行寻找新的商机；而大中型企业则因为产能集聚，进一步优化了综合成本。
张壮雄乐观预计，随着从国家部委到省市各级政府出台的大量扶持政策逐步到位，在金融风暴过后的短时期内，那些年产值1亿元以下的店口企业有望快速达到3亿-5亿元规模，并成铜业集群这个“大橄榄”的转型升级。
政府力量介入的边界
最近，店口镇有关部门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建一个信息交互平台，整合财政、科技、质监、工商等部门的专项拨款及“种子”资金，统筹运作“浙江省五金水暖专业商标品牌基地”、省级科技服务平台及“店口汽配”等区域品牌。
“这样做可以强化政府创新服务，提升产业集群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店口镇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邹利吉说。
面对嵌入到乡镇基层的巨大经济体，一个行政建制仅为镇级的政府，限于自身的资源调控能力，如何进行相应的配套，张壮雄时常陷入沉思。
让他欣慰的是，该镇被确定为浙江省重点城镇、绍兴诸暨市强镇扩权试点，定位为“诸北小城市”，并获得了几乎等同于县(市)级的财权、审批权、人事权。
例如，镇征收的城市维护建设税、中心镇规划区范围内的基础设施配套费等全额返还；除规定上缴部分外，市、县（市、区）留成部分80%以上留镇，土地出让金的净收益80%以上留镇等。
这使得张壮雄获得了更大的创新空间。如为了改善金融环境，促进镇辖区内9家银行机构更好的服务工业企业，该镇专门拿出50万元用于针对各家银行的奖励政策。
诸暨农村合作银行店口支行信贷员寿春燕说，企业的资金需求有时候很急，为了做到24小时内放款，该行将店口各村划分成若干个“责任区”，由7名信贷员包片联系，“贷款时，就不需要再调查企业的情况了！”她说。
工商银行诸暨支行副行长寿昶则想出了一个盘活贷款余额的妙计：将需要贷款的企业直接或间接介绍给黑龙江、辽宁等地银行的分支机构。利用这样的资源置换，该行已融资数亿元，帮助30多家中小企业解决了资金问题。
在全球价值链中，店口镇正以敏锐的市场观察力，不断重新定位自己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