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4年是中国转型之年，也是新型城镇化改革元年。在城镇化建设的大潮中，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狂热，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新城建设。实际上，新型城镇化已不是过去那种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模式，新型城镇化应该是一场高质量、高品质的城镇化。
如此，城市建设对城市管理者的要求越来越高，许多城市都面临转型升级和精细化管理的挑战。在如此背景之下，一场接着一场的“洋务运动”开始蔓延。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诸如罗兰·贝格、麦肯锡等国际大牌规划设计公司开始“入侵”中国，抢滩中国城镇化，但在城市规划大门向西开放之时，我们应该保持理性，重新思考一下“洋风东渐”后的得与失。
由于缺乏对当地文化、社会习俗的了解，“洋规划”水土不服的案例时有耳闻。并非所有的“洋规划”都能给我们带来视觉惊喜和先进的设计理念，境外规划设计事务所的良莠不齐，以及他们与中国国情、文化的隔膜，使得业界对相当一部分境外设计方案的评价都是“华而不实、不切实际”。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吴志强指出：“目前在华较为活跃的境外设计机构多数是以形态设计为主，规划研究力量相对薄弱。他们很多过于追求标新立异的空间形象塑造，往往把‘城市发展概念规划’异化成‘城市设计概念方案’，规划方案国际征集活动也成了构思和创意的采集。”
以一个城区的环境整治为例，规划设计机构在拿出方案前必须全面考虑其在城市中所处的地位、对周围城区的辐射能力、人流规律、商业中心的业态等因素，甚至商场的促销手段、面对的消费层次、购物活动规律等，还包括具体的施工手段、工艺、程序和更加复杂的市政管线等。由于缺乏对这些具体而复杂信息的了解，境外设计机构根据国外经验提出的方案很多都违背中国的国情和市民的生活习惯，可操作性差，许多都要经过国内设计单位的返工，有的甚至搁浅或流产。
尽管“洋规划”并非那么完美，为何地方政府依然愿意付出高昂成本去追逐？第一，当前多数城市的管理者多为60后甚至是70后，相比于50后工农兵出身的党政干部，这些地方官员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对西方文化更容易接受，更愿意“贪大求洋”；其次，国人对自身传统文化和遗产只有情感上的“眷恋”或“厌倦”。表现在形式上，或是仿古、袭古，如北京的大屋顶，全国风靡一时的一条街等；或是蔓延全国的盲目的拆城运动，缺少科学系统的解决方法。
这方面国外做的很好，不仅在自己的国家有杰出成绩，并且还为他国文化传统的保存而疾呼。可我们的城市建设在做什么？我们一些当地政府和发展商们一直在给各种规划设计单位下“欧陆、古典”的订单。
第三是市场问题。现在城市规划的门打开了，我们就应该想到市场的需求。如今不可能再出现一群从没驾驶过汽车的人为一个特大城市编制城市交通规划的笑话了，但我们因经济和生活水平落后而产生的概念上的贫乏，仍然需要体验过先进科技生活水平的人们来指导或教化。反之，就是我们需要吸收先进的经验和技术。洋规划的进入，本质上让我们领略了新的思想和观念。
最后，也许我们应该思考一下“洋风东渐”后我们会得到什么东西，应该不仅仅是订单被抢走后的惆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