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笔者前段时间生活在英国，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空气的清洁，伦敦的PM2.5大概是20。但是60年前伦敦可不这样，1952年的大烟雾，造成4000多人死亡，当时伦敦的交通和生活，出现极端混乱的状态。就在这次事故后，英国政府反思发展方式，认真治理环境，为摘掉伦敦长期的“雾都”帽子，展开了一系列治理空气污染的行动，包括1956年推行《空气清净法案》，以及其他清洁生产的法律。英国的治污大约用了10年时间，终于比较彻底地消灭了雾霾。
提起伦敦和英国的这个案例，是想说明，要治理中国目前严重的雾霾，必须有果断的决心和坚定的行动，三心二意是不行的。1952年伦敦的人口大约500万，如果中国发生当年伦敦的烟雾事件，以今日中国的人口及污染规模，所付出的代价将不只10倍以上。所以，对中国的雾霾问题，绝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一个一般的空气污染问题。它其实关乎每个人的健康与生命，关乎国家形象与政治认同，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故而不应、不可轻视。
从这个角度看，国务院近期召开常务会议聚焦雾霾，研究部署大气污染防治，可谓非常必要。会议要求以雾霾频发的特大城市和区域为重点，以PM2.5和PM10治理为突破口，抓住能源结构、尾气排放和扬尘等关键环节，不断推出远近结合，有利于标本兼治、带动全局的配套政策措施，在大气污染防治上下大力、出真招、见实效，努力实现重点区域空气质量逐步好转，消除人民群众“心肺之患”，体现了一个负责任政府治理大气污染之决心。
持续的大面积的雾霾已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的重大问题，并带来了重大损害，但目前我们尚未找到一个有效的治理模式，大气污染及由此引发的生态和环境的恶化还在继续。原因首先在于，尽管生态文明的理念已经提出，并且在政策层面也有了一些约束措施，但整个政绩的考核体系并未扭转过来，追求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仍然是地方政府发展的根本动力；其次也是因为，中国的发展阶段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即重化工业阶段，工业污染客观上会有所加重，虽然我们采取了很多保护环境的措施，但这些措施并未得到有效落实，再加上整个社会尚未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即还做不到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所以，环境污染很可能会继续不减反增。
问题是，民众的环境意识和环境权益要求比过去大为提高，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已经与此种发展观和模式形成了冲突，如果雾霾治理迟迟不见效果，很多人就会选择用脚投票或者酿成环境群体事件。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移民潮，一些富人和精英都在忙着移民或准备移民。虽然移民成因复杂，但污染严重、环境恶化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而且越来越在富人和中产阶层的移民考量中占据主要成分。可以讲，改革开放假如因雾霾问题而导致很多富人和精英移民，实在有些得不偿失。
所以，对雾霾的危害要有高度体认。不过，另一方面，对大气污染治理的艰巨性也要有清醒估计。若说英国治污用时10年就见成效，以中国大气污染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形成原因之复杂，我们要比较彻底地治理大气污染，时间肯定比英国长得多。对此，也要有心理预期，切不可幻想并要求政府在短时间内就把污染治理好。
当然，治污的艰巨性不应成为政府放慢治污行动的借口，只有扎实的行动才能赢得人们对治污的信心。故在治污上，光有决心是不够的，像北京市市长和河北省省长前不久表态“提头来见”及“就地免职”固值得赞赏，但还须施之以科学周到的治污措施。国务院常务会议为此提出了三条措施，一是加快调整能源结构；二是发挥价格、税收、补贴等的激励和导向作用；三是落实各方责任，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责任考核。
这其实需要改变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决策模式和管理方式，政府必须做到决策的透明化和阳光化，建立起公众参与机制，并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同时，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此外，还应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等各种制度。
在此，应强调经济和法律手段的作用。降低和治理环境污染，从根本上说，有赖于生产结构的转变、技术进步及人们生活和消费习惯的改变。我们不能老是以资本密集型，污染密集型的重工业部门和产品来拉动经济增长，也不能大手大脚地浪费资源。要促进产业结构转变，提高技术进步的速度，限制富人毫无节制地多占资源和浪费资源，经济尤其是法律手段的采行乃必然。这也是伦敦治霾经验之所在。伦敦所以能在10年内摘掉“雾都”帽子，与其严格的环境立法与环保运动有直接关系。中国要治理好环境污染，也必须向伦敦学习，走严格法律之路。
中国环境污染的恶果正在爆发，要彻底治愈污染，消除人民群众的“心肺之患”，建设“美丽中国”，我们已别无选择，只能迎难而上。
