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不是浙江民营企业所面对的第一次危机，对于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浙江著名民企来说，这次危机反映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上也许是波澜不惊，但在这些企业“掌门人”的内心，眼看着那些世界百年老店无可挽回地倒下，难免有商道沧桑之感。
危机中，我们学会了什么？
于是，就有了这次记者与部分著名民营企业“掌门人”的对话，希望以此了解他们眼中的危机和他们的应对之策。
记者：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有种种说法——政府监管疏失、金融创新过度、自由市场失灵……不知道企业老总们怎么看待这次危机的原因？
李如成(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我给这次危机总结了三条教训，不知道对不对。一是有人迷失了前进方向，自古以来劳动创造财富，虚拟经济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两者比例要合适；二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监管缺失，越是市场经济越要加强监管；三是企业高管在利益诱惑前丧失了应有的道德水准。所以雅戈尔有一条规矩，就是员工的工资增幅一定要高于高管的薪酬增幅。
南存辉（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我看本质原因就是一个“贪”字，华尔街太贪婪了。在任何一个领域，钱都是赚不完的，赚钱绝不是做企业的最终价值取向。
记者：那么，经历了这场危机，你们原有的一些想法是否有些改变？
李如成：来一次危机就好比给我们上一次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那次教会了我控制资产负债比，这次危机也改变了我原来的一些目标。此前，我的目标是把雅戈尔做到最大，现在想法变了，对企业来说，最大与否不是最重要的，最优、最安全才最重要。
楼忠福（广厦控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建筑行业过去签合同的时候，习惯看产值多少，而现在，我们最看重的是“利润增长”，这是这次危机给广厦在管理上带来的最大变化。现在我常跟广厦的人说，做企业，做大不如做强，做强不如长盛不衰，打造一个健康的企业内部体系，比有一个庞大的外壳来得更重要。接下去广厦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我们提出要做品牌，要逐渐改变过去卖期房的售房模式，要卖实体房，用真正的品质把广厦这个品牌做响亮。
南存辉：要做好自己擅长的行业，而不一定要选择最赚钱的行业，这是我的总结，也是我一向来所遵循的原则。这两天我在看一篇南怀瑾的文章（南存辉这时打开手上那叠他之前一直捏着的厚厚文件夹，在一叠报表中间翻出一页A4纸上打印的《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记者注）。心静很重要，这一点和我们做企业的道理是相通的，只有静下来安心做一件事，企业的生存才会持久。做事情，要清楚自己能够做什么，优势在哪里。正泰的方向就是以“电”为主线走专业化道路。有些人觉得现在正泰在做光伏产业是涉及了新领域，其实我们只不过是参与到了电力这一整条产业链当中，仍然是在做电力产业，这个基础没有变。
记者：投资经营决策灵活多样，应该说是民营企业的一大优势，但是这次危机中，一批主业很不错的企业，包括许多龙头企业都出现了一些问题，都是他们在投资上出现了资金问题影响了主业的正常运行。民营企业应该如何避免出现这样的失败？
邱建林（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战略分析很重要。不要认为哪里赚钱快，就往哪里投。前一轮翻船的许多企业，我看了一下，本来主业发展都没问题，但是做着做着他们发现，光买卖材料也可以赚钱，于是就把方向做偏了，忘记了自己本来的方向是什么。实际上，绝大多数做制造业起家的浙商，并不是做短期投资的专家，碰到敏感时期，看不清局势，来不及反应，资金链就遇到了问题。
记者：那么恒逸在那个时候有没有做投资方向上的调整？
邱建林：我们也有。在恒逸，有一个由我直接领导的投资发展部，里面6个人，有证券分析师、金融分析师、石油钢铁价格分析师，全都是硕士以上学历，这些人平时看起来也没什么事，就是看看行情，盯盯股票。给他们一笔钱做投资，我没指望他们买卖股票赚钱，而是想通过涉入这些投资领域，更深入地了解经济环境，发挥一个战略分析的作用。所以，去年我们一发现国际原料价格不对，做决策就很果断，3天就完成了经营策略的调整。前不久，我还挖了一个高参过来，为他一个人，我每年50万元投入，就是让他全世界到处跑，探听全球的经济形势。据我所知，浙商里面愿意往这些方面投钱的人并不多。
下半年经济预期如何？
记者：目前中国股市连创本轮反弹以来的新高，楼市重新热火朝天。有人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已经快速进入了复苏阶段，如何评价？
宗庆后（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我感觉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破坏性前期被有些学者讲得有些夸大了，毕竟引发这次危机的源头，是华尔街的部分资本家把流动资本拦截在了自己手里，从而影响了企业的生产运转，继而影响了就业。但是我们从基本面上看，至少目前中国经济基本上没有受到根本性的破坏；同样，对于回暖，我们也不要过于乐观。
记者：那么，从你们企业的角度感受如何呢？
李如成：今年以来，得益于扩大内需政策，雅戈尔服装销售势头较好，房地产市场又重新启动了，股权投资也是明显受益的。这一轮宏观调控，帮助我们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但也要防止造成一些新的泡沫。国家一直强调要防止大起大落，但结果往往就是大起大落，过去的经验教训值得记取。对资本市场的起起落落，雅戈尔是有准备的。
邱建林：从我自己的企业来说，我现在每天只安排两三天的库存，而过去我们一般留一个月的库存。为什么？因为我感觉现在化纤原材料的价格还有很多泡沫。
拿我们化纤企业最关注的石油价格来说，眼下全球两大交易所每天交易的石油在10亿桶以上，而全球每天消费的石油量在8400万桶左右，只占交易总量的10%，这里面影响价格的因素显然不再是供需关系，而是游资对期货市场的投机，这当中就产生了泡沫。原油去年11月曾经涨到了147美金一桶，其实超过100美金一桶就已经很危险了。
记者：也就是说，目前一些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很重要的原因是大量资金涌入的结果，而不是真正供需关系发出的信号，是吗？
宗庆后：是的，至少在我看来，目前国内的内需还没有真正打开，内需不足的真正症结尚有待解开。
我们说，美国的消费今年下降了38%，如果你还是走出口退税的路，希望靠降低生产成本获得商机，那么企业的发展将越来越困难。所以，现在国家政策很明确，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中国的内需问题，中国有13亿人口，占到全世界五分之一的市场，这块市场的潜力很大。
去年11月，中国政府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以后，继而就推出了推动消费的家电下乡和汽车消费补贴等，归纳起来就是鼓励消费。但是我们在说拉动消费时，先要看清需要拉动消费的人是谁？
前两天，我去北京参加智库论坛，有数据说百姓在银行的存款占总存款的20%，认为还可以拉动百姓很多消费，但是我说这个数字不准确，如果存款集中在那些消费空间不大的人手中，这些存款对拉动消费的意义并不大。
像我现在的生活，吃的都是素菜，也不去做什么运动，抽的都是这种15块一包的烟，我的基本生活已经满足了，你想拉动我再增加消费，很难。
但是那些生活水平刚刚起步的人，他们的消费潜力就很大。他们需要吃更好的东西，需要买更漂亮的衣服，需要买家电，需要买房子，他们才是消费的主力，但问题是他们没钱。
所以，我们要拉动消费，前提是要让劳动者有更多的钱，让他们有钱消费，敢去消费。像我们娃哈哈，员工工资是比较高的。在杭州正式工人均年收入有95000元，外来工人均也有25000元，而且提供集团宿舍和廉租房。这些保障有了，工人的余钱才敢拿出来消费，像我们这样的福利，就是在帮助国家拉动消费。
南存辉：政府的投入，我觉得最应该放到保障民生上面去，像医疗、教育、社保，这些领域是民营企业无力涉及的，也是对老百姓的生活有切实保障的。有了这些基本的保障，老百姓才会放心，把原来存在银行的钱拿出来用。
郑元豹（人民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我个人其实更希望国家应多支持农业，把农业搞好，国家就有了稳定发展的基础，农民收入提高了就会消费。我们说要拉动内需，最需要拉动的是农村，关键要把钱交到农民手里，他们才会有花钱的积极性。
民企希望从政府那里获得什么？
记者：“文化基因”和政府的“不阻止”，是浙江民营企业发展初期的良好生态因素。你觉得民企现在哪些方面需要政府的帮助？
邱建林：浙江的民营企业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当初家庭作坊式的小打小闹了，企业所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需要政府能够主动“让利于民”帮助民营企业，不要出现“国进民退”的情况。目前民企最需要的并不是政府直接投钱给自己，而是希望在政策上能够给民企多打开一些发展空间，比如说放开一些民企原来无法涉足的行业，帮助民间资本找到出口。
李如成：4万亿投资在非常时期稳住了中国经济，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在一些本来就该放开的行业，要谨防对民间投资造成“挤出效应”，毕竟国有资本的投资效率未必是最高的。
记者：说到民间资本，最近有媒体报道，2009年欧美主要奢侈品市场将衰退20%，但中国是唯一奢侈品市场正增长的市场。对于这一现象怎么评价？
南存辉：因为有钱人看不到投资的方向，所以只好去买奢侈品。温州人不太会浪费太多的钱在物质消费上，如果有机会赚钱，他们宁愿把钱放到能“生”钱的地方。所以说，奢侈品市场繁荣的现象，我感觉反而是一种负面的表现。
当务之急，我认为国家应该开放一些领域，让民间资本有机会进入，带动民间资本的投入，才能让中国经济“实”火而不是“虚”火。
记者：关于这一点，国家发改委近期就提出了一份旨在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的《20条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允许和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电信、金融、城市水务等垄断性、公益性领域，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融资和信贷支持力度和信用担保，明确支持和引导民营企业进入科教文卫等非营利性领域，并支持拓宽民营企业在营利性行业的投资力度等。对于民间投资来说，这应当是一个好的信号。
楼忠福：我年初去北京开会，中央的许多官员给我们打气，关于恢复经济其中有一条清楚的思路，就是“用自己的钱，自己搞自己的”。我当时就猜测，中央应该会将民间资本考虑进去，作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力量，而且民间资本实际上也拥有这样的实力，但需要政策上做好引导。
李如成：要引导民间投资，政府不可能拿钱去买订单，而需要在政策上进行促进，我想这应该是《20条意见》的作用所在。
海外“抄底”，怎么最划算？
记者：在这一轮的危机中，有不少民企提出“到海外抄底”，认为现在正是欧美经济的低谷，很多不错的品牌、企业，他们的价格水分基本挤压干净，这时候出手比较划算。包括近期温州商人对皮尔·卡丹在中国市场业务的收购，浙江民企这么多年来一直处在并购与被并购的峰口浪尖，如何看待目前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
南存辉：并购是一种推进企业发展的行为，如果抓住这个机会，是可以从国外的企业中获得管理、人才上的优势，对于企业来说，可以利用原有品牌的基础上升一个台阶，还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我想提醒的是，并购前你一定要先看清自己的优势在哪里，注意并购后自己的“消化能力”。你对自己的管理能力有把握吗？分析过双方的文化差异了吗？了解当地的劳资关系吗？盲目的并购只会给你带来一个负担，而不是金矿。
我感觉，像目前中国民企到海外抄底，“抄底人才”是最划算、最实际的。我今年就引进了三个博士团队，其中在杭州这批二十多人的海归团队，就是我到美国“抄底”抄来的。
李如成：我们看好今后PE的投资机会，这次也“抄”来了一批金融投资人才，成立了“凯石”投资团队。如果没有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这些人才是不会到我们这里来的。
记者：有许多品牌，被中国的企业收购之后，离开了培育的文化土壤，消费者是否还会认可这个品牌还是原来的品牌？
宗庆后：中国企业对海外的认知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拿这次金融危机来说，谁能想到美国的百年老店纷纷倒下，花旗银行如此不堪一击？欧美企业一直被赞赏如何讲信誉、守信用，但在金融危机面前，信用又何在？
我看重收购品牌的文化价值。如果只收购了一个外壳，没有对文化继承，那么这个品牌的价值就失去了，这样的收购毫无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