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尽管30年过去了，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浙商的产业分布基本还是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低加工、低附加值的传统轻型制造业，这种产业结构，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初中期，曾是优势。”
史晋川说，1997年之前中国的消费结构基本上是以吃穿为主，浙江的产业结构恰好是满足了居民的这种消费结构，所以改革开放前20年，传统轻型制造业发展很快，顺德是这样，浙江也是这样。从1998年打后的10年中，居民的新增收入的大部分开支是集中在房产、汽车、电子通信、旅游、高等教育有关的这些产业领域，而主要的不是再来改善吃和穿。所以这样的一种消费结构变化，浙江的民营经济没有跟着国内消费需求的转变而转变，而是以市场调整“躲”过了产业调整，采取了一种出口的策略，利用中国加入WTO前后对外开放的新机遇，用国际市场需求来弥补国内市场需求的不足，用出口替代了内销。所以在这10年当中出口的比重迅速上升，“1997年浙江的出口占GDP的比重低于全国的水平。但是到2007年，浙江省出口占GDP的比重超过了50%。”
他认为，金融危机对劳动密集型传统行业，从事低加工度、低附加值产品的企业影响最大，顺德企业目前的情况相对较稳，这与顺德在传统产业的升级方面起步较早较快有直接关系。
对于企业的“出口转内销”，史晋川有他的看法：“我问袜子厂长，你为什么不自己研发打自己的品牌？他说我也想做品牌，但是我的广告费用刚投进去，稍微这个产品有点名气人家就开始来仿冒，这个品牌就不做下去了。所以，内需增长就没有好的基础。”他认为，扩大内需是需要企业行为，只有企业去积极地开拓国内市场，内需才会有进一步的拓展，但企业的行为是在市场环境下做出的选择，对于政府来说，在这一轮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促稳定的过程中，“不仅是四万亿的支出，更重要的还有市场秩序的规范，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
苏州、温州两种反向运动的启示
路向迥异、曾辉煌一时的两种区域发展模式———苏州模式和温州模式近来出现了明显的“合流”现象。
苏州模式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以政府主导发展乡镇企业为重要特征的苏南模式。在苏南模式遭遇困境后，苏州利用毗邻上海的优势，迅速转向引进外资和产权改革的道路。2000年至2005年间，苏州地区平均每天就有两家外资企业开业，在外资的强劲推动下苏州无论在GDP的增速还是GDP的总量方面都位居全国先列。但是，外向型经济让苏州付出了三大代价：一是民族工业日渐衰微，一些曾经辉煌的品牌消亡；二是技术外来、资本外来，生产的产品主要外销，经济对外依赖性非常强，发展前景具有不确定性；三是a虽然人均GDP在长三角地区处于前列，但人均可支配收入却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准，未体现“藏富于民”。正是基于这种反思，这几年苏州模式由外资拉动向内外资并举转化，私营个体经济迅速发展。苏州市统计局近日公布的一份分析报告称，民营工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大型企业已经成为拉动苏州工业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温州的情况却在发生与苏州相反的变化。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在近年遭遇了“产业发展难以为继，要素难以为继，环境承载难以为继”的困境，表现为产业结构演进缓慢，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经济增速趋缓。
史晋川的分析是：“温州资本虽然名声在外，但其外扩只是传统产业在空间上作了一个平面扩张，并不涉及产业、技术、产品升级和传统产业改造。”温州政府于是提出“以民引外、民外合璧”，在近向年，温州的合同外资和实际外资同比增幅在浙江省均列前茅。“温州希望通过引进外资解决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问题。外资进入温州决不是一个简单的资本问题。温州不缺资本，但外资进入的鲶鱼效应，将带来新的产业发展理念、新的资源配置理念、新的技术和市场信息，促进温州产业升级、企业技术进步以及企业组织形式的转变。”史晋川说，顺德拥有毗邻港澳的优势，在改革开放初年就深受港资企业的影响，企业在各方面的发展理念由此得益匪浅。
显然，苏州模式与温州模式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趋同态势，这都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强势主导。史晋川认为，政府如何在尊重市场的基础上顺应发展要求去推进地方经济发展，“苏温合流”现象值得好好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