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93年8月27日，大邱庄的“老爷子”禹作敏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与禹交情不浅且都在官方挂职中国乡镇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的鲁冠球得知消息后3 天闭门不出，写下反省文章，代表所有同类乡镇企业家宣告与小农意识彻底决裂。在一个转型 新兴的国家里做企业，鲁冠球之所以屹立潮头30年不倒，从他一出道就显示出的极大政治智慧不无关系。
彼时，乡镇企业在经历了火红的创业年代之后，也的确站在了向上突破的历史节点上。
分配变法：员工共享企业成长
作为后发中国较早崛起的一批企业家，鲁冠球和他的万向身上凝结着太多的政治符号。早年，他是乡镇企业共同富裕的代表；后来，他是企业家参政的典型；当浙江本土的小企业成批长大之时，他是浙商的领头人；在所有权明晰的过程中，他是转制的先行者。这些给鲁冠球领导下的万向带来了大量的注意力、财力和政治资源。
但让鲁冠球真正赢得尊敬的，是他的分配原则。这也是鲁可以被称为红色企业家的真正原因。
计划经济下平均主义分配导致国家经济的停滞和倒退，而转向市场经济后，高度决定于资本和产权所有者的分配逻辑，又使得弱势的劳动阶层处于绝对的不利地位。因此当改革结束了蜜月的普惠阶段之后，分配不公就成了全社会的公共话题。而在万向，鲁冠球很早就提出了“奋斗十年添个零”的目标，这个现实的中国企业家把企业的共同愿景和员工的分配紧密地结合起来。把一个抽象的企业目标，变成了与员工密切相关的共同前途。
在万向作为一个公司30余年的历程中，头一个10年，万向日利一万元，员工最高年收入一万元；第二个10年数字变成了两个10万元；第三个10 年变成了两个100万元。就在当下，万向已经开始了他们所谓的第四个奋斗期，即日创利润1000万元，员工最高年收入过千万元。
民营红色企业家
几乎每一任浙江省委书记到任后都要去万向集团视察。这是一种代表性的动作，因为民营经济占到了浙江经济的大半壁江山，正是因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浙江才数十年来无就业之虞，无经济放缓之忧。而去万向，就意味着浙江省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支持不变。一级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态度，就通过这一个个细微的动作反映了出来。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中国，鲁冠球的万向屹立不倒，是中国民企的象征。
而热心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鲁冠球也确实承担着这个功能。由于有了完善的用人机制和稳健的经营策略，鲁冠球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以民企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在社会公众面前。不同于第二代和第三代民营经济企业家着眼于个人成功和企业常青的言论，鲁冠球显然更着力于民企的整体形象。他著书立言，在每一次政府动向后面，都代表民企发言。就算宏观调控到来之时，他都在对媒体说，宏观调控对民企是有利的。
民企实践者身份与民企代言人角色错位的这种尴尬，正是鲁冠球试图成为红色企业家的命门。不过，在人们对鲁的小小言论有所非议的时候，却不得不同时对万向的经营实绩和鲁冠球的大局意识肃然起敬。四十年来，就万向公司而言在专业化——万向节制造和多元化——包括酒店、饮料业、远洋渔业的尝试中，万向屡有所获；而他个人的创业经历和关于民企的言论，更是成为浙江范围内年轻人创业的榜样。由于媒体的传播和政府的支持，鲁事实上已经成为浙江省和整个中国的一个定型角色——红色企业家。在民营经济政治经济地位逐步稳固的过程中，鲁冠球的社会功能也许远大于他经营万向的实绩。
1993年8月27日，大邱庄的“老爷子”禹作敏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与禹交情不浅且都在官方挂职中国乡镇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的鲁冠球得知消息后3 天闭门不出，写下反省文章，代表所有同类乡镇企业家宣告与小农意识彻底决裂。在一个转型 新兴的国家里做企业，鲁冠球之所以屹立潮头30年不倒，从他一出道就显示出的极大政治智慧不无关系。
彼时，乡镇企业在经历了火红的创业年代之后，也的确站在了向上突破的历史节点上。
分配变法：员工共享企业成长
作为后发中国较早崛起的一批企业家，鲁冠球和他的万向身上凝结着太多的政治符号。早年，他是乡镇企业共同富裕的代表；后来，他是企业家参政的典型；当浙江本土的小企业成批长大之时，他是浙商的领头人；在所有权明晰的过程中，他是转制的先行者。这些给鲁冠球领导下的万向带来了大量的注意力、财力和政治资源。
但让鲁冠球真正赢得尊敬的，是他的分配原则。这也是鲁可以被称为红色企业家的真正原因。
计划经济下平均主义分配导致国家经济的停滞和倒退，而转向市场经济后，高度决定于资本和产权所有者的分配逻辑，又使得弱势的劳动阶层处于绝对的不利地位。因此当改革结束了蜜月的普惠阶段之后，分配不公就成了全社会的公共话题。而在万向，鲁冠球很早就提出了“奋斗十年添个零”的目标，这个现实的中国企业家把企业的共同愿景和员工的分配紧密地结合起来。把一个抽象的企业目标，变成了与员工密切相关的共同前途。
在万向作为一个公司30余年的历程中，头一个10年，万向日利一万元，员工最高年收入一万元；第二个10年数字变成了两个10万元；第三个10 年变成了两个100万元。就在当下，万向已经开始了他们所谓的第四个奋斗期，即日创利润1000万元，员工最高年收入过千万元。
民营红色企业家
几乎每一任浙江省委书记到任后都要去万向集团视察。这是一种代表性的动作，因为民营经济占到了浙江经济的大半壁江山，正是因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浙江才数十年来无就业之虞，无经济放缓之忧。而去万向，就意味着浙江省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支持不变。一级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态度，就通过这一个个细微的动作反映了出来。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中国，鲁冠球的万向屹立不倒，是中国民企的象征。
而热心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鲁冠球也确实承担着这个功能。由于有了完善的用人机制和稳健的经营策略，鲁冠球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以民企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在社会公众面前。不同于第二代和第三代民营经济企业家着眼于个人成功和企业常青的言论，鲁冠球显然更着力于民企的整体形象。他著书立言，在每一次政府动向后面，都代表民企发言。就算宏观调控到来之时，他都在对媒体说，宏观调控对民企是有利的。
民企实践者身份与民企代言人角色错位的这种尴尬，正是鲁冠球试图成为红色企业家的命门。不过，在人们对鲁的小小言论有所非议的时候，却不得不同时对万向的经营实绩和鲁冠球的大局意识肃然起敬。四十年来，就万向公司而言在专业化——万向节制造和多元化——包括酒店、饮料业、远洋渔业的尝试中，万向屡有所获；而他个人的创业经历和关于民企的言论，更是成为浙江范围内年轻人创业的榜样。由于媒体的传播和政府的支持，鲁事实上已经成为浙江省和整个中国的一个定型角色——红色企业家。在民营经济政治经济地位逐步稳固的过程中，鲁冠球的社会功能也许远大于他经营万向的实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